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话说北京 郭德纲 著-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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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药方拿过来了，这哥哥一看，差点气死。先甭说药，先说头里脉案写着：“产后失调，淤血不净。”人家是大姑娘，他愣说产后失调，气得大哥不敢骂街！一骂街，回头妹妹一问，一说非气坏了不可。
这位太太直催：“抓药去！”
“哎！抓去。”
出来，没法抓呀！花钱多少不提，这药不治那病，在街上转半天，买了点黄花儿冰糖渣儿，回来了。
进门：“那屋大妈说了先不用吃药，回头吃错了更坏。先拿这熬点水，搬搬汗，好了就好了，不行上医院。”
黄花儿冰糖渣儿熬一大碗，让妹妹喝，妹妹喝完了，盖俩被窝，又压上一件大衣，俩多钟头出了一身汗，妹妹好了。
这天星期日，大哥不上班，说：“咱得教训教训这先生。”
告诉妹妹：“你上对过大妈那呆会去，不叫你别出来！”又告诉太太：“那天谁请的先生，还请来。我呀，躺床上，让他给我诊脉。把脑袋盖上，别掀开，他问，就说怕冷，昨天吃一服药见轻，求您再瞧瞧。”
妹妹出去了，一会儿先生也来了。进门一看，还是那个人，炕上还是那小孩儿。
“天冷，不让掀开。”
“不要紧。见轻吗？”
“见轻。”
“行。”
坐下了，皮包放好，把大哥手拉出来诊脉。倒霉，这大哥在银行上班，没干过累活，这手伸出来细皮白肉，看不出女的男的！
这诊着脉，还理胡子：“好！略见好转，往下打一打，淤血还是不净。”
这位大哥听到这儿，从被窝里蹦出来，啪！给先生一个大嘴巴！
这先生一躲没躲开，把鼻子打破了。
“哎，你怎么打人哪？”
“打人？打一打嘛，淤血不净！”
北京话剧
评书和相声是观众朋友们喜闻乐见的两种形式。评书由一名演员表演，谈古论今，述说历史。相声分很多形式：一个人说的叫单口相声，两人说的是对口相声，三五个人说的是群口相声，十几个人的是化妆相声，二三十个人的是相声剧，七八百人，那是——听相声的！也没有七八百人一块说相声的，那成相声大合唱了！
艺术表演必须得精练，过去有句话叫“说书的嘴，唱戏的腿”。怎么讲呢？评书演员嘴快，戏曲演员腿快。说书的嘴快，一拍醒木“春去冬来”，四个字儿，半年过去了。唱戏的腿快，甭管这地方离这几万里，几个人连台上一转弯，就算到了。
京戏里有一出戏《反云南》，一员大将带四个龙套，大将一传令：“众将官！兵发云南去者！”唢呐一吹，四个龙套围着台转一圈儿，四人不动了，这大将还问呢：“我军为何不行？”
废话！再行掉台底下了。
这儿一回禀：“兵至云南。”
哎，到了。快不快？可又回来了，就得这么快，不这么快，戏没法唱了，戏真实也不怎么真实，演到这个地方，没法真实。
这员大将一传令：“众将官，兵发云南去者！”四个龙套一举旗：“哦——”跟台上大将唏噜呼噜都进后台了，到后台把行头一脱，行李卷一打，奔火车站买票，上云南了。这么演真实，可听戏的受得了吗？坐了半天，不见人出来。
这位问那位：“老王，这戏还演不演？”
“不知道哇！”
正纳闷呢，剧场服务员来了，二位一想，问问他：“同志，戏散了吗？”
“没散。”
“没散，怎么半天不见人啊？”
这服务员还给解释哪：“啊，您没听明白吗？兵发云南去者——他们都上云南了！”
“啊，真去啦？”
“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演员演戏真实。”
“他真实了，我们怎么办呢？”
“那看你们几位想听不想听了，要是不想听，就回家睡觉去；要是想听，也好办，跟他们一块上火车站买票，也上云南吧！”
嘿！不像话！
所以说，戏曲表演、曲艺表演必须有它的虚拟性。但是，有一种艺术形式却强调了它的真实性，这就是话剧。
北京的话剧，大约得追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沦陷时北京话剧活动比较频繁的时期。当时话剧还没有形成职业，是靠热爱话剧艺术，并把它当作终身为之奋斗的事来而献身的青年们，满腔热忱地推动着话剧的多次演出，为使北京同胞观赏自己的戏剧而努力。
1938年夏天，由蔡方、马进等从事话剧的青年率先在北京成立了业余话剧团体，定名为“北京剧社”，为活跃北京话剧活动奠定了基础。
北京剧社于7月23日公演《干吗》，标志着话剧活动的起点。剧社的社员是在校学习的大学生和一般职业青年，都是热爱话剧的年轻人。
北京剧社自1938年成立至1945年停止活动的七年间共演出《干吗》、《雷雨》、《日出》、《原野》、《茶花女》、《北京人》等剧目，当时，聚集了许多有志话剧事业的青年，如石挥、马进、杨师香、侯景夫、陈光、舒润华等许多人。除谢世的以外，现在他们都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许多人仍坚持在戏剧和电影阵地上继续贡献自己晚年的精力。
北京剧社成立之后，有的学校也成立了话剧团，如育英剧团、晨钟剧社等等。由于租赁剧场困难，他们主要在学校演出，对社会上没有多大影响。
北京剧社的每个剧目都精雕细刻，决不轻率演出，所以公演机会不多，不能满足广大观众愿望，因此，顾嘉思、范映、陈光等酝酿再成立一个业余话剧团体，打破北京剧社孤军奋战的局面。1941年11月16日成立了四一剧社，宗旨主要是“推进话剧运动，谋多次的上演”。剧社成立后在北京饭店首次演出了曹禺的《北京人》。观者如潮，没有座位了，最后的一位观众借来一百多把折叠椅，满足了观众的愿望。
1943年，四一剧社与仙宫电影院签订了长期公演话剧的合同，企望由此把业余改变为职业化剧团。天公不作美，第一场演《日出》正赶上大暴雨，剧场停电，仅有的二十多位观众不肯退票，就用蜡烛演出。之后阴云密布半个月，雨下下停停，剧场不愿继续，四一剧社创办小剧院以实现职业化的美好愿望也破灭了。
四一剧社是热爱话剧艺术事业的集体，并没有因职业化受挫而气馁。又排练了大批剧目。1944年，为了开展话剧活动，争取自己的存在，决定约请京剧著名演员演话剧，这个设想得到了李世芳、白玉薇、张玉英的赞同。经过商议共演了三个剧目：李世芳饰演话剧《秋海棠》剧中名旦吴钧，白玉薇饰演《云彩霞》中的京剧女伶云彩霞，张玉英饰演《一代女伶》中的红女伶，此外还约请电影名演员王元龙担任导演，于1945年3月公演，场内座无虚席。
此外，除了北京剧社，四一剧社相继成立了许多业余话剧社，其中成绩显著的是：甲申剧社、晨钟剧社、古城剧社、艺生剧社、北德剧社、北电剧团等。以1944年为例，全年演出的话剧团体十二个，剧目二十三个，共在剧场演出二百五十场以上，被称为“话剧年”。
从1938年北京剧社成立至1945年抗日胜利这七年的时间中，在沦陷区的恶劣环境中，以北京剧社为榜样，所有的业余团体都坚决顶住一切压力，坚决演出名著，形成在政治上不屈，在艺术上严肃的作风，争取了观众，占领了舞台，可说是北京话剧史上光辉的一页。
因为当时话剧演出非常火暴，观众无不先睹为快。一些艺人就改行演话剧，为的多挣几个钱，可是就弄得不伦不类。
这种演出大都在小书馆小剧场，门口立块牌子，写着剧名，有人在那吆喝：“看话剧，看话剧，五分一位，五分一位。”钱倒不贵，有个老头从这路过，“大爷，看话剧吧，五分一位。”
老大爷一想，总听人说话剧，没看过，五分也不贵，看吧，掏五分钱，“里边请——”
进门一看，门口有个桌子，后边坐个人，桌子上有个电铃，里边一个个的座，老大爷坐下了。台上正演着呢，一个少爷向一女的求婚：“啊，亲爱的妹妹，我爱你！”
“铃——”电铃响，“交钱吧老大爷！”“刚才不给了吗？”“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前后台三十多人，您也不在乎，交钱吧！”“多少钱？”“五分钱。”“给你！又要钱！”
接着看，台上那女的说：“哦！亲爱的哥哥，我也爱你！”
“铃——”又响了。“交钱吧老大爷！”“怎么又来了！”“前后台三十多口子，你也不在乎这点钱。”“多少钱？”“一毛。”“又涨了！”“快点吧？老大爷！”“真要命，给！别来了！”
台上接着演：“啊，妹妹你嫁给我吧！”
“铃——”又来了。“老大爷，交钱吧！”“怎么没完了？”“您没看见吗，台上都快结婚了！”“还没结婚我就花两毛了，她要生孩子我得花多少钱？”“快点吧，老大爷。”“给你！”
台上那女的说：“不，我不要嫁给你啊！”
“铃——”好么，又响了，老大爷站起来了，“受不了啦，一会一按铃啊！这得多少钱哪！我看看哪个小子按铃，非打他不可。”站起来往外走。“老大爷，干吗去？”“不看了！”“交一毛钱！”“不看也交钱？”“这句你也听见了。”“好么！给你！”
一掏掏出个两毛来，“找我一毛。”拿一毛钱往外走，“真要命，一会一按铃，不看了，哎，这钱还缺个角儿。不行，我得找他去，一毛钱缺角，花不了。”往回走，“你这钱……”“铃——”“得！这一毛也给你！”心里这气，一边走一边骂，后边过来个骑自行车的，一按铃，“铃——”
“大爷，看车！”
“追这要来了！”
都吓出毛病来了！
可鸪进京
旧社会的北京可以说是黑幕重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的人因生活所迫精神颓废而抽上了大烟，寄希望于幻想。最后的下场是家破人亡，倒卧路旁。有的人沉湎酒色，认为今朝有酒今朝醉，当天和尚撞天钟，结果被酒色淘空了身子，抛下妻儿无人照料。更有的人被饥饿挤上偷窃的道路，沦为可耻的阶下囚。做了小偷的人心理压力很重，每天生活在精神紧张之中。据说小偷每年也就春节放几天假。为什么呢？因为过年的时候偷人家，让人家逢年过节想起来就骂，能挨骂一辈子。再一个，过年时候，人们不是拜年就串门，不得下手。所以他们自己也放自己假了。
今天，我来说一个笑话，讲的是两个小偷在过年的时候偷东西的事。
离着北京永定门外十六里的南苑，有一家财主。老当家的姓锛，叫——锛的木。怎么叫这个名呀？年头太多，传乱了，干脆就叫个鸟名吧！家里有钱，水旱田六百多亩，长短工一百多位。一儿一女。女儿嫁给北京前门外五区警察署长了。儿子十八岁了，名叫“可鸪”。反正都是鸟的名。
这一年正月初二，“锛的木”把小“可鸪”叫到跟前。“儿呀，吃完早饭，我给你穿上你娘给你做的蓝缎子新棉袍子，带上礼服呢的帽头，还给你预备了一头驴，一份褥套，行李，搭在驴背上，上你姐夫那拜年去。到那住几天，看看街上走会的，再上戏园子听听便宜戏，过了节再回来，记住了，告诉你姐夫，让他过了破五之后，派俩警察来，帮咱把债催一催！听明白了不？”“听明白了。”
爷俩一通忙活，牵驴喂驴，打点褥套……。那么，小可鸪的姐夫是警察署长，干吗住他家还带行李？锛的木想了，住姑爷家，人家一定嫌脏嫌土，住店一天被褥钱得花钱，十几里地，小驴一驮，孩子一拉，怎么也省十块八块的。一边收拾，一边说：“小儿呀，你牵驴上了大道，可别大意。不能光看前哪，三五步在看看驴背上的褥套。就是往前走，缰绳也别撒开，道上贼太多了。再一个，见了你姐姐别忘了磕头拜年，好挣点压岁钱。”“行了，你别管了。”嘱咐完了，小可鸪拉着驴走了。
小可鸪真听话，一步一回头，差不多倒背身牵驴啦。就这么着还出事了！
从南苑上了大道，走出八里地，到了大红门。路边有个小酒馆儿，卖个小菜酱肉馄饨什么的，也有酒也有茶。小可鸪慢悠悠地背着身子脸冲驴倒着走。小酒馆儿里靠窗户坐着俩人。谁呀？小偷。一个张三，一个李四。正赶上过年，也就是咱刚才说的小偷放假。
张三、李四商量好了，打算喝点顺心酒，吃点舒坦饭。索性出了永定门，来到大红门酒铺。俩人刚喝了几口，张三往外一看：“四弟，你看，这小子倒牵驴！”李四说：“看这样准是土财主的儿进城串门，这买卖不捡白不捡。”
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