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大学 作者:吴苾雯-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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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专业，但是为了父母，为了弟弟，我必须这样去选择。我对自己说：〃50岁之前我要为家人活着，50岁之后我再为自己活着。〃
我和弟弟的录取通知书几乎同时到达。见弟弟的高考分数比那所农大的录取分数线高出了50多分，我在心里暗暗为弟弟惋惜和伤心，却无可奈何。
拿到录取通知书，我见每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加起来要4000多元，心便一下沉下去了，我知道家里根本就不可能凑齐这笔钱，况且是两个人的学费！
经过考虑，我决定又一次放弃，让弟弟去上学，我外出打工，供他上学。没想到，弟弟也有同样的想法，他说：〃哥，你已经耽误了两年，不能再耽误了，我年纪小，可以明年再考。〃
父母也是同样的意见，他们认为应该让我先走。
可是4000多元的学费、住宿费仍象大山一样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听说我和弟弟考上了大学，亲戚们虽然生活也过得艰难，却仍给我凑了一千多块钱，加上自己家里的几百块钱，一共有了2000多块钱。
还差一千多块钱，到哪里才能弄到这笔钱？没处借，也没东西可卖，因为家里几乎一贫如洗，连件值钱的物件都没有。就在学校规定报到的前几天，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决定将房子和菜地卖掉。
我拼命阻拦，虽然那只是两间草房，但那是一家人遮风避雨的地方啊，况且，姥姥已经80多岁了，我怎么忍心让已经风烛残年的她连个睡觉的窝都没有？菜地如果卖了，一家人吃菜又怎么办？可是父母决心已定，他们说：〃我们不能因为没有钱误了你的前途，那样我们会后悔一辈子。〃
两间草房卖了，菜地也卖了，一共只卖了一千多块钱。
从家里搬出来的那天，我哭了，哭得很伤心，心里满是愧疚。
母亲所在的那所学校，见我一家人无处可去，便借给了我们一间房子。至今，我的父母仍借住在那间狭小的房子里。每想到他们，我的心就会隐隐作痛。
到学校报到的当天，我就开始寻找招聘信息，因为交完了学费和住宿费，我身上只有一百多块钱了，我不能再向家里要钱，我不但必须养活自己，我还要挣钱，为弟弟攒一笔上大学的学费。
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打工，也决不找刷盘子的事，因为这种经历不能写进你的履历表。〃可是，我首先必须生存。为了生存，我找到了一份发送广告的活。星期天，我背着装满广告、沉甸甸的包站在中关村的街上，给路过的行人发送广告，那是一个常遭白眼的活，有时还会遭到呵斥。虽然一天只能挣二、三十块钱，但是我仍坚持做了一段时间，它帮我度过了最初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后来，我又去一家中介公司打工，是给公司的经理做助理，每周两个半天，月工资200多元。在打工、学习的间隙中，我开始学习做软件，一家公司终于看中了我的能力，让我帮他们做网页，活可以拿回来做，按件计酬，这使我有了更多的学习时间。
去年，弟弟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我给他寄去了学费。现在每个月我都给他寄100元生活费。
因为贫困，我在个人爱好和责任之间选择了责任，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从此就放弃了理想。在大学里，我不但是学生话剧团的演员，我还是编剧，我还写散文，写小品，写相声，去年，我写的小品《新编白毛女》在外交学院演出还拿了一等奖。
对于我来说，没有能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专业，确实是一种遗憾，有时我就想，等50岁以后吧，那时候，我也许会放弃所学的专业去专心写作，去实现我当作家的梦想。（未完待续）
专业的壁垒终于裂开了一条缝
专业的壁垒终于裂开了一条缝，但是，只有有钱的人才钻得过去。
中国现代教育的建立，从1901年废止八股文，1904年颁布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1906年废除科举制，创建〃新学DOUBLE
_QUOTATION，总共不到百年的历史，而其中，全盘移植苏联教育模式的历史就长达30余年。
苏联教育模式是一种计划体制下的专才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推崇分门别类的高度专门化的教育，它按照产业部门、行业甚至按照产品设置专门狭窄的学校和系科，这不但造成了学生专业口径狭窄，使所培养的人才缺少通用性和适应性，而且文理分弛，专业之间壁垒森严，还造成了人才技能单一，使教育简单地沦为一种技术教育，而缺少它本应该有的人文内涵。
正如学者杨东平指出的那样，这种教育模式使〃一批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综合大学被改造为文理科或理工科大学，从而削弱了它们作为高等学校的核心的重要地位；模糊了它们作为社会的思想、文化源泉和学术中心的价值、功能；影响了它们发展学术、培养和造就大师的办学宗旨和育人目标。中国大学的塔间被削落了。〃
学校成为一座座〃教育工厂〃，学生则成为流水线上千人一面、缺少个性的产品。
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各个专业之间壁垒森严，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学生转系或跨专业学习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苏联模式越来越暴露出严重弊端，不但不能适应知识技术迅速更新、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而且严重地制约了人的自由发展，个性的自由展开，创造性的自主发挥。
可以说，近十几年来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反思、不断修正、不断抛弃这种苏联教育模式的过程。
而在这场改革中，自由选择专业，自由选修课程，允许专业间、院校间自由流动成为呼声最高，争议也最多的话题。
80年代中后期，远在武汉珞珈山的武汉大学率先实行学分制，允许学生跨学科选修课程。这成为当时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鲜事，也成为当时教育界最有争议的敏感话题。
但是，专业的壁垒还是渐渐裂开了一条缝，专业的鸿沟上渐渐搭起了一座座可以通行的便桥。有些学校开始允许学生跨系、跨专业选修课程；有些学校开始实行双学位制，允许学生在学习一个专业的同时学习一个新的专业。有些学校开始打破壁垒，允许少数学生转系、换专业。这些措施给一些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更广阔的学习空间，更自由的学习环境，给那些有意或无意报错了〃志愿〃的学生，提供了改正〃志愿〃的机会。
但是，面对近40％所学非所爱，希望调换专业的大学生群体，这种改革目前仍是有限的，这种改革的步子仍是迟缓的。在许多大学，专业之间的流动，院校之间的流动仍步履维艰；转系、改换专业仍困难重重。即使是在一些已有松动的学校，受名额限制，因经济原因，大部分有此愿望的学生仍望门兴叹，难以如愿。
去年春天，在绵绵细雨中，一列快速列车将我带到南方一座城市。
这是一座集中了众多高校的城市。此次南行，我将采访重点集中在几所综合性大学，其中，有两所是80年代以后由专科院校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大学。
采访中，我认识了一群〃跳槽〃成功的学生，也认识了一些〃跳槽〃失败的学生。失败者谈起失败的经历，仍耿耿于怀。成功者谈起〃跳槽〃的艰难，仍唏嘘不已。
一位成功者的自述：
谈我转系的事，要追溯到高一那年的暑假。因为进高二就要分文理科，一放暑假，学校就召开了家长会，要求学生在7月20日前将填好的志愿表交给班主任，并要求，志愿表上要有家长的亲笔签名。
家长会是我爸去开的，他的意见是我应该去理科班，理由有三，一是高考录取比例比文科高；二是大学毕业后就业出口宽；三是学文科的都是数理化不好或成绩差的学生，班风肯定不会好。
我妈妈举双手赞成，还补上一句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可是我想去文科班。想去文科班，一是念了10年书，渐渐知道自己的爱好是在文科方面；二是我不喜欢化学，尤其不喜欢物理，数学成绩虽说过得去，但也算不上强项，我的强项是语文和英语。
我想上文科班的理由刚一摆出来，马上就被我爸爸一一驳回。
他说：〃兴趣和爱好是可以培养的，鲁迅当年去日本留学学的是医学，可后来他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是写作。这写作的兴趣，他是后来才有的。你才上高一，怎么就能决定你的兴趣和爱好是文科呢。〃
没办法，我以一比二的绝对劣势败下阵来。尽管心里一千个不愿意，也只好在志愿表上填写了理科班。
志愿表是爸爸亲自送到学校去的。我知道，他是怕我在路上偷改了志愿。
尽管进了理科班，但我对物理和化学仍缺少兴趣，成绩也就可想而知。到了高三，为了不让物理和化学在高考时拉分，我对这两门课也算是下了一番功夫，但是，那不是因兴趣而产生的动力，而是高考指挥棒的压力。
那时，我就想好了要考一所综合性大学。在综合性大学，专业选择的范围会更大些，文理兼收的专业也会多些。因为我已打定主意要学文科，而且想学新闻。
高考填报志愿时，父亲坚持要我报这所大学的计算机专业，说计算机是个热门专业，毕业后如果去软件公司，不但工作稳定，收入也高。
虽然我不喜欢计算机专业，但是我想报考的新闻传播系，那年在我们省只招3名理科生。这让我心里没底，我不知自己面对的竞争对手有多少，更不知道自己成功的机会有多大。如果被淘汰，我也许就失去了被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的机会，而被打到第二批院校。因为我知道，出于一种虚荣的自尊，绝大多数重点大学都拒绝招生第二志愿学生。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听从了父亲的意见。
计算机系录取了我。父亲和母亲皆大欢喜，我却很失落，还有一种怅然若失的遗憾。
开学不久，有人告诉我，学校允许部分学生调换专业。我一下振奋起来，没想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进了学校还有改正志愿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我马上写了一份想调换专业去新闻传播系的申请。写申请之前我没敢告诉父母，因为我知道，如果跟他们讲这件事，他们不但会百分之百反对，也许还会亲自来学校阻拦。我打算先斩后奏。我已经妥协了一次又一次，这一次，我要做一回自己的主人，选择自己想选择的路。对于我来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
我将申请送到系里，系办公室那位戴着眼镜的女老师看了申请，吃惊地问我：〃你想换专业？去新闻传播系？〃
我点点头。
她将申请书又看了看说：〃不少学生想转到计算机系，还从没有学生想从计算机系转出去，你可要想好啊。〃
我又坚定地点点头说：〃想好了。〃
她见我如此坚定，便告诉我，新生跨系调换专业，要由学校统一处理。她让我将申请书交到学校有关部门。
后来我才知道，那位老师说的确实没错，要想从别的专业转到计算机系不但难上加难，所收的转系费要比我去新闻传播系高出一倍多。
我找到学校有关部门。那天，办公室里人很多，大概有七八个学生，都是来打听换专业的事。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老师。他说，学校原则上允许部分新生进校后调换专业，总的比例控制在5％以内，但是具体到各个专业，这种比例要依学生人数、师资力量、教学设施等情况而定，但是最多不能超过5％。
他让我们将申请书留下来，说学校会根据情况考虑我们的申请。
那天，走出那座灰色的大楼，我觉得外面的阳光灿烂极了，我的心情也一如那灿烂的阳光。因为我心里有了一种新的希望，虽然那希望有点渺茫，可是这已足能使我一个多月来的郁闷一扫而光。
从行政楼出来后，我没有回计算机系，却鬼使神差地去了新闻传播系，还特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