中国思想通史 第二卷-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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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论，命定论是机械的观点，而“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
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
行为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阶，
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一三九页）。
至于胡适恰巧从王充的命定论思想的弱点上看出了“很精彩的部分”，则又
十足地证明了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和错误的判断经常“在一处的”！
以上我们分析了王充哲学思想中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命定论思想，在
这里我们还须附带说明王充在现实批判上的弱点。
无疑的，王充的思想是汉代最大胆的“异端”，其所批判的对象，大都
是当时王室御用的“正宗”及其分泌物；其所定立的命题，也全部与当时王
室的统治精神根本不相容。但是，当问题一旦迫近于现实性的政治领域时，
王充就依违规避起来，对于“即命”的“令上”，不免束缚于君臣之义的传
统，歌颂功德。我们所指的是下列的事实：
“方今天下太平矣，颂诗乐声可以作未，传（儒）者不知也。？？
臣子当褒君父，？？是故周段三十一，殷颂五，鲁颂四，凡颂四十
篇，诗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当颂明矣。儒者谓汉无圣帝，
洽化未太平。宣汉之篇，论汉已有圣帝，治已太平。恢国之篇，极
论汉德非常（徒）实然，乃在百代之上。？？汉家著书，多上及殷周，
诸子并作，皆翁他事，无褒颂之言，论衡有之。？？高祖以来，著
言非（者）不讲论汉。司马是卿为封禅书，文约不具；司马子长纪黄
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陈乎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
明，汉家功德，颇可观见。今上（章帝）即命，未有褒载，论衡之人，
为此毕精，故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古今圣王不绝，则其符瑞
亦宜累属，符瑞之出，不同于前，或时已有，世无以知，故有讲论，
俗儒好是古而短今，育瑞则渥前而薄后，是应实而定之，汉不为少；
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
之实，斯盖三增九虚所以成也，能圣实娶所以兴也。？？谷熟岁乎，
庸主（原作‘圣王”，拢阑浦Ω摹甙矗┮蛟狄粤⒍手�
期之篇，为汉激发。治有期，乱有时，能以乱为治者优。优者有之：
建初孟年，无妄气至（指兗豫徐三州的牛疫与大旱），？？皇帝执（敦）
德，救备其灾；故顺鼓明零，为汉应变。是故灾变之至，或在圣世，
时旱祸湛，为汉论灾。是故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须颂
篇）
但是，所谓“为汉平说”的并不是王充著书的真实解题，对作篇谓：“凡
造作之过，意其言妄而诽谤也，论衡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
须颂之言，无诽谤之辞，造作如此，可以免于罪矣”，则王充实深怀畏罪戒
惧之心。虽然将批判的著作，自己掩饰成歌颂的著作，有他的苦衷，即企衅
规避统治者的直接压迫，但是这也表现王充之勇于文化批判而怯于政治斗
争。然而必须指出，这是历史的局限，我们不能因他泼有直接的政治斗争的
表现，就否认他的文化斗争的意义。如前所指出，它在实质上依然是一种政
治斗争的表现形式。
我们在本节临结尾，须要特别指出：在历史的限制里所表现出来的王充
思想的弱点，正是旧唯物主义思想的一般特征；而在“异端”思想的批判活
动里所表现出来的王充思想的优点，则是汉代思想界最奇玮的宝藏。古来思
想史上所谓伟大的思想家，只是说他对于思想发展上起了推动的作用，作了
新的贡献，表现了斗争的无畏精神；而不是说他可以完圣不受当时思想的影
响，可以自由脱离时代的限制而完圣和当时盛行的思想绝缘。即以他的逻辑
思想而言，我们仅指出他在当时敢于应用形式逻辑作为反宗教的武器，也承
继了古代思想的优良传统，而不是说他的这部分理论是最高的逻辑学，因为
我们不能超过了古人的时代局限，而非历史主义地苛书古人，妄评是非。因
而，王充的弱点，绝对不能掩蔽了王充的伟大；王充的君臣之义的中世纪思
想的形式，也绝对不能捐毁了王充的阶级斗争的精神。
第九章 两汉经今古文学之争论
第一节 两汉经学的历史意义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之惭趋确立，思想学术也逐渐地庸俗化并疆尸地教条
化起来。统治阶级的有意识的统治政策，更加速这一趋势，以期巩固封建王
朝的统治。秦始皇所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
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确道出了一般统治者的心理。为了永久地统治
人民，他们不但要求法律上的固定形式，而且还要求思想学术上有利于自己
的统一形式。汉高帝就因这个缘故，才接受了陆贾的“逆取顺守，文武并用”
（史记陆贾传）的进说，并采用了叔孙通等御用儒者的礼仪形式。西汉武帝尊
祟儒术，罢黜百家，东汉章帝会诸儒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亲临裁决，
都是显著的例证。他们的用意，实和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并无两
样，所不同者，只是方式较温和，实质更刻毒罢了。学术既然定于一尊，翘
学这成了利禄的捷径，学术的正宗与政权的正统互相利用，搅在一起了。所
以说：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目，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
元始百有余年，传来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
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列传）经学既是“禄利
之路”，遂成竞争之途。它不但在未取得正宗地位之前，与黄老之
间曾有过一番剧烈的斗争（如黄生与辕固生争论汤武是受命抑篡杀
的问题，辕固生对窦太后谓老子书为“家人言万”；都隐然或公然
利用政权的势力去压对方），而且在已经取得正宗地位之后，儒术阵
营里仍不断地在闹内争。所谓“经今古文学之争”，就是其集中的
具体的表现；甚至它的剧烈程度，也不让正宗之对待异端。有些争
取正宗而失败的异端，也并不即归消灭，只是披上了“经学，’的
外衣，以求得一插足的余地，如阴阳五行说之于董仲舒的学说，就
是这种倾向的表现。因此，中世纪的思想学术，决不是单纯的经学。
注疏之学，不仅表现某派的宗主信仰，而且表现某派所特的哲学。
例如：郑康成六艺论说：“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赂，则更表明；
如有不同，即下己意。”（释文引）所谓“已意”，即是注者自己的
见解。
两汉经学虽然有趣今古文学之争论，但都含有多量的宗教因素，这是封
建时代的一般的特征，不独中国为然。我们知道，西洋中世纪从衰灭的旧世
界承继过来的唯一的东西，是基督教。其结果，牧师成为知识教养的独占者，
并且与此同时，一切教育，本质上也带有神学的性质。在牧师手里，政治和
法律，与其他学问一样，不过是神学的体系的一个构成部门罢了，并且也是
依照着神学上所得出的原则来处理的。教会的教义，同时是政治上的公理；
圣经的文句，在无论哪一个法院，都有着法律的效力。试把这样情况和两汉
经学思想比较一下，所谓“以禹贡治河，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皮
锡瑞经学历史），几乎无施不可。甚至从宣帝至章帝，把经学当成国教，“下
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帝亲
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后汉书章帝纪），于是经学
便以所谓“国宪”的形式固定化起来。如果说，两汉正宗思想与西欧的有所
不同，那只是前者挂着经学的招牌，换句话说，它是经师神父化，皇帝教皇
化而已。由此可见，经学形式之所以为帝王服务并不是偶然的；而经学内部
发生那种相互以异教徒来攻齿的斗争，也不是偶然的。
第二节 经今古文学正解
首先，我们应该说明“经”、“经学”、“今文”、“古文”等几个名
词的涵义。
第一，什么叫做“经”？说文：“经，织从（纵）丝也。从系，圣声。”
这是“经”字的原始的意义。后来“无学”的“经”字的意义即从此出。释
名说：“经，经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以“径”训“经”，当
在训“经”为“常”之后，观其末语“可常用也”可知。
关于诗书等古书籍称经的起源，有种种说法：
一、章太炎以为“书籍得名，实冯传竹木而起”，故谓“经者编丝缀属
之称”。他说：
“余以书籍得名，实冯传竹木而起。？？世人以经为常，从传
为转，以论为伦，此皆后儒驯说，非必睹其本真。案经者，编丝缀
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
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
成书，亦编丝缀属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
二、刘申叔引说文所释，以为“古人见经之多文言”，故“假治丝之义
而锡以六经之名”。他说：
“盖经字之义，取象治丝。纵丝为经，横丝为纬；引伸之则为
组织之义。？？六书为上古之书，故经书之文奇偶相生，声韵相协，
以便记诵，而藻绘成章，有参伍错综之观。古人见经之多文言也，
于是假治丝之义而锡以六经之名。即群书之文言者，亦称之为经，
以与鄙祠示异。后世以降，以六经为先王之旧典也，乃训经为‘法’，
又以六经为尽人所共习也，乃训经为‘常’。”（刘申叔遗书经学教
科书第二课）章太炎刘申叔都是经古文学者，但经今文学者如：
三、皮锡瑞则以为：
“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
经，犹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释迦未生，不传七佛之论也。”
（皮锡瑞经学历史）而六艺之所以被尊为大经，乃因孔子的删定：
“春秋，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亦如晋乘、楚檮
机，止为记事之书而已。？？春秋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
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同上）至于一经孔子删定便成为经，
其原因在于：
“孔于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
经，以教万世。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君者，必
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后之
为十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谓‘君子修之吉，
小人悖之凶’。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同上）
四、史学家章学诚则承认“六经皆史”，以为“因传而有比之名”：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
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
“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且、
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
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
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
子而立父之号矣。”（文史通义经解上）
由上引诸说概括起来，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概念：（一）经这个名词原起
子丝织时用以称纵丝，说文的定义，正得其解。（二）古书用竹木简写定，编
缀成册，必用丝书（所谓“草编”）；因丝书之于书籍，恰像丝丝之于布帛，
没有它，纬和简便无所附丽，故古书也取得“经”名（章太炎说）。（三）古老
学在官府，春秋本是鲁史，故用“二尺四寸”的是筒，“传”“论”发生于
“学术下庶人”之后，为了使用方便，尺寸都比官书缩短。至谓传、论用知
简以示谦遥，则为“尊经”以后的思想。所谓“因傅而有经之名”的说法，
未必合于史实。因为战国末期已有“经”和“说”（墨子）或“经”和“解”（管
子）之对待名词，大抵先有经而后有传，甚或同时写定，例如韩非子内外储说
之提纲部分名经，申说部分为传。可见先秦已经有这种体裁，并不是到了传
记盛行之后才生起的。
经的起原虽在战国之季，但经被尊崇，则在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以后。所
以，同谓之经，其实际的意义是彼此不同的。换句话说，经学形式的固定是
从汉代开始的，它一直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学术的支配形式。正因为耙经的地
位抬得高了，后来便由五经增至七经九经，又由九经增至十三经，把本来是
“论”、“传”、“子”的东西都拉进去了。这是后话。在两汉闹经今古文
学之争的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