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大学 作者:吴苾雯-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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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一批新面孔，他们说着略带乡音的普通话，背着鼓囊囊的包在京城的大街小巷穿行。遇到了机遇，他们就停下脚步，但是也许不久，你又会在一家新的公司见到他们的面孔。
他们不看重户口、干部身份、工龄，在他们眼里，就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编制、指标、户口、住房、社会保障，而是一份自己喜欢干的事，是一个自编自导自演的舞台，是一片能自由翱翔的天空。
张懋忠之所以要留在北京，是被充满魅力的中关村所吸引。在他眼里，那是一片蕴藏着巨大潜力的神秘土地，只要有本事就能在那里淘出金子。他说：“那里也是冒险家的乐园，只要有胆量，敢付出，谁能说不会出现明天的比尔。盖茨。北京有很多的机遇，对我个人来讲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我现在是在打工，其实也是在积累经验，我的目标是有一天自己做老板。”
张懋忠说他已经在那家公司干了半年，他说这半年里他学到了很多东西，自己的才能也得到了发挥，并得到了同事和上司的认可和肯定。张懋忠说他会一直在北京发展，反正单身，也不在乎户口不户口的，也许有一天，北京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了，大家的身份都一样了。
从网上的一篇文章里，我认识了一位叫冯忠的“不就业者”。
两年前，当文科毕业生冯忠在班上公开宣称，“我不要分配，我选择到经济生活的第一线去”时，一些同学瞠目结舌，一个学文科的毕业生在经济生活的第一线能做什么？
毕业后，冯忠果真应聘去了一家外企，档案挂在人才交流中心。他说：“其实我的想法和这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并不愿意呆在比较稳定但气氛沉闷的事业单位，在同一个位置，做相同的事情，下一段日子、未来一年、两年、十几年彷佛一眼就能看到头。毕业时家里已经为我在省委党校觅得一个职位，但我清晰地认识到，作体制内的齿轮、螺丝钉不是我的归宿和价值观。我喜欢挑战自己。年轻人有的是热情和野心，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就做了，反正单身，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冯忠到公司后从销售员做起，从编写产品目录、送货、收款到寻找客户、发展经销商……他在实际工作中一步步成长起来。一年后，他被提升为销售一部副经理。“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收获很大，很有成就感。一个优秀的推销员，不仅要推销产品，对产品有足够的了解，同时也要推销公司，推销自己。”
冯忠一直想进一步发挥自己做销售和企业管理的长处，自己做公司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的想法得到了几位同样热血沸腾的伙伴的支持。四个人合资组建了一家新公司。冯忠说公司能不能做起来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有基本的信心和十足的决心。他说：“对我来说，做企业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而且发挥创造性的余地很大，企业往什么方向发展，希望怎样管理，招什么样的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想法。公司的成或败，不是不重要，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有失败的准备。其实只要你有过这样一段经历，你曾经为之奋斗过，努力过，投入过，哪怕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无怨无悔。”
有人问冯忠在不在乎户口。他说：“不能说我不在意，是我目前没有能力得到它。但我不会因此放弃自己在喜欢的地方干自己梦想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我也很困惑，心理压力很大，现在看得淡多了，我觉得关键在于心态，我常常这样暗示自己——虽然我没有户口，但我在追求自己的事业，这样，我就会在每一个困难和问题面前看到机会与希望。而且我相信户籍制度迟早会改革。”
一位在中关村工作的朋友说：“在我周围有许多不愿进入常规就业渠道的‘北漂’，有的是大学毕业被分回原籍，然后放弃工作跑到北京来的，有的是选择‘不就业”根本不要分配的，他们除了没有北京户口，工作干得和其他人一样好，甚至更出色，因为他们必须用能力和实力来证明自己。”
有人说，想在北京这地方“漂”，得有本事，如果真有本事，机会也许会不期而遇。
朱骏也是一位“不就业”生。一年前，从南方某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的他，本应该去浙江温州一所中学当老师。那份工作是他自己找的，工作协议是在毕业前的招聘会上签的。可是临到毕业，朱骏突然变卦了，他不想去温州，他要去北京寻找机会。
毁约是要付出代价的。朱骏二话没说，向用人单位交了5000元违约金。
朱骏之所以会在毕业前与温州的那所学校签约，是因为女友的家在温州，女友希望他去温州，而且温州的收入要比他所在的那座城市高得多。虽然张骏为了爱情作出了去温州的选择，但是心里却一直充满了矛盾，教书并不是他的理想，他也不愿意将自己的一生放在讲台上。他觉得自己骨子里其实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他喜欢冒险，喜欢做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事。而且他一直觉得自己在广告创意上有天赋。
学校派遣证已经发下来了，行李也都收拾好了。可是朱骏却突然告诉女友，他不去温州了，他要去北京碰碰运气。女友哭了，本以为为了爱情他会留在自己身边，没想到他竟要离她而去。朱骏对女友说：“你给我两年时间，如果混出个人样，我将你接到北京去，如果混不出来，我不来见你。”
送走了哭得昏天黑地的女友，朱骏抹掉眼角的泪花，只身背着一只旅行袋来到了北京。
他说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很艰难，他和几个“北漂”挤住在一间地下室里，那里长年见不到阳光，连墙都是潮乎乎的，被子散发着呛人的霉味。在这座举目无亲的城市里，他觉得自己好象一只漂浮在大海上的小舢板，找不到方向。
为了找到慧眼识珠的伯乐，也为了生存，朱骏在西单地铁站为过往的行人画人物素描，并出售自己的绘画作品。朱骏之所以有胆量只身来北京闯天下，是他对自己的实力有足够的信心。虽然学的是师范类的美术专业，但他的兴趣和特长并不仅仅是绘画，上大三时，他设计的一幅广告作品获得了全省大学生广告创意大赛金奖。那是一张汽车广告张贴画，不但富有极强的动感，而且充满了人性的关怀。
每天早上，朱骏象上班一样准时地背着包去西单地铁站开始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从哈尔滨来的小伙子。小伙子叫冯军，是艺术中专毕业的，学的是小提琴演奏。冯军也是到北京来寻找机会的，他说象他这样的中专生，而且是拉小提琴的，在当地很难找到工作。
朱骏与冯军成了搭档。一个拉琴，一个画画，引来了更多的驻足观望者，他们将一角、两角、五角或一元的零钞放进了冯军面前的小瓷碗。
可是这种“上班”的生活没过多久就结束了。一天，地铁站里来了一个身穿公安制服的人，将他俩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在派出所，朱骏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和随身带着的学历证书。那个穿公安制服的人将他的学历证书看了又看，怀疑地问：“你是大学生？为什么不工作，跑这儿来做盲流？”
朱骏说他是到北京来找机会的。公安制服听了嘲弄地说：“你以为北京遍地是金子，捡金子来了？”
西单地铁站是不能去了，朱骏他们又将“工作”地点搬到了复兴门地铁站。这次，朱骏将自己包装了一下，他将自己的学历证书和获奖证书摆出来，并在自己的白衬衣上写上了广告词：你面前的这个人很普通但不平庸，他来这里寻找能给他机会的人。
这个人终于出现了。那是朱骏去复兴门地铁站的第三天，一位从地铁下来的中年男人停下了匆匆的脚步，他蹲下来看了看朱骏的学历证书和获奖证书说：“你要愿意，可以到我那里去试试。”说着他掏出一张名片给朱骏。
给他名片的人叫卢辉，是一家广告策划公司的总经理。第二天，朱骏拿着名片找上门去，才知道，这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在广州、上海都设有分公司。见了面，卢辉甚至没有一句寒喧，他将一摞资料交给朱骏说：“你拿回去看看，两天内拿出广告设计草稿。”
朱骏知道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他岂能轻易放过机会！
回到地下室，朱骏很快就将那摞资料看完了。这是一家在中国市场上很有名的家电企业，要推出的新产品是一款性能和功能都很好的手机。这家企业的家电产品广告几乎家喻户晓，朱骏便在这方面动开了脑筋，他要利用这种已经耳熟能详的宣传效果，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一种平滑的过渡，使广告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它。那么，他设计的广告必须能给人一种联想，一种爱屋及乌的想像。
两天两夜，朱骏将自己关在地下室里，画出了一张又一张草稿。两天后，他带着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一件广告设计草稿去见卢辉。
卢辉看了他的草稿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说：“我就知道你能行，要不，你敢在那个地方推销自己。”
朱骏与公司签下了合同，正式加盟卢辉的公司。
签下合同的那天晚上，朱骏将冯军约到一个小饭馆，两人喝得酩酊大醉。冯军说如果找不到工作，他就做一个流浪艺人。朱骏端起酒杯说：“坚持住，哥们，说不定哪一天，你也会遇到机会。”
“不就业”族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朱骏这样的运气，撑了一些日子撑不住又回去的，找不到机会碰得头破血流又回归“就业”渠道的，大有人在。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寻梦者的脚步。
郭建辉就是这样的寻梦者。
1998年，大四上学期，郭建辉经人介绍到北京一家报社实习。三个月的实习生活，不但使他对自己所学的新闻专业产生了更强烈的热爱，而且喜欢上了这个每天都有新鲜事情发生的城市。他甚至认为，要当记者要搞新闻一定要去北京。
实习还没结束，郭建辉就开始联系接收单位。他实习的这家报社让他留下了简历，同时也告诉他，机会很渺茫，因为报社这年没有进京指标。
郭建辉将简历打印了几十份，送往一家家在京的新闻单位。他的简历是骄人的，担任校报记者的他，几年里发表了近百篇新闻作品，他采写的一组关于贫困生的报道，获得了省级新闻奖，这在在校大学生中并不多见。
准备进人的新闻单位几乎无一例外地要举行考试。考试分笔试和面试，郭建辉从这家考场赶到那家考场，一个多月里考了21场。可是，那些用人单位似乎更青睐当地毕业生，尤其是北京户口的毕业生。
一家报社看中了郭建辉，因为一本厚厚的剪报本已足够证明他的实力。可是后来还是在户口上卡了壳。报社老总跟他谈话说，报社没有进京指标，如果他愿留下来，他们很欢迎，但是户口问题报社不能解决，只能按临时工对待。
12月底，郭建辉回到学校。不少同学已经落实好了工作单位，没有落实的正象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活动。郭建辉虽然很想去北京，可是眼见希望渺茫，他不得不重新找地方。他将自己的简历寄到了老家的省报。省报很快就有了回音，希望他在寒假期间去报社面试。
寒假，郭建辉没有回在农村的家，而是留在省报实习，他的几篇重点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寒假结束返校时，郭建辉带回了与省报签订的工作协议。
在郭建辉就读的这所大学，由于新闻专业是80年代后期才开设的，其知名度远不如一些老牌的新闻系，所以能签约去省级新闻单位的毕业生并不多。郭建辉能去省报当记者令许多同学羡慕。可是他似乎并不怎么高兴，他的志向不是做一个省报记者，而是要去京城做一名中央大报的记者。可是这个梦想能实现吗？
1999年7月，郭建辉去省报特稿部做了一名记者。忙忙碌碌地干了几个月，他并没有找到那种让人亢奋，让人觉得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那种充满活力的感觉。省报的条条框框多得让他感到窒息。促使他下决心离开省报去北京寻梦的是一篇报道。
一天，报社收到了一封密密麻麻盖了100多个手印的群众来信。来信反映该村党支部书记是个贪官，上面列举了种种事例。报社将采访调查的任务交给了郭建辉。
那天，郭建辉刚一走进村里，就被村民紧紧围住了，他们说村办企业原来搞得红红火火的，后来村里的书记将企业贱卖给了他自己的侄子，村里的经济少说也损失了几十万。他们说村里最好的房子是支书的，村里的帐目从不公开，他吃了多少拿了多少没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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