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奇特的一生-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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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　　
　　他建议我通过柳比歇夫创造一个现代科学家的理想典型。计划性达到最大限度，不动不必要的感情，善于从周围环境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同时当然又要高尚正派……　　
　　“……顺便说说，我可以奉告足下，这是理智的结果。意志和理智是两个决定性的因素。如今，必须有钢铁般的意志，和理智配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在学术上取得什么成就。唯理主义者老是挨骂。说实在的，为什么要骂？如果一切都出之于理智，这又有什么不好？理智同道德并不矛盾。恰恰相反。真正的理智历来反对卑鄙和任何下贱的行为。聪明人懂得，归根到底，道德要比不道德有利。”　　
　　他的既天真又聪明的议论，流露出苦闷，流露出一种愿望，想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榜样。他需要一个巴扎洛夫，需要一个合乎理性的理想人物，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这个科学家之所以取得成就，是依靠合理安排、合理计划的生活；他的英勇的、道德高尚的行为是出之于理智而不是出之于感情。　　
　　如今，这个理想人物终于出现了：有这么一个人，才不出众，结果达到了完美的境界，成为一位大科学家、一个出色的人；这都是他自己一手造就，是他自己促成了自己的进步……在这方面，柳比歇夫是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可以说，他是依靠他那最最合理的方法一手造就了自己；他创造了他的方法，他通过他的方法证明，如果把一切才能集中用到一个目标上，可以取得多么多的成就。只要连续多年有系统地、深思熟虑地采用他的方祛，可以超过天才。他的方法似乎使才能提高了。他的方法是远射程的枪炮，是把所有光线集中到一点的凸透镜，是加强器。它是理智的凯歌。　　
　　柳比歇夫按照他那尽善尽美的几何学来安排他的生活，不景一年两年的事了。他的漫长的一生，没有重大的偏差，确认了他的方法的胜利。他在他自己身上做了实验，得到成功。他的一生，是按照理智的法则安排的楷模。他学会了保持稳定的工作精力；他生前最后二十年，做的工作一点不比他青年时代少。他的方法有益于他的身心……不必去介意那些说什么机械性的责难。对理智也好，对心灵也好，机械性并不可怕。精神要去害怕科学和唯理主义，那多害臊！如果真是这样，那不该让机械性同精神发生冲突，而该让奴性的精神同崇高的精神交战。从知识和思维活动中得到丰富的精神，会摆脱机械性的控制奴役……　　
　　由此可见，我满可以向所有那些具有钢铁意志的技术专家，向我的在研究所和设计院工作的朋友们，向一切年轻的副博士和前程似锦的博士们，向一切憧憬着成就以及倾心于科学超人的人，介绍这位了不起的、并非虚构的英雄；他有名有姓有出处，同时又是一个理想人物，取得了最大的有效系数。他所有的数据都一清二楚，创记录的指标项项俱在。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润时又是人为的产物，是自我创造的结果，令人五体投地。　　
　　我的那位朋友其实并不在乎这一切翔实可靠到什么程度，他不大关心我的主人公是否与真实的柳比歇夫一致。与原型有出入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主要的是要通过这个例子来强调主题思想，所谓完全为主题思想服务，就象果戈理那样……　　
　　他这一切，倒是想得相当巧妙，也有说服力，甚至叫我动了心。但活生生的柳比歇夫不让我这样做。我认识的那个柳比歇夫，见过面，谈过话，根据日记的记载，谈过“一小时三十五分”和“一小时五十分”，另外还谈过几次——是这个柳比歇夫不让我这样做……　　　　
第十章　本章由柳比歇夫亲自定名为《论因子总量》，兼论由此得出的结论　　　　　
　　实际上，一切经过稍有出入。或者说，我列举的事实都是绝对确凿的，但除了这些事实还有其它的事实。它们破坏了画面，有损于结构的严整，有没有必要去考虑它们呢？文学和艺术不得不挑选事实，有的剔除，有的保留。画家画人的肖像，或画正面或画侧面。人的一半总是隐藏在画面的后边。　　
　　书页也是一种平面。我力争做到的，并不是立体，而只是立体感。互相矛盾的事实有损于形象的完美。它们会把铸件成品炸成小碎片；颜料脱离了画，在画布上乱晃荡。　　
　　我要是不认识柳比歇夫，一切都会好办些……　　
　　儿子的死，他伤心了好多年。他那个时朝所有的信札，连篇累牍都在回忆他的儿子，丧子之痛溢于言表，那是一种男子汉的有克制的痛苦，但是久久不能平息。他抓住呆板的生活作息制度，好比在水面上滑行的人紧紧抓住汽艇的线索，一松手，一失去速度，他就会沉到水底。有些时候。他是如此地烦恼苦闷，以致只能机械地记日记，机械地做昆虫标本，机械地填写标签。科学失去了意义。他捱受着寂寞孤独的煎熬，没有任何人同意他的见解；他知道他将证明是对的，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很多时间，需要抓零零一个人跋涉，横越一片沙漠，可是力量不够了。　　
　　他能够叫时间服从他，但不能左右环境。他无非是个凡人，激情、爱、挫折都能叫他分心，连幸福也会影响他的专心致志。　　
　　第二次结婚给他带来了盼望已久的家庭的宁静安谧。婚后不久，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兼老师：　　
　　“……纯粹是家庭中的融融之乐，使我撇下了我往常的生活小天地。您是我的老朋友，我向您坦白，连我的学术兴趣也陡然低落了。亲爱的朋友，别责怪我；过去我有不少罪孽都得到了您的宽宥，这次仍请您原谅吧。这并不是对科学的背叛，而是一个软弱的人度过了严峻的生活，如今来到了草木繁茂的绿洲，流连忘返……”　　
　　坦白，即使是对朋友坦自，也需要精神上的力量。人总不能每天做忏悔。柳比歇夫每天能做到的，仅仅是在他的日记中做记录，然后算出他较弱到什么程度，算出他为幸福付出的代价。在自己的面前做到这样坦率，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的意志来自何处？他从哪儿汲取力量在一条孤独的道路上走下去？他身上那种在风雨飘摇之中屹立不动的精神是怎么形成的？这历来都很奇怪——堂吉诃德们、圣徒们、苦行僧们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人没有明显的或者不明显的动机突然变成了革命者，非要走上斗争的艰苦的道路？有客观情况的作用，有环境的影响，可是也有并且常常有本身的基础，有某种注定了的东西，即古时候称之为命运的那个东西。　　
　　我摘引一段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给伊凡·伊凡诺维奇·施马尔高森的信（一九五四年）：　　
　　“简短地回顾过去，　　
　　以便更好地理解现在　　
　　（论因子总量）　　
　　“……我出于老年人的唠叨，想向您说明我从我祖先父母遗传来的因子总量。　　
　　“您大概不知道，我的父系祖先当时受过相当‘专门’的教育；他们是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农奴，但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丧失蓬勃的朝气，买卖做得很顺手（看样子，他们是交田租的农奴）。所以我完全有理由说，我的染色体中有乐观因子，更确切地说，是乐天因子（这词出自拉丁文gilarus——快乐的意思）。我的曾祖父在尼古拉一世治下死于霍乱。我的祖父阿历克赛·谢尔盖耶维奇在八九岁上，几天内接连死了母亲、父亲和两个姑母，都是得霍乱死的。但乐天因子的作用太强了，亲人落葬时他竟哭不出来；为了装样子，挤出几摘眼泪，只好用洋葱。后来，他不管说起什么往事，甚至是那些伤心事，他都是笑呵呵的。倒不是他这个人心狠，也不是对人们的痛苦麻木不仁；正相反，他这个人最好了，无非是乐天因子在起作用。　　
　　“我的爸爸也是个乐天派，从来不垂头丧气，不管环境多恶劣，他所有的熟人对他的乐天都真心地感到奇怪。我同我的先人相比，我这个后代当然是退化得相当多了。但就连我，在别人眼里，也是个乐观的人。　　
　　“我身上另一种因子，多半是从母系遗传来的，可以叫做争论因子或饶舌因子：爱多嘴多舌，爱抬杠。我母亲娘家姓鲍尔土什金。明摄着，我的祖先得到这个姓不是偶然的。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极爱抬杠；他每次坐火车，总要特地找那些爱争论的人坐在一起——不同他抬杠的人不称他的心。　　
　　“我从先人那里无疑还继承了流浪因子（这个词出自希腊文nomados——游牧的意思），甚至是冒险因子，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诺夫哥罗德省诺夫哥罗德县的人。大家知道，诺夫哥罗德人都是地道的流浪汉……　　
　　“……为了证实这个流派因子，我可以援引以下材料：（1）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年轻时曾逃到米塔瓦去上学，但又被骗回了老家；（2）我的舅舅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在一八七七年俄土战争前夕志愿从军，参加了契尔尼亚夫斯克支队；（3）我的祖父阿历克赛·谢尔盖耶维奇，酷爱出门漫游。因为当时还没有旅游事业，所以他总是漫游圣地，曾先后两次到耶路撒冷。　　
　　“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妻子（她的母亲，娘家也姓柳比歇夫），都一点也不留恋我们的故乡列宁格勒。我们和大多数染色体中没有流浪因子的列宁格勒人不同，并不想在那里定居。　　
　　“应当说，我的祖先身上还有反教条因子。我上面提到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个伏尔泰主义者；他阅读过达尔文和鲍克耳的著作，是个颇富于自由思想的人……我永志不忘的父亲，也不是个教条主义者。他是个虔诚的正教徒，但决没有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按照萨尔蒂阔夫…谢德林的说法，他的信教不是因为怕鬼，而是因为爱上帝。他的上帝和高尔基外祖母的上帝一样，是善和爱的神。每逢过节，他照例上教堂做礼拜，由衷地感受到正教仪式的美。但一碰到机会，例如在国外，他又去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每次途经华沙，他又必定要到犹太教堂去听唱圣诗。　　
　　“我的父亲没有上过多少学，在村子里读的书，过去所谓的‘读私塾’；职业是商人。似乎可以料想到我们家一定是个古板的旧式家庭。没那回事！我很小就同我父亲争论政治问题，争得热火朝天（父亲的政治观点很温和，因为他不希望发生革命），然而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闭上嘴，我大你小！’他在争论中总是把我当作平辈。　　
　　“我可以说，我大概从父系方面还继承了捞因子。我的高祖父阿尔捷米·彼得罗维奇（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代祖先）当初姓札格鲁宾；这个姓纯粹是个富农的姓。我上面说过，他虽然是个农奴，却做着买卖。可是，在我们一族，捞一把的兴趣，表现方式各各不同。我父亲，表现在物质上（他是实业家，积极性肯定不亚于美国人）；在精神上无疑也有所表现：他从小努力自学，对学问十分热中，至死不变。他是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去世的，终年八十六岁。我在物质上捞一把的兴趣低落了。我的父亲当初因此很伤心。有少数几个人很赏识我的办事能力，他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有时候叹着气说：‘唉，要是萨沙能帮我忙就好了，我们能把半个诺夫哥罗德省都买过来。’我选择了科学事业，他是不同意的，但只是在这些个唉声叹气中流露出来。他非但没有阻挠我的事业，还千方百计帮助我。革命后，他自然用不着为我作出的选择遗憾了。精神上捞一把的兴趣，我是全部继承过来了，我努力获取各种各样的、越来越广泛的知识，始终乐而不倦。　　
　　“最后，我的因子总量中肯定还有好心肠因子。我姓柳比歇夫，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最早姓这个姓的，大概是我的曾祖父谢尔盖·阿尔捷米耶维奇。他跟人打招呼，老爱说‘好心肠的老兄’，由此产生了我们的姓。我的父亲心地特别善良，总是把别人看得很好，比他们本来的面目要好，非要到铁证如山，无可怀疑了。他才会相信人家议论那些人的坏话。　　
　　“这便是我的谱系。您可以看出，我的品质得之于我的先人，首先是我永志不忘的父亲，看来也有许多得之于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从小，他就特别喜欢我，虽然总的说来他是不特别宠孩子的。”　　
　　柳比歇夫的自我评价。说明了他在精神方面的标准。说不定，这是他这个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每当科学与精神品质发生冲突，我首先关心的最精神品质。不仅仅是我这样。似乎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伊凡·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