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二卷-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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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以反击正宗人物所说的“变异妖怪”的谬诬理论！我们以为，在王充头
上扣上一顶“中小地主阶级”的帽子，既不符合事实，也不是正确的理论分
析。
第二，关于王充的学历，本传与自纪篇说法不同。据本传来看：“充少
孤，？？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
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
乡里，屏居教授。”似此，既“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则王充为儒家（经古
文家）出身的思想家。且后汉书（卷七０上）班固传注引谢承书云，“固年十三
（按固少充五岁，此时充年十八），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见必记汉
事！’”意林引抱朴子云：“王仲任抚班固背曰：‘此见必为天下知名！’”
此与本传“师事状风班彪”之说，亦正印合。再据自纪篇来看：“充？？为
小儿，？？不好狎侮；？？诵奇之。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充
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
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似此，王充并未自认为班彪的学生，且前引“或
啁之曰”云云，也对于“未尝履墨涂出儒门”的世俗非难，未有反证，益知
王充不以儒家自居，不承诅曾经“师事班彪”。尤应注意者：论衡全书，甚
少称引班氏的史学；反之，对于班彪所指为“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
（后汉书卷七０上本传）的司马迁的史学，则多所称誉，具见赵奇案书对作诸
篇，学者可自参证。然则，本传与自纪的这一矛盾，究宜如何处理呢？关于
此事，我们认为，都是事实，其矛盾即在于事实本身。茲更分别说明于下：
一、王充之帅事班彪，不但见于纪载，为历代学人所共信，即就思想上
来看，王充也多少保留着班彪的影响。此可由治期篇与王命论的比较而证明，
茲各摘其论题二则并整齐其程序，表比之如下：
班彪的王命论王充的治期篇
（一）“夫饿馑流隶，？？亦有命也。” （一）“案谷成败，自有年岁；年岁水
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
（二）“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游
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
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也。？？英雄诚知觉悟，？？距逐鹿
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
几，？？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
终矣。”
（二）“人皆知富饶居安乐者命禄厚，
而不知国安治化行者历数吉也。故世
治非圣贤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
当衰乱，圣贤不能盛，时当治，恶人
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
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置之君，明明
之政，无能损益。”
从这样两相契合的国命论看来，他们有师承关系，殊为明显。
二、王充的晚年自纪，未提“师事班彪”，此中心有其故，例如，“受
论语尚书，日讽千字”，明言其学于儒；但接着却说，“经明德就，谢师而
专门，援笔而众奇”，则又自人其离于儒；其“专门”之学，反成于“谢师”
之后，其据“专门”所学而援笔，必有“众流百家”的遗绪，以至于“众奇”，
“奇”者惊异之义，则具专门之学必有背于儒学或师说。且就“谢师”二字
推衍，此中或有一幕“谢本师”的悲剧。淮南子（卷二一）要略篇对于儒墨关
系周题曾说：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木；以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
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我们以为王充之师事儒家班彪，也有与墨子相类似的经历。并且青年时
代的王充（据黄晖王充年谱，充师事班彪“必在具二十一三四以后，二十七八
以前”），对于班彪，从信徒而来，以叛徒而去，：在背师的初期，似有一段
京师流亡之苦。本传于“师事扶风班彪”之下，接叙其“家贫无书，常游洛
阳市肆，阅所卖书”，当系暗指此事。果然，则王充自纪篇故略此事，当出
于“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巨人之志”（自纪篇语）的修养与抱
鱼。
三、王充虽曾一度学于儒，而其“专门”之学则又不在于儒，而在于其
自学所得。此事与王充以微贱身份而反抗豪家的态度有必然的关系。这就是
说，由于他的微贱身份的反抗态度，一方面为显达之士所“啁”，同时他对
于显达的“正宗”思想本具有不相容的阶级立场；又由于他终身微贱，被排
斥在“正宗”的樊篱以外，成了统治阶级侮蔑的“妖怪”，反而使他摆脱儒
学的桎梏，从思想上得到了解放。所谓“士贵才而慎兴，不因高据从显达”
的坎坷自负，与其能以“好博览而不守章句”，“遂通众流百家之言”，实
有上下对应的关联。这就导出他的唯物主义的理验根源。
第三，王充的生平行事，可以终身潦倒、终身战斗八字概括之。所谓终
身潦倒，例如：（一）青年时代，流落京师，“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
所卖书”；（二）壮年从后，“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本传），
“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五官功曹行事；
人州，为从事。？？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数仕不偶，而
徒著书自纪”（自纪篇）；（三）老年时代，“以元和三年（年六十岁），徒家辟
难，指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人为治中；？？章和二年，罢州家居。？？
仕路隔绝，志穷无如。？？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同上）。如此坎坷，实在
是异端悲剧的范例！至所谓终身战斗，则可由两方面来证明：
一、著作方面：（一）讥俗节义。自纪篇谓“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
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夫。志俗人之寡思，故闲居
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冀俗人观书而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二）政
务。“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
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同上）（三）养性。“章和
二年，罢州家居。年渐七十，时可悬舆；仕路隔绝，志穷无如。事有否然，
身有利害。发白齿落，日月逾迈；俦偷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
快。历数冉冉，庚辛域（或）际；虽惧终徂，愚犹沛沛（方以智说：“沛沛”即
“沛沛”，“沛”与“迈”近），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同上）（四）论衡。
“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
绝庆弔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
同异，正时俗嫌疑。”（本传）“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
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显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
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
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对作篇）这样看来，讥俗是对
俗人的战斗或对社会的批判，政务是对人君的政治批判，养性是战斗生活的
晚年自我检讨，论衡是对于唯心主义和有神论的战斗或思想批判；总之，王
充著作，都是战斗的结晶。前三书皆已不传。单就论衡来看，问孔、刺孟、
非韩是对于古书及古代思想的批判，书虚、道虚、语增、儒增、艺增、对作
是对于当时伪书的批判，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雷虚是对
于纬书里天人感应说的批判，寒温、谴告、变动、抬致是对于当时俗儒天人
感应说的批判，讲瑞、指瑞、是应是对于祥瑞思想的批判，死伪、纪妖、订
鬼、四讳、？？时、讥日、卜筮、难岁、诘术是对于当时一般社会迷信的批判。
并且论衡八十五篇，从明帝永平二年（充三十三岁）著起至章帝元和二年（充五
十九岁）尚在改定旧稿，和帝永元元年始续完讲瑞篇，同二年（充六十四岁）
始成自纪篇，前后历时凡三十余年，可见王充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之历久不
懈，老而未衰。
二、思想方面：在汉代的“异端”思想里，除了司马迁父子扬道而抑儒
以外，其余各家，多未能逃出儒家的约束，如前所述，郑兴、尹敏与桓谭等
人，都是经古文学家。正因如此，故他们的思想的战斗性就未能十分贯徹。
且在司马迁父子时代，王朝的思想统制刚行开始，“论学术则祟黄老而薄五
经”尚非严重，在王充时代，思想统制政策已达百年从上，他居然敢于“试
依道家”来批判“儒家不知推夫妇之道，从论天地之性”，居然敢于以“虽
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为公开的战斗立场（见自然篇），其魄力之大，殊
湛惊人！西汉以来的儒学“正宗”地位，遭受了王充的批判以后，虽然在形
式上尚能维持其统治地位，而实质上已经起了根本的动摇，所以到了魏晋时
代，老庄思想便压倒了儒家学说。此一思想史上的大变化，诚与普列哈诺夫
所分析的“敌对王朝的心理的反对命题的作用”及东汉安帝从降农民战争的
冲击不可分说，而思想上的前导，则不能不溯之于王充的批判活动。
明白了王充思想的社会根源和理论根源，他的思想属于什么学派的问题
也就易于解决。
四库总目把论衡列入“子部”的“杂家类”，显然错认了王充，因为所
谓“杂家者流”，乃是折衷主义的学派，而王充的思想则有其唯物主义一元
论的世界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唯物主义的知识论与逻辑学，首尾相应，体
系并然，绝不能纳诸“杂家类”。
有人以王充之学仅出于经古文学派，而经古文乃是儒家之一支。这也是
片面的看法。王充明说其学“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故以王充为儒家
也同样错误。
王充虽非“杂家”，而却“通众流百家之言”，“杂”与“通”异，“杂”
为混合，而“通”为融合。王充虽非经古文家而却与经古文家有渊源关系，
前述他承惜桓谭，师事班彪，皆其明证；但“承借”于某或“师事”于某均
不足以定其学派性，所以墨子受儒者之业，学孔子之术，而墨子思想非儒家
学派，马克思承借于黑格尔与费尔巴哈，而马克思既非黑格尔学派，也非费
尔巴哈学派。
王充思想虽属于道家，而却与先秦的老庄思想有严格的区别：其一，先
秦的老庄思想是形而上的唯心主义，而王充的道家之义则是形而下的唯物主
义；其二，先秦的老子思想是“有见于诎无见于信”的卑屈思想，而王充的
“道家主义”则是积极的战斗思想；其三，先秦的庄子思想是“蔽于夭而不
知人”的超世观念与“泯是非，齐物类”的不可知论，而王充的“道家主义”
则是“引物事以验其言行”的反“自然之说”的主验能动（“虽自然亦有为辅
助”）思想与“订其真伪，辨其虚实”的认识观点。
总之，王充的思想来源是复杂的，他善于吸取古代思想的优良传统，善
于利用传统的思想材料而加以新的修钉，因而他虽然承借了过去的学派，但
能独立成一家之言。
王充虽是汉代的道家思想的主张者，而却与汉初王朝所标榜的“黄老之
学”及西汉末叶以降民间流行的“道教”，均不相同。前者是对于逐鹿群雄
及民间战乱生活的一种麻醉剂，同时由于“无为”的放任主义，也是一种战
后恢复人口（劳动力）的方案；后者则是农民战争的宗教形式的反抗旗帜。王
充的道家思想，由于与反谶纬的无神论思想相结合，是东汉“正宗”的反对
命题；由于从理论上反对了“正宗”，揭穿了”正宗”的“是反为非、虚转
为实”的颠倒欺骗作用，这种思想自然是一种战斗的变革的“异端”思想，
但正因其无神论的反宗教的特质，遂不能成为直接的农民战争旗帜，只是由
于反对“正宗”而在客观上效力于农民战争。
王充思想的学派性问题，还可以和王充对古代各派思想与当时各派的思
想的批判联结起来考察。这样也许可以使这一问题更明确起来。
首先，王充对古代的思想流派，大都有所批判：
一、关于古代儒家，如孔子、孟子、荀子，都有批判。
（一）关于孔子部分。论衡称引孔孟者凡四百四十余处（见熊伯龙无何
集），可见王充并非根本反孔。但孔子是谶纬“正宗”所神化的思想偶象，为
了反对“正宗”遂不得不将孔子列入批判对象；问孔篇之作，义即在此。此
篇对孔子问难凡十六发，大都揭露孔子之言“上下多相莲，其文前后多相伐”，
并斥“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
问。”且宣称为了“证定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