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警号-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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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他到小火瓦巷去见李得森，把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可疑的人的经过，原原本本讲给老李听了，并提出个人意见：应该立即通知陈一峰，提防这个人，弄清他的面目，研究对策。
李得森优虑地说：“敌人已经行动了！”
张明达着急地说：“我们应该有整体措施。”
李得森轻声问道：“见到程和生没有？”
张明达也轻声回答：“还没有。”
“怎么回事啊？！”李得森愁容满面，不安地走动着。。
两个“特高”松本和野村把中西功秘密押回东京警视厅，先把他关在一间小审讯室里，叫卫兵守着。他们便到最高司法警察官办公室向高桥兴助报告。
高桥像接待远方客人那样热情地和他们握手，送烟敬茶，然后高兴地说：
“多多辛苦了！遇到不少麻烦吧？”
“本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可是，嘿！”松本一肚子气恼，而对上司，极力隐忍着。
“怎么？身为帝国最高警视厅的特派警官，肩负着内阁首相赋予的神圣使命，谁敢不予合作？你们倒说说看。”
松本见高桥如此口气，便像竹筒倒豆子似的把在上海所碰到的种种不如意的事倒了出来。譬如：他们一到上海，首先找到“满铁”事务所，要他们配合行动逮捕中西功，他们硬说中西功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忠于职守的有功之臣，没有确凿的罪证，光凭一纸拘捕令，他们实难从命；又说他已是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嘱托（顾问），没有总军签署命令，谁敢动他一根毫毛。虽经三番五次说明，这是帝国内阁总理的命令，他们却仍振振有词地说：”请不要忘记这是在中国。”“是在总军管辖范围内。”“中国有句名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劝我们还是去找总司令部商量。没法，我们又找到总司令部特务部，奇怪的是，他们的回答和上海“满铁”事务所如出一辙，说“中西功目前重任在身，又没有任何罪证，即使有，也是反间谍机构上海宪兵司令部的事，他们无能为力。”于是我们又跑到宪兵司令部，他们回答得更干脆，说：“这是你们警视厅的事，还是去找兴亚院的特高课去吧！”到了兴亚院则说：“上海有我们领事馆，他们有治外法权专管上海日侨，这是他们份内之事，决无推辞之理。”就这样，我们几经周折，终于得到领事馆海军武官处的合作。谁知却又偏偏这时中西功随上海驻军13 军做随军调查去了。由于13 军西征神速，一时间无法查明中西功的下落。出于无奈，我们只能冒昧找到中西功家，略施小计，终于骗取其家人的信任，才使中西功落入圈套。。松本和野村一唱一和，添油加醋，互相吹捧，是不言而喻的。这使高桥深受感动，一面对他俩大加赞扬，一面破口大骂支那派遣军和“满铁”姑息养奸，无视内阁的命令，最后劝慰他俩说：“忍着吧，让我们用事实来回敬他们！”
高桥的话使他的两个左膀右臂欣喜不已。“以后呢？”高桥接着又问。“在领事馆拘留所里，我们收买了一个重庆方面的朝鲜籍蓝衣社分子，从中西功口中获悉他的两个在逃的同党，一个是“满铁”的职员叫津金，一个是上海“同盟社”的管沼。据我们掌握的“满铁”内部资料，中西功创办的“特别调查班”里的中国人，特别是班长程和生与他的关系特别密切，我们当时便要把他们当嫌疑犯抓起来，谁知又遭到上海宪兵队的刁难，说什么这是他们的职责范围，要放长线钓大鱼，不让我们打草惊蛇。。”
“好极了：意外的收获！应该早说。”“书面材料都写了，但是又没办成。”松本不无遗憾似地说。“他们是对的，要放长线，不能打草惊蛇！”“是。警部补先生，您是否现在就先审一审他——中西功？”松本问。“他怎样？愿意和我们合作吗？”高桥脸上有笑意。“死心塌地的共党分子！”松本答。“那么。你们把他的材料留下，先把他送巢鸭关起来吧，以后再说。”“是！警部补先生。”“慢着，”高桥忙又把他们喊住：“他是个死心塌地的共党吗？”松本略加思索答道：“应该说倒还老实，只是太傲气，言语伤人。我们
是严格遵守您的指示：忍气吞声地和他恳谈，一直只用嘴，绝不动手，争取他能和我们携手合作。可是白费口舌。”“不过他却直认不讳他是个共产主义者，只是死不认罪，真拿他没办法！”“这就好，我会叫他认罪的。”高桥像是胸有成竹地说。当松本临出门时，他亲切地拍着他俩的肩头又补充一句：“今晚我为你俩洗尘，6 时整，我在‘军之友，沙龙等你们！”松本和野村把中西功送进了巢鸭监狱。像向老朋友告别似地对中西功说了声：“祝君好运，后会有期。”便扬长而去。提起巢鸭监狱，日本人都知道，凡是进去的，就很少能活着出来，简直就是地狱。
从表面看，这是一片独立的大型建筑。牢房之间，间距紧密，颇能代表日本建筑的民族传统风格，力求在最狭小的空间容纳最大数量的囚犯。牢房从墙壁到屋顶，全用钢筋水泥浇灌，关押在这里的都是要犯。有己判刑的，也有尚在等待审判的。去年关进这里的“兰瑞”小组成员佐尔格、尾崎秀实等至今还未结案呢。甚至连涉嫌的帝国元老西园寺公的孙子以及日本前首相的儿子犬养健也未能幸免。
入狱后不久，对中西功进行预审的正是警视厅特高一课的课长松本，他的上司最高司法警察官高桥兴助，还有反间谍局的局长大松，地方刑事检查厅的警察吏作为陪审官也在座，基本是审问佐尔格一案的全班人马，他们是先来摸摸底的。
中西功没料到，审讯他的竟是逮捕他的那个叫松本的“特高”。他今天已经换上了全副武装，警官制服。和穿便衣时相比，又是一番气派。他脸上毫无表情，但见到中西功时却露出一丝笑意，像是说：“没想到吧？”坐定后，他望了一下高桥，高桥点点头，他便开始审问中西功的姓名、年龄、籍贯，家中有几口人，每个人的职业，以及他的学历、履历。
中西功有点不耐烦地反问：“这些我们不是谈过好几遍了吗？而且档案上都记载得十分详细，何必浪费口舌！”
“告诉你，现在是在法庭上，过去的属于过去，一切重新开始，如实回答吧！”
中西功知道这是审讯的例行程序，心想，既然你们不嫌罗嗦，我也有的是时间。于是便如数家珍似地把父母亲和兄弟姐妹一家老小十来口，姓甚名谁，生辰八字、职务等等，不厌其烦地说个没完没了，问到他本人的学历和履历也都一句不漏：1910 年生，1929 年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求学。这时松本轻声说：“这是在日本，不是在上海，应该说昭和4 年。记住，以后要用天皇纪年回答提问。”
“可以。”中西功继续说：“1930 年，也就是昭和3 年12 月因散发反战传单，从事反战宣传，被上海总领事馆逮捕过，拘留9 天后释放。”
松本又点头轻声说：“对，就这样用天皇纪年。”
中西功又继续说：“可以。1931 年，也就是昭和6 年，1 月吧，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6 月担任同文书院青年团支部组织部长。1932 年2 月，因‘一·二八’事变和同学们一起撤回日本。”
松本向他摇摇手：“用天皇纪年。”
中西功沉思了一下：“这件事，你们做去吧。我对用天皇纪年很不感兴趣，还要经过换算，当然这也不妨事，但是，这是个日本封建落后的纪年方法，而且有悖于明治维新。现在，全世界都用公元纪年，连中国都用民国纪年，只有日本用一个天皇个人年号纪年，太落后于世界了，你们承认这一点吗？”
中西功无愧是位理论专家，文章里手，言简意赅，一针见血。但松本也不愧是“特高”老将，中西功对天皇如此大不敬，而又无可辩驳，他竟沉着自如，不动声色，只是又望了高桥一眼，高桥却视而不见，松本便又重复了一遍：“用天皇纪年。”中西功又沉思一阵，然后轻声说：“这件事，我希望得到审讯官的谅解，我对这种纪年，在感情上拒绝接受。天皇是个日本军阀集团的傀儡，这一点，警官先生也是明白的。况且，我是共产党员，我已经宣誓为共产主义献身，我们要推翻的，在日本，就是这种表面上君主立宪实际上法西斯军阀专政的国家政体。现在要求我每一年都用天皇纪年换算一次，非常违背我的感情。显然，我是你们的敌人，换而言之，你们是我的敌人，你怎么能要求我用敌人的纪年呢？”
松本沉思了好一阵才轻声说：“我们可以帮助你换算，继续说下去吧。”于是中西功用公元纪年说完他的履历：1932 年进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参加中国问题研究会，用鸟羽二郎的笔名，在《无产阶级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1932 年4 月，因从事革命活动受警视厅检举，40 天后释放。1933 年4 月，进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任《日本劳动年鉴》助理编辑。
10 月，在东京东洋大楼内的“东亚经济调查局”的特别阅览室，研究满洲问题，同时，学习有关共产党的各种资料、书报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1936 年夏季，第三国际第7 次世界大会后，内心无保留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为之行动，直到这次被逮捕。松平向他按手示意，仍旧轻声说：“好。这些活动，我们下次再详细谈，今天只问你一点，你，承认对帝国有罪吗？”
中西功坦然地一笑：“不，我说过，我是共产党员，我的行动目的，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日本帝国主义是要被打倒的，我对日本帝国，谈不上有罪。怎么能承认对敌人有罪呢？这不符合起码的逻辑。”
“你认为帝国能被打倒吗？”中西功眼光里流露出不解的疑惑，看着松本同样轻声地问：“你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吧？”
“我承认，没有。”从中西功的表情看，显然他觉得松本很可悲：“那么，我们俩人，就像在上海时一样难以继续谈下去了。”“为什么？”中西功不无惋惜地说：“我们两人差距太大，你应该先看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否则，许多道理，你难以明白，没有共同语言，审讯岂非多余。”“噢！有件事要问一下，你身体健康情况如何？害过什么病吗？”松本准备收兵。中西功好像认真地回忆了一下，才轻声说：“没有，小时候，体质稍差，现在很好。”松本沉默了好一阵，仍旧毫无表情，点头说：“你我差距确实太大，今天到此结束。”书记把记录交给中西功，轻声说：“看一看，记录有什么错误？”中西功快速地浏览了记录：“没有错误。”“请按手印。”书记给他递来朱红印泥盒。中西功按了手印。他很奇怪，审讯怎么这样简单？而且，松本竟连一点共产主义常识都没有，这实在太可悲了。和这种人对话，太困难了。当然这也是日本帝国的悲哀，共产主义已经创造了苏联，而日本警官竟对她毫无所知似的。
所幸，那以后，十多天，没有再审讯他。
这十几天，他也做过深思。那天审讯，他没一点像在上海领事馆拘留所对松本和野村那样，语言不恭地挖苦他们。他原计划要非常认真地向松本等众多陪审官阐述一下他信奉共产主义的道理。依他看来，共产主义本身有她自己的一番道理，而人们信奉她，拥护她，又有一番道理。不阐明这两番道理，或者，对方没有接受这两番道理的起码水平，审讯也罢，谈话也罢，都是白费口舌。
他并不想在审讯室里有意向敌人宣传共产主义，他只是想向他们说明他信奉共产主义的原因，提醒他们不要小看共产主义。
当然，回想起来，在中国上海，他对松本和野村的态度不适当。一方面，当时他心情不好。另一方面，他已看出他们的文化太低。不管怎么说，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放过了一次教育他们的机会，没有负起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宣传共产主义的责任。
他对松本之所以持那样的态度，不仅认为共产党员应该这样做，而且应从一个侧面向松本说明，日本帝国发动侵略战争，是历史的必然，而战败，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松本却是那样地麻木，像木雕泥塑的玩偶，真令人扫兴。
退庭后，他被安置在一个单间牢房里。仅这一点便说明警视厅对他重视到什么程度了。狱卒在牢房外踱步，从他牢房门前经过的时间间距非常有规律，几乎可以用来计算时间。中西功用心仔细地心算过多次，大致是五分钟走过一趟，夜晚也是这样。
给他送水送饭的狱卒，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