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大学 作者:吴苾雯-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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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说的非常准确,我们的大学生活其实是中学生活的延续,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是我们不需每天都面对一板正经地教训我们的老师,不需每天面对那几张每天都是相同的老师的脸,大学里的老师上完课夹着讲义就走了,有的恐怕连他的学生姓甚名谁都知道的不全。
虽然我努力想学一行爱一行,但是我的理智总在排斥那些我不喜欢的、也不感兴趣的课程。由于不喜欢,也就没有学习的热情,书里的文字读起来味同嚼蜡,那些概念、定义更是让人觉得面目可憎。所以,每摊开课本,我要么是不由自主地犯困、昏昏欲睡,要么是手里捧着书,灵魂却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
对我来说,学习成了一种痛苦的事,成了一种折磨。我无比绝望地发现,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仍不能爱上这门专业。
我第一次逃课,是大一下学期。
在这之前,我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认真听课了。因为大一上学期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每次上课,总有一些同学早早地就去了教室,他们提前去不为别的,为的是抢占教室最后一排座位,因为那是与老师距离最远,最不容易被老师关注的地方,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看其他的书或睡觉。
同学中,有人经过长期细心观察和研究得出结论,课堂上,老师重点关注的范围是前三排。他们将前三排称作〃死亡地带〃。虽然〃研究者〃提供不了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根据,但据我细心观察,发现所言极是,老师的目光确实很少落到坐在三排以后的同学身上。
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我也成了一名后排座位的积极争夺者。每次上课,我都提前去教室,进去后就直奔最后一排最偏的一个角落,那是全教室里的最佳位置,因而也是争夺进行得最激烈的地方。如果抢不到最后一排,我就抢倒数第二排,总之,决不悲惨地落入〃死亡地带〃。
躲在老师看不到或习惯不看的角落,我打发着无聊的、漫长的时间,有时看小说,有时戴上耳塞听音乐,有时什么都不干,呆呆地看窗外呆滞不变的风景。
假如我原来的老师和同学在那个争夺后排座位的队伍里发现了我,一定会大跌眼镜,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不应该是一个如此懒惰、如此消沉、如此不思进取的学生。
在抢占后排座位的争夺战中,我和一些竞争对手竟成了朋友。跟他们聊得深了,我发现,这些抢占后排座位、不认真听课的同学大都是因为对这些课不感兴趣,有的是压根儿就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象我一样阴差阳错地进对了大门,却进错了小门。有的是对某一门或某几门课不感兴趣,所以不想听课。
他们中,有一位来自陕西的同学,叫冬冬。冬冬是他在网上的名字。
认识冬冬,是在上大公共课的时候。大公共课在阶梯教室上,听课的除了我们图书馆系,还有其他系的同学。每次上大公共课,总是逃课率最高的时候,因为人多,老师一般不点名,就是点名,请同学代为应答也能蒙混过关,上大课的老师是分辩不出真假李逵的。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逃课的胆量,虽然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每堂课还是会去。那天的课是在下午,知道是上大公共课,抢占后排的同学多,我便提前了十几分钟去教室,当我直奔后排最右边的座位时,发现那里已有人捷足先登了。捷足先登者是一个男生,塞着耳塞正很沉醉地听着音乐。我便退而求次之,在他旁边的位置上坐下,拿出一本书看起来,是刚出炉的、林白的《玻璃虫》。
过了一会,同学陆陆续续都进来了,老师也夹着讲义上了讲台,坐在我旁边的男生仍旁若无人地听着音乐。也许是要倒带,他拔下了耳塞,见我在看书没听课,他悄悄问了一句:〃喂,你是哪个系的?〃
我和冬冬就这样认识了。
冬冬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我羡慕地说:〃你真幸福啊,念中文多好。〃
〃好什么好,好个屁!〃没想到冬冬的脸竟一下涨得通红。
后来我才知道,冬冬的兴趣和爱好是搞音乐,我还知道他是复读生。98年,冬冬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结果没考上。复读了一年后,他还是想再次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可是他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本就不赞成他搞音乐,见考了一年没考上,就更不让他报了。结果,填写志愿表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了冲突,父母要他填报文理兼收的经济学专业,他执意要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父母后来以不给他提供学费、生活费相威胁。他妥协了,但是妥协的同时他提出一个条件,他可以不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但是他也不报考经济学专业,因为,他对经济学一点兴趣都没有,看见数字头就大了。妥协的结果是他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和冬冬同命相怜。我们常在一起聊天、听音乐,有时也一起去附近的一家蹦迪疯狂地宣泄一番。
我和冬冬象情侣一样形影相随。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爱情,冬冬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从来就没对我说过〃我爱你〃。他总是说:〃你很可爱〃。我们在一起,是因为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因为我们都很孤独,都很无助。我们需要刺激,我们害怕单调乏味的生活会使我们的生命窒息,会使我们的青春过早地凋谢。
我开始跟冬冬一起逃课。不过,我逃的很巧妙,尽量不让老师发现。我们逃课后,有时躲在宿舍听音乐,有时去北大东门的〃雕刻时光〃酒吧和北大西门的Every Day酒吧看电影。在那里看电影的都是一些〃新新人类〃和电影发烧友,也有不少逃课的大学生。
可是每次逃了课后,我总会有一种深深的犯罪感,还有一种对父母的愧疚感。特别是每次去邮局领家里给我寄来的生活费时,我就很自责,觉得自己愧对那份寄托着父母希望的汇款。爸爸和妈妈一直为我骄傲,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一切,知道我这样消沉,这样自暴自弃,他们一定很伤心很失望。
我也曾一次次地想振作起来,可我就是打不起精神,翻开课本我就心烦意乱地看不进去。每次临到考试,我就借同学的笔记临时抱佛脚地背它个昏天黑地,居然也能每次混及格。可是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就没这么幸运,有一门课亮了红灯。
得知有一门课不及格的那天晚上,我哭了一整夜,不是自责,也不是懊悔,而是很迷茫,很害怕,很绝望。
我也曾想过逃出大学,如其这样混日子浪费时光,真不如一走了之,出去后,再重新走一条自己愿意走的路。可是,我始终缺少这样的勇气,也缺少这样的胆量。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回去后,我如何面对父母,面对亲友,面对我的老师和同学?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在这个重文凭看出身的社会,我是否真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些问题,日日夜夜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令我痛苦万分。
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的无聊和乏味,却找不到改变这种生活的契机。我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滑向深渊,却找不到拯救自己的办法。
时间正在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似乎能听到时间流动的哗哗声,我很心痛,却又无奈。有时,我真想放纵自己,让灵魂已经麻木的肉体随波逐流。有时,我真想就此沉沦下去,任由命运之舟推到哪里算哪里。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你还年轻,你不能就这样自暴自弃。
如今,我正站在一个充满分叉的路口,不知道哪一条是归属自己双脚的路。
王姗将目光茫然地投向窗外。
窗外,那轮象火一样燃烧的太阳已经下山了,炙人的热浪正一步一步退去,一辆洒水车播着悠扬的乐曲、喷射着水花从窗前开过。街灯开始一盏一盏地亮了,酒吧也渐渐失去了午后的宁静。
我不知道该对王姗说什么,我不知道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又该让她作出怎样的选择。当阴差阳错的命运已经摆在面前的时候,是从命运中逃脱,去走一条凶险未卜的路,还是向命运妥协,走一条虽然没有幸福和快乐,但却四平八稳的路?
就在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倪萍聊天》节目邀请我去做嘉宾。那天,聊的话题类似于这个话题。倪萍问我女儿多大了,我说正上高三,她说:〃如果你的女儿选择不上大学,去干别的,你会支持她吗?〃
我没想到她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竟一时语塞。过了好一会儿,我说:〃如果不上大学,她要走的将会是一条注定充满了艰辛的路,所以我希望她上大学。但是,如果她觉得那种选择能给她带来快乐,并有面对艰辛和挫折的思想准备和具备走这条路的能力,我也许会支持她。〃
这种莫拟两可的回答也许并不令人满意,但我又能说什么呢?
为什么要让这么多年轻人面临这种艰难的选择?他们脚下的路本应该宽阔些、平坦些,快乐地学习是他们的权利。为什么要让这么多年轻人承受理想错位的痛苦?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又怎能全推给他们自己!
有人估计,在校大学生中,可能有40%的人在学习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也是一个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数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有40%的大学生不是在快乐地学习,而是在痛苦地或无奈地学习。
当一个人痛苦、无奈地学习时,这种学习就很难是智慧的学习,很难是创造性的学习。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视学习为快乐时,他智慧的源泉才会被发掘,他的创造的潜能才会被激活。
〃志愿〃是什么,它是一个人喜欢的、感兴趣的、愿意去学习的知识领域,是一个人向社会公开表明的志向和愿望。它应该首先得到尊重和保护。学校要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志愿,父母也同样应该尊重和保护孩子的志愿。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学生的〃志愿〃常常被学校移植或嫁接,常常被父母的意志所左右。
2001年6月2日,北京市高校招生咨询会在地坛公园举行。不到9点钟,咨询现场已是摩肩接踵,人声鼎沸。一个个扯着横幅、摆放着宣传板的大专院校咨询点被围得水泄不通,在现场采访的我,惊讶地发现,前来咨询的大都是学生家长,而作为当事人的学生,却少有光顾者。
父母们汗流夹背地挤进一个咨询点问了情况,买下资料,又挤进另一个咨询点打听情况,买下资料。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咨询点,40多岁的李先生好不容易挤到咨询台前,他向负责咨询的老师打听该校经济学专业去年理科录取分数线,然后又仔细询问该专业开设的课程,一一作了记录后,将装着资料的袋子举过头顶从人缝里挤出来。
我问他,孩子怎么没来。他笑着说:〃我怕耽误他复习,没让他来。〃
我说:〃孩子自己不来了解各个学校的情况,怎么作决定?〃
他说:〃嗨,让他操那份心干啥?你看,我拿了这么多资料,就是为了回去后好好研究,最后作决定的还不是父母,孩子他知道啥,只要好好学习就行。〃说着,李先生又向北京理工大学咨询点挤去。
在清华大学咨询台前,我见到一位从山东专程赶来的学生家长,她说她是从网上看到了举办高招咨询会的消息,因为想让孩子报考北京的学校,前一天下午她就赶到了北京。
我问她选择上北京的学校是孩子的意愿还是父母的决定,她笑着说:〃主要是我们的意见,因为报考大学是孩子人生的重大选择,选择不当,也许会影响他的一生。〃
这位母亲还告诉我,她是北京知青,当年插队去了山东,后来在当地结了婚,一直回不了北京,她让儿子报考北京的学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要让儿子实现她多年来的梦想成为有北京户口的北京人。
报考什么大学,选择什么专业,本是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这个选择的权利是学生,而不应该是父母。父母越俎代庖,不但剥夺了孩子选择的权利,而且还有可能会扼杀他们的创造热情和潜能,使本应该幸福一生、快乐一生的他们,终生吞咽懊悔和遗憾的苦果,使本有可能成为有能力、有趣味的人的他们,成为平庸的、乏味的人。
父母的志愿不应该成为孩子的志愿,父母的理想也不应该成为孩子的理想。因为高中毕业的他们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他们有能力、也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未来。
可是在大学里发生的理想错位的悲剧,有的并不是学校造成的,也不是父母造成的,而是学生自己一手造成的。他们,或是因为信息闭塞、或是因为盲目轻率、或是因为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