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大学 作者:吴苾雯-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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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政楼出来后，我没有回计算机系，却鬼使神差地去了新闻传播系，还特地去男生宿舍楼里转了一圈，想着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成为这里的一员，我很兴奋很激动。
从此，在计算机系的学习和生活就变得难捱难熬。我焦急地等待着转系的消息。可是两个月过去了，那份申请似乎石沉大海。每天，希望象太阳一样在早晨升起，绝望却如冰凉的蛇在黑夜悄悄来临。这种周而复始的痛苦等待使我无心学习，我就象那个在深夜里等待着另一只鞋落下来的人，提心吊胆、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却久久听不到那只鞋落下的声音。
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又走进了那幢灰色的大楼。我找到了那位老师，他从一摞申请书里找到了我的申请。他说：〃你是跨系换专业，而且是从理科专业到文科专业，这个难度很大，目前还办不了。〃
他的话象一瓢凉水浇在我头上，我没想到，从理科到文科，中间会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也许是见我一脸绝望，他说：〃如果新闻传播系那边同意接收你，学校也许可以再考虑。〃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间办公室的。大楼外，阳光依然明媚，可是我的心却一片灰暗。两个多月的等待和期盼，得到的竟是这样的结果！我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这两三个月来，由于心神不定，由于一心想走，有几门课我都没怎么好好听，如果走不了，我只有硬着头皮学下去，可是这些日子拉下了那么多课，期末考试已越来越近，我能通过期末考试吗？我越想越心烦意乱。
调换专业的路几乎堵死了，但我心里仍残留着一线希望，我希望新闻传播系能接纳我。
那天，我敲开了新闻传播系办公室的门。我向一位看起来是负责人的老师谈了我的爱好和愿望。他听完了我的话后说，转到新闻传播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学文科的，理科学生如果想转进来，必须有证明自己专业基础的作品。
我没有作品。上大学之前，整天埋头于书山题海，根本无暇去做别的。上高中以后，学校每个学期都要发一张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情况登记表让我们填，听说那是高考录取时必须有的资料。第一次填表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填，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参加过社会实践活动。有同学问老师怎么填，老师说：〃随便填〃。从那以后，每一次发表下来，我们就随便填，有的填上给灾区捐献了书本、书包；有的填上去革命老区参观访问；有的填上去报社当小记者，发表了多少篇文章；有的填搞了社会调查，写了什么类型的调查报告。五花八门，填什么的都有，反正没有人来核查。
虽然上高中时，我也曾有感而发地写过几篇散文和随笔，但都没有变成铅字，只能算〃抽屉文学〃。这样的作品是不会算数的。
那天从新闻传播系出来，心里虽然很失望，但不绝望，因为我觉得那扇门并没有彻底向我关死。我决定寒假期间找一家报社实习，突击写几篇作品。
期末考试的结果更让我坚定了调换专业的决心有一门课我是通过补考才及格的。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他哥哥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那是一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报纸。同学跟他哥哥说了我的事，希望他能帮帮我。他哥哥帮我联系了实习的部门。学校放假的当天晚上，我就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带着一种很功利的目的，我在这家报社开始了我的实习生活。
同学的哥哥很热心，他给了我几个能出好稿的采访线索。
那时的北京，已寒风料峭，冰天雪地。白天，我背着包在外面采访，晚上，回到临时租借的小屋又趴在灯下赶稿。虽然很乏很累，但是每天我都很亢奋，那些每天都撞入眼帘的新鲜事，那些不同类型、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人，每天都给我带来一种新的冲击，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兴奋和激动。
春节我没回家，我给家里打电话说在北京实习，却没敢告诉他们实情。爸爸他们以为我是在中关村的某家电脑公司实习，也就没坚持让我回家过年。
春节前后的那段日子，报社的记者休假的休假，探亲的探亲，正需要人干活，我有了更多的采访机会，我还用上了他们的电脑，不用再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写稿了。那段日子，我几乎每天都有一篇稿子见报，有好几篇稿子还上了头条拿了星稿。
直到开学的前一天，我才恋恋不舍地结束实习生活返回学校。这次实习，我带着功利目的而去，但是回来时我知道，我收获的不仅仅是十几篇新闻作品，还有我对这个职业更深的痴迷和热爱。
这十几篇新闻作品成了我进新闻传播系的敲门砖。我终于敲开了那扇我渴慕已久的大门。
因为要向学校交转系费，那是一笔不算少的钱，我这才不得不将调换专业的事向父母禀报。父亲听了后大发雷霆，母亲气得哭了一场，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动摇我的决心。见我去意坚定，父母不得不作了妥协。
新学期开学不久，我成了新闻传播系的学生。
一位失败者的自述：
你问我调换专业为什么没有成？不为别的，就因为没有钱，我拿不出那笔高达一万五千元的转系费。
一万五千块钱对于我的家庭来说，那是种地的父母也许要辛勤劳作20年才能得到的收入。
我家在贵州与四川交界的一个小山村。那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全村没有一块象样点的地，农民就靠在山上种一些象羊拉屎一样东一小块西一小块的挂坡地糊口。人畜用水，要到几里外的水坑一担一担往家挑。买盒火柴、称斤盐也得要走几里山路。说出来，你也许不相信，我们村里的老人有一大半没见过汽车，更别说火车。1996年，电线拉到村里，家里的电灯泡亮起来的时候，有的老人竟吓得往屋外跑。
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走出大山的那一刻，回头眺望山腰上若隐若现的家，我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感情，我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贫困的命运。
我报考大学时，填报的是这所大学的经济法专业，可是录取我的是历史专业。接到录取通知的时候，我只顾为考上大学高兴，并没有想很多。进校后，我才意识到学什么专业太重要了，因为它关系到毕业后的就业，还关系到收入的高低。我听说，一些热门专业不但就业率高，收入也高。象我学的这个历史专业，每年都有一部分学生找不到工作。
我开始暗暗懊悔当初，不该为了能上大学在志愿表上填了〃服从调剂〃。
进校不久，我就开始为毕业后的就业忧心忡忡。因为现在不象过去那样大学生毕业后由国家包分配，工作得自己去找，象我这样学的是冷门专业又毫无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农家子弟，将来能不能找到工作都成问题。我之所以忧心忡忡，是因为，象我这样从贫困家庭走出来的大学生，不但要靠自己的能力在社会立足，同时还肩负着全家人的希望。我的父母、我的弟妹，他们将摆脱贫困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应该让受了一辈子苦的父母过上几天好日子，我应该帮助弟妹们完成学业，争取使他们摆脱受穷的命运。
就在我情绪低落、忧心忡忡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学校出台了一项新政策，允许当年进校的部分新生调换专业。
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福音。我马上就写了一个申请，申请转到经济法专业。我之所以想去念这个专业，除了就业的考虑，它其实是很早以前就藏在我心里的志向，不然当初填报志愿时，我不会将经济法专业填进我的第一志愿。
想学经济法专业，缘于高一那年发生的一件事。
那年，为了供我上学，已经46岁的父亲，跟村里一批年轻人背井离乡到福建打工。那是一家私人企业，他们做的工作是将一张张铁皮压成一个个棱型的产品。父亲没有想到，那冲床有时会变成咬人的老虎。一天下午，事故发生了，那台冲床咬断了父亲两根手指。
发生事故的原因是由那台冲床的质量引起的。可是那家企业的老板，让人将父亲送到医院里包扎了一下后，扔下500元钱便让父亲回家。
父亲跟他说，我的一只手已经残废了，回家也干不了农活，你不能给这一点钱就将我打发了。
那老板冷着脸说：〃手断了，只怪你自己不小心，你要不服，你告我去，到时候，只怕你连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父亲被吓住了，拿了那500块钱就回家了。到了家，那已经发炎的手肿得变了形，后来用了不少草药才消炎止肿。
得知消息，我悲愤难抑，我想，如果我有钱请律师，我一定要去告那个老板，我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
那时，我就想，如果我能考上大学，我要去做一名律师，专为老百姓打官司。所以，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就填上了经济法专业。
由于历史等一些专业面比较窄的专业近两年就业形势不大好，学校适当放宽了调换专业的限制。我的申请被批准了。
申请被批准了，能去学自己理想的专业，本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可是我却愁肠百结。因为我得知，调换专业必须交一笔费用，从历史系转到经济法系的转系费是一万五千元。
一万五千元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进校后，由于我是特困生，学校免了我的学费，生活费和杂费全部靠贷款。我哪里有钱交这笔转系费？
这时候我才知道，虽然学校放宽了调换专业的限制，虽然学校给了想重新选择的学生一次选择的机会，但是只有有钱的学生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只有有钱的学生才能得到重新选择的机会。
我也想过贷款，但是银行规定，贫困生每学年的贷款额度最高不能超过8000元。我也想过去借，向谁借呢？我没有有钱的亲戚，也没有有钱的朋友。
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
后来我知道，因为没有钱而放弃这次机会的人并不只我一人。
庆幸的是，学校为我们又开辟了另外一条路，允许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现在，我在学习本专业课的同时，还选修了几门经济法专业课程，我想争取拿到双学位。
学生进校后想调换专业，学校收取一定的费用，这似乎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仍未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轨道，无论是招生规模，专业设置还是人才培养的规格仍是通过指令性计划调整。学生进校后重新调换专业，这势必会带来部分教育资源的浪费或增加。
但是，允许学生进校后调换专业仍只是一种亡羊补牢的措施。如果羊圈扎得很科学、扎得很牢，如果学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少一些苦涩，少一些无奈，少一些盲目，调换专业的事也许就少了。
要使后来者不因为贫穷而无奈地放弃理想，寄希望于经济的发展，寄希望于真正消灭贫困。
要使后来者不因为茫然无知而错失理想，寄希望于他们不但要有选择的目标，更要有选择的能力。
要使后来者不因为选择的错误而抱憾终生，更寄希望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日臻完善，寄希望于一个真正充满生机和活力、充满人性关怀的教育体制的诞生。（未完待续）
第二章 逃出大学
逃出大学
那是个星期天，上午还一片阳光灿烂，下午却突然刮起了北风。那不知从何而来的风携着沙尘，不到一个时辰就将北京城搅得天昏地暗。
我站在报社4楼办公室的窗前，眼巴巴地盯着报社大门口。见风越刮越大，天色越来越
暗，心里暗暗着急。我和小路约定下午3点钟在报社见面，可是已经3点半钟了，还没见到他的身影。是这场突然而至的大风阻止了他呢，还是他突然变卦了不愿见我？
我正胡思乱想着，见一位年轻人吃力地推着自行车走进了报社大门。从那鹤立鸡群的身影，我一眼就认出是小路。
这是我和小路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在去年8月。
那天，一位朋友从香港来京，晚上约了几位新知旧友在城东的一家酒楼小聚。席间，朋友的一位旧友谈起了她的儿子，说：〃苦熬了十几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可是没读到一半他就跑出来了，连文凭也不要了。他的一个同学，以高分考进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只读了一年也跑出来了。还有我老同学的儿子，在北京上大学，也在闹着要退学。你说，这些年轻人是怎么了？就是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想做自己感兴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