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译_001-第3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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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朝廷和地方的臣属,凡是有功的加以奖赏,有罪的则加以诛杀,没有任何偏袒。法令规章并不繁多,却能做到天下大治。为什么会如此?是因为抓住了治理国家的根本。等到国家行将衰败灭亡之时,文武百官不能选择合适的人才担任,各种禁令愈来愈多,防范措施也愈来愈严密。有功的因碍于条文得不到奖赏,作奸犯罪的却巧妙地利用法律,得以免除诛杀,上下劳苦骚扰,天下反而大乱。为什么会如此?是因为治理国家舍本逐末的缘故。汉灵帝时,州刺史、郡太守贪婪暴虐,如狼似虎,残害人民,无以复加。然而,朝廷却还在严格遵守“三互法”的禁令,以防止官吏结党营私。现在回顾起来,岂不正好是一场笑话,应该深深地引为鉴戒。
'3'封河间王建孙佗为任城王。
'3'封河间王刘建的孙子刘佗为任城王。
'4'夏,四月,郡、国七大水。
'4'夏季,四月,有七个郡、封国发生大水灾。
'5'五月,丁卯,赦天下。
'5'五月丁卯(初一),大赦天下。
'6'延陵园灾。
'6'汉成帝陵园延陵失火。
'7'鲜卑寇幽州。
'7'鲜卑侵犯幽州。
'8'六月,弘农、三辅螟。
'8'六月,弘农郡和三辅地区螟虫成灾。
'9'于王安国攻拘弥,大破之,杀其王。戊已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人众裁千口。
'9'于阗王国国王安国攻打拘弥王国,大破拘弥军。斩杀拘弥王。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分别出兵援救,并帮助拥立拘弥王国送到朝廷当人质的王子定兴为拘弥王国的国王,全国的人口只有一千人。
五年(丙辰、176)
五年(丙辰,公元176年)
'1'夏,四月,癸亥,赦天下。
'1'夏季,四月癸亥(疑误),大赦天下。
'2'益州郡夷反,太守李讨平之。
'2'益州郡夷族起兵反叛,太守李率军前往讨伐,将其平定下去。
'3'大雩。
'3'朝廷举行祈雨祭祀大典。
'4'五月,太尉陈耽罢;以司空许训为太尉。
'4'五月,太尉陈耽被罢免,任命司空许训为太尉。
'5'闰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曰:“夫党人者,或耆年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锢,辱在涂泥。谋反大逆尚蒙赦宥,党人何罪,独不开恕乎!所以灾异屡见,水旱荐臻,皆由于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诏州郡更考党人们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锢,及五属。
'5'闰月,永昌郡太守曹鸾上书说:“所谓党人,有的是老年高德,有的是士大夫中的英俊贤才,都应该辅佐皇室,在陛下左右参与朝廷的重大决策。然而竟被长期禁锢,不许做官,甚至被驱逐到泥泞地带,备受羞辱。犯了谋反大逆的重罪,尚且能蒙陛下的赦免,党人又有什么罪过,独独不能受到宽恕?之所以灾异经常出现,水灾和旱灾接踵而至,原因都由于此。陛下应该赐下恩典,以符合上天的心意。”灵帝看完奏章,勃然大怒,立即下诏,命司隶和益州官府逮捕曹鸾,用囚车押到京都洛阳监禁,严刑拷打而死。于是灵帝又下诏各州、各郡官府,重新调查党人的学生门徒、旧时的部属、父亲、儿子、兄弟,凡是当官的,全都被免职,加以禁锢,不许再做官。这种处分,扩大到包括党人同一家族中五服之内的亲属。
'6'六月,壬戌,以太常南阳刘逸为司空。
'6'六月壬戌(初三),擢升太常南阳郡人刘逸为司空。
'7'秋,七月,太尉许训罢;以光禄勋刘宽为太尉。
'7'秋季,七月,太尉许训被罢免,擢升光禄勋刘宽为太尉。
'8'冬,十月,司徒袁隗罢;十一月,丙戌,以光禄大夫杨赐为司徒。
'8'冬季,十月,司徒袁隗被罢免。十一月丙戌(疑误),擢升光禄大夫杨赐为司徒。
'9'是岁,鲜卑寇幽州。
'9'同年,鲜卑侵犯幽州。
六年(丁巳、177)
六年(丁巳,公元177年)
'1'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1'春季,正月辛丑(十五日),大赦天下。
'2'夏,四月,大旱,七州蝗。
'2'夏季,四月,大旱,有七个州蝗虫成灾。
令三公条奏长吏苛酷贪污者,罢免之。平原相渔阳阳球坐严酷,徵诣廷尉。帝以球前为九江太守讨贼有功,特赦之,拜议郎。
灵帝下诏,命三公分别举奏苛刻酷虐和贪污的地方官员,一律将他们罢免。平原国宰相渔阳郡人阳球被指控为严刑酷罚,征召回京都洛阳,送往廷尉处治罪。灵帝因阳球从前担任九江郡太守时,讨伐盗贼建立过功勋,特别下令将他赦免,任命他为议郎。
'3'鲜卑寇三边。
'3'鲜卑侵犯东、西、北等三边。
'4'市贾小民相聚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诏皆除太子舍人。
'4'京都洛阳有数十名小市民共同聚集到桓帝陵园宣陵,自称是“宣陵孝子”。灵帝下诏,一律将他们任命为太子舍人。
'5'秋,七月,司空刘逸免;以卫尉陈球为司空。
'5'秋季,七月,司空刘逸被免官,擢升卫尉陈球为司空。
'6'初,帝好文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并待制鸿都门下;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置其间,喜陈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亲行郊庙之礼。会诏群臣各陈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气五郊,清庙祭祀、养老辟雍,皆帝者之大业,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数以蕃国疏丧、宫内产生及吏卒小污,废阙不行,忘礼敬之大,任禁忌之书,拘信小故,以亏大典。自今斋制宜如故典,庶答风霆、灾妖之异。又,古者取士必使诸侯岁贡,孝崐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治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奕,非以为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固当志其大者。又,前一切以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臣闻孝文皇帝制丧服三十六日,虽继体之君,父子至亲,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从制,不敢逾越。今虚伪小人,本非骨肉,既无幸私之恩,又无禄仕之实,恻隐之心,义无所依。至有奸轨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载之时,东郡有盗人妻者,亡在孝中,本县追捕,乃伏其辜。虚伪杂秽,难得胜言。太子官属,家搜选令德,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其为不祥,莫与大焉,宜遣归田里,以明诈伪。”书奏,帝乃亲迎气北郊及行辟雍之礼。又诏宣陵孝子为舍人者悉改为丞、尉焉。
'6'起初,灵帝喜好文学创作,自己撰写《皇羲篇》五十章,遴选太学中能创作辞赋的学生,集中到鸿都门下,等待灵帝的诏令。后来,善于起草诏书和擅长书写鸟篆的人,也都加以征召引见,便达到数十人之多。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又引荐了许多没有品行,趋炎附势之徒,夹杂在他们中间。每当灵帝召见时,喜欢说一些民间街头巷尾的琐碎趣事,灵帝非常喜悦,于是不按照通常的次序,往往对他们越级擢升。而灵帝很久没有亲自前往宗庙祭祀祖宗,到郊外祭祀天地。正好遇到灵帝下诏,命朝廷文武百官分别上书陈述施政的要领,于是蔡邕上密封奏章说:“迎接四季节气于五郊,到宗庙去祭祀祖宗,在太学举行养老之礼,都是皇帝的重大事情,受到祖宗们的重视。可是有关官吏却多次借口血缘关系已经非常疏远的王、侯们的丧事,或者皇宫内妇女生小孩,以及吏卒患病或死亡,而停止举行这些大典。结果,忘却了礼敬天地神明和祖宗这一类大事,专门听信那些禁忌之书,拘泥于小事,以致减损和毁坏国家大典。从今以后,一切斋戒制度都应恢复正常,以平息上天震怒和妖异灾变。此外,古代朝廷任用官员,总是命令各国诸侯定期向天子推荐。到汉武帝时期,除了由每郡官府推荐孝廉以外,还遴选贤良、文学等科目的人才,于是著名的大臣不断出现,文官武吏都很兴盛。汉王朝遴选国家官吏,也只不过是通过这几个渠道而已。至于书法、绘画、辞赋,不过是小小的才能,对于匡正国家,治理政事,则无能为力。陛下即位初期,先行涉猎儒家经学,在处理朝廷政事的空暇时间,观看文学作品,不过是用来代替赌博、下棋,当作消遣而已,并不是把它作为教化风俗和遴选人才的标准。然而,太学的学生们竞相贪图名利,写作的人情绪沸腾,其中高雅的,还能引用儒家经书中有益教化的言论;而庸俗的,却通篇是俚语俗话,好象艺人的戏文;有些人甚至抄袭别人的文章,或冒充别人的姓名。我每次在盛化门接受诏书,看到对他们分别等级一一录用,其中一些实在不够格的人,也都追随他们的后面,得到任命或擢升。恩典既已赏赐,难以重新收回更改,准许他们领取俸禄,已是宽宏大量,不能再任命他们做官,或者派遣他们到州郡官府任职。过去,汉宣帝在石渠阁会聚诸儒,汉章帝在白虎观集中经学博士,统一对经书的解释,这是非常美好的大事,周文王、武王的圣王大道,应该遵从去做。倘若是小的才能、小的善行,虽然也有它的价值,但正如孔丘所认为的那样,从长远的观点观察却行不通。所以,正人君子应当追求远大的目标。还有,不久之前,陛下把‘宣陵孝子’一律任命他们为太子舍人。我曾经听说过,汉文帝规定,服丧只需三十六日,即令是继承帝位的皇帝,又是父子至亲,以及身受重恩的三公、九卿等文武大臣,都要克制自己的感情,遵守这项制度,不得超越。而今这批弄虚作假的市井小人,跟先帝并非骨肉之亲,既没有受过先帝的厚恩,又没有享受过官位和俸禄,他们的孝心,从道理上说没有任何依据。甚至有一些为非作歹的人,也乘机混到里面。窦太后的棺柩抬上丧车时,东郡有一位犯通奸罪的逃亡犯混进孝子行列之中,幸而被原籍的县府追查逮捕,他才服罪。象这一类弄虚作假的肮脏行径,难以胜数。皇太子的属官,应该挑选有美德的人士担任,岂能专门录用坟墓旁的凶恶丑陋之徒?这种不吉祥的征兆,没有比它更大的了。应该把他们都遣归故乡,以便辨明诈骗和虚伪的奸佞小人。”奏章呈上去后,于是灵帝亲自到崐北郊举行迎接节气的祭祀,以及前往太学主持典礼。又下诏,凡是“宣陵孝子”被任命为太子舍人的,一律改任县级丞、尉。
'7'护乌桓校尉夏育上言:“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请徵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一冬、二春,必能禽灭。”先是护羌校尉田晏坐事论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请中常侍王甫求得为将。甫因此议遣兵与育并力讨贼,帝乃拜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议于朝堂。蔡邕议曰:“征讨殊类,所由尚矣。然而时有同异,势有可否,故谋有得失,事有成败,不可齐也。夫以世宗神武,将帅良猛,财赋弃实,所括广远,数十年间,官民俱匮,犹有悔焉。况今人财并乏,事劣昔时乎!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昔段良将,习兵善战,有事西羌,犹十余年。今育、晏才策未必过,鲜卑种众不弱曩时,而虚计二载,自许有成,若祸结兵连,岂得中休,当复徵发众人,转运无已,是为耗竭诸夏,并力蛮夷。夫边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国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县盗贼尚不能禁,况此丑虏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书之诟,方之于今,何者为盛?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苟无国内侮之患则可矣,岂与虫之虏校往来之数哉!虽或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