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间谍组织大写真:谍海泛舟-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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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将离任的沙巴特·沙维特将军却不希望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其理由是，在摩萨德历史上的7位局长中已有3个是将军，在新形势下不应再出现第四位将军来领导摩萨德。因此，早已任期届满的沙维特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一直坚持在其职位上。他一方面竭力抵抗国内要求削弱摩萨德预算的压力，一方面希望其继任者能够从摩萨德内部选出。
沙维特的这一观点绝非个人想法。有迹象显示，一旦对斯古将军的正式命令下达，许多心怀不满的摩萨德高级官员将可能辞职。有人分析，如果继任者能够按照沙维特的意愿从摩萨德内部选出来，那最可能出任此职的将是以色列犯间谍专家戴维·卡米。
1996年3月，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摩萨德因事先没有提供任何情报而受到指责。为承担责任，现任摩萨德局长也必须下台，于是，与佩雷斯和内塔尼亚胡关系十分密切的丹尼·亚托姆取代了沙维特，成为摩萨德第八任局长。
首次被公开报道的局长丹尼·亚托姆
1996年3月24日，以色列内阁通过决议，任命政府总理的助手兼军事顾问丹尼·亚托姆少将为摩萨德局长。紧接着，佩雷斯总理亲自签署了任命状，军事监察机构则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行文，准许媒体公开报道。
第二天，亚托姆生平简况及其将任以色列新一任情报头子的消息就赫然出现在报端。以色列允许媒体公开报道情报机构首脑的消息，打破了它遵循多年的“情报首脑的一切必须严格保密”的禁忌。
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头头历来都严格保密，鲜为人知，在西方情报机构推行“公开化”的潮流中，这一做法受到了责难。1995年11月4日以总理拉宾遇刺，全国上下对情报安全机构的不满进一步上升。1996年初，国内安全总局“欣贝特”局长引咎辞职，以色利政府第一次公开任命阿米·阿亚隆为欣贝特局长，并同时将另外两个秘密情报部门的现任首脑也公诸于众。他们是：摩萨德局长丹尼·亚托姆，阿曼局长摩西·雅隆将军。
其实，禁止公开情报部门首长个人情况的禁令，在此之前就已经被打破了。1996年3月初，以色利《国防报》获知亚托姆有可能成为摩萨德新首脑的消息后，就要求公开报道，军事监察机构亦打算批准《国土报》的请求。
人们知道，自立国以来，以色列的传统做法是，对其情报机构首脑的名字严格保密，就像字母“M”是“超级间谍”007上司的代号一样，亚托姆的所有前任的名字也都是以字母代表。因此，佩雷斯总理得知《国土报》的请求和军事监察机构的打算后，十分恼火，认为这是一起“极为严重的事件”，欲下令调查并追究《国土报》的法律责任。
而曾于1974年至1982年间任摩萨德首脑的伊扎克·霍菲，对此更是怒不可遏，他叫嚷道：“这是灾难性的，这样做不仅将给情报机构负责人的生命造成威胁，还将给今后工作带来损害。因为，公开安全情报部门领导的姓名和身份就如同给他们戴上了标签，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知道他是谁。”
但新闻媒体则持相反观点，他们针锋相对地辩驳说，以字母代替情报部门的首脑的真实姓名无助于他们的人身安全。因为，不仅以色列人，连外国情报部门也知道某个字母代表的究竟是谁，例如，如欣贝特前任局长卡米尔·吉隆的代号为“K”，就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因为他在出任局长前曾公开发表过一篇题为《意识形暴力》的署名文章。《国土报》则认为，将亚托姆的名字秘而不宣则更无道理，他曾出现在许许多多的新闻照片中，并且就站在总理的身后，正如人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个间谍有过一段公开的经历后，再想保密就很难做到了”。情报机构内部不少人也持这种观点，主张公开自己上司的真实姓名。
在新闻媒体的压力和多方面的要求下，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正式公开了对丹尼·亚托姆的任命及其个人的一些简要情况。
51岁的亚托姆少将从军33年，是个典型的军人，他最初在特种部队当突击队员，后到装甲部队服役，担任过某部军事计划处处长、中部（约旦河西岸）军区司令等职。数年前，他被拉宾总理选中，成为拉宾的助手兼军事顾问。拉宾遇刺身亡后，继任总理佩雷斯将他留下，仍担任总理助手和军事顾问。
行武出身的亚托姆不仅拥有少将军衔，还是个经常“报上有影”的人物。1972年，他身着白色机械员工作服首次出现报纸上。当时，深为突击队员的亚托姆正参加对遭劫持的比利时航空公司一架班机的攻击行动，那架飞机是在特拉维夫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的。与他在一起的还有后来出任外交部部长的巴拉克，以及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
从传统上看，在以色列参加过特种部队，尤其是突击队的人基本上都有机会得到提升，例如，被任命为欣贝特局长的前海军司令阿米·阿亚隆曾是蛙人突击队队长；阿曼局长摩西·雅隆将军，早年也是突击队员；中部军区司令和北部军区司令的情况亦如此。而亚托姆被任命为以色列最大、最重要情报机构负责人一事，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亚托姆为人谨慎，对工作一丝不苟，办事认真，追求尽善尽美。他不善言谈，特别注重细节，有时略显古板，因此赢得了“普鲁士人”的雅号。1996年初，亚托姆正式走马上任，成为不断遭到失败冲击的摩萨德局长。
首先是“安曼行动”的失败，使摩萨德赔了夫人又折兵。
尽管亚托姆在对此次行动怀有异议，并且在事前就向内塔尼亚胡建议行动要慎之又慎，但处于内外交困中的以色列总理必须找到一个替罪羊，以转移公众和新闻媒体的注意力和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摩萨德局长只得代人受过。
而当人们摩萨德暗杀哈马斯驻约旦领导人迈沙阿勒失败事件记忆犹新之时，从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又传出新的丑闻。
1997年12月，以色利发行量最大并最有影响的《国土报》，披露了一起摩萨德资深特工编造假情报欺骗摩萨德领导人亚托姆并从中渔利的惊人事件。这一新闻使声名赫赫的摩萨德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遭受到了第二次沉重打击。
事情得从一年前说起。1996年9月，一份秘密情报被放到了摩萨德局长的案头。这份情报称，据可靠的阿拉伯内线提供的消息，叙利亚正在调兵遣将，准备进攻以色利。短短几行字引起了亚托姆的极大震惊，立刻指示要迅速搞到叙利亚军队的详细调动情况。
这份情报的提供者是摩萨德资深特工耶胡达·基尔。基尔时年62岁，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但由于他从事间谍活动数十年，并且在阿拉伯国家中物色和发展了许多阿拉伯人充当以色列间谍，所以亚托姆决定让他退而不休，继续为摩萨德发挥“余热”。
基尔随后报上了更为详尽的叙利亚军对调动情况：根据总统的命令，叙利亚第十机械式的一个旅已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北调到贝卡谷地；叙利亚的特种部队第１４师也已从贝鲁特调到了赫尔蒙山以东地区；两支部队人数达１２０００人，目前已处于可以对驻扎在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军队发动进攻的位置。
亚托姆感到事关重大，为慎重起见，又命令摩萨德有关部门对基尔的情报进行核实。反馈回来的消息证实，基尔所提供的叙军调动情报是准确的。至此，亚托姆对基尔的情报深信无疑。于是，他紧急见了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这份绝密“情报”交给了他，并建议政府发布紧急动员令，准备战斗。
内塔尼亚胡接到情报后也极为吃惊。他一面召集军方高级领导人商量对策。一方面向盟友兼调解人美国传递了有关信息。不久，闻讯后的《国土报》披露了叙利要要进攻的消息，从而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和以色列国内的极大震动。
然而，以色列军方却对基尔的情报表示怀疑。以色列国内治安部长可维格多·卡哈拉尼说：“我想我们很难理解叙利亚为什么调动了部队。在我看来，叙利亚这样做的部分目的是要使外交进程运转起来。”军队情报机构虽然也获得了叙军调动情报，但不认为叙利亚有发动战争的迹象，相反却是一个和平的信号。军方的情报使内塔尼亚胡总理发热的头脑渐渐冷却下来，他开始重新审视摩萨德的情报。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充当调节人的俄罗斯外长普里马科夫抵达以色列，向内塔尼亚胡保证：“我已去过大马士革，并没有得到叙利亚正准备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印象。”几乎同时，一直不明真相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也终于弄清了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他公开发表声明说，叙利亚无意进攻以色利。
松了一口气的内塔尼亚胡对报告假情报的亚托姆大发雷霆，而窝了一肚子火的亚托姆则又将怨气撒在了基尔的身上。他咆哮着命令基尔向有关部门提供情报来源的详细材料并对其进行调查。然而，基尔拖了好几天也没有把材料交上来，这才引起了亚托姆的怀疑。他想起了以前出现过的几起摩萨德情报不实的事件，并且好几起都同基尔有关。
在获得内塔尼亚胡的同意后，亚托姆成立了一个秘密调查小组，对基尔展开调查。调查小组对基尔实施全面的监控，并窃听了他的住宅电话。经调查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基尔向摩萨德报称的许多新发展的阿拉伯情报员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但在基尔的要求下，摩萨德却一直在向这些子虚乌有的间谍提供大笔的经费，总数多达数十万美元。调查小组还发现，许多情报都是基尔在家中闭门造车炮制出来的。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初，在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后，调查小组正式将基尔拘捕，并对其寓所进行了搜查，从中找到了以支付“内线”名义领取的大量酬金。基尔被捕后，采取了与警方合作的态度。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歉意，同时声明自己的做法完全是因个人心理危机所致，无任何政治动机。以色列特拉维夫地区检察院以诈骗、滥用信任和威胁国家安全等罪名对他提出起诉，摩萨德也对基尔提供的所有情报进行审查，以辨真伪。
基尔被捕的消息在《国土报》上报道后，立刻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前摩萨德官员加德·希姆龙认为：“与暗杀哈马斯领导人未遂事件相比，这件事对摩萨德造成的破坏更大。”因为它表明，当年以神通广大和高效率著称的摩萨德，不仅失去了往日的锐气，而且正在变成一个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摩萨德在公众心目中的威信大大降低，它在以色列情报机构中的权威地位也受到了质疑。
“另类”特工：法国间谍组织
法国间谍情报机关体制的特点
由于法国在其本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战争和在旧殖民地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进行了反独立的战争，法国的现代情报机关体制既不同前苏联和东欧，又有别于英、美等国，在西方独树一帜。其显著特点是：以军事情报机关为中坚，如，“对外安全总局”、“国防保卫与安全局”、“军备总局”、“军事研究总局”等等，均由国防部管辖和指挥；由于各个情报机构都从事秘密工作，常互相封锁，而各自任务和目标又不十分明确，加之情报机构常常重叠，名目繁多，至使情报工作交叉，关系梗阻，效率不高。1989年4月，成立了“部际情报委员会”，旨在协调各情报机构之间的行动；重视情报工作重点的转移。如1981年法国社会党执政以来，对法国最大的间谍情报机构进行了三次重大的改组，并及时地把经济、科技情报工作作为工作的重点。与西方一些国家的情报工作相比，法国经济、科技情报活动无论在手法上，还是在规模上都略高一筹；似乎受到巴黎时装和香槟酒的熏陶，法国的情报机构也更具文化韵味，与美英等国情报机构的手法大不相同。他们较多的利用文化上的优势，大量向世界各国派出商务及文化人员，将文化、商业渗透与情报工作结合起来，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印象，掩盖其更深处的情报争夺战；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法国间谍情报机关与美国、俄罗斯与英国同行相比，似乎要逊色一些。但是，冷战结束后，法国谍报界却让人刮目相看，它以崭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