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警号-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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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战争的警号　作者：天狼
　　本书主要人物介绍
　　中西功
　　抗日战争期间日籍中共党员，中共上海情报科战略情报员。　1973　年去世。掩护身份：日本“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负责人，“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
　　西里龙夫
　　抗日战争期间日籍中共党员，中共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站战略情报员。1987年去世。
　　掩护身份：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采访部主任）兼伪“中联社”、伪“中央社”指导官，“大日本皇军总司令部报道（情报）部”顾问。
　　程和生
　　中共上海情报科负责人吴纪光与中西功之间，与张明达（南京情报站联络员）之间的联络员。　1942　年牺牲。掩护身份：日本“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特别调查班班长。
　　陈一峰
　　中共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站战略情报员。“文革”后去世。掩护身份：伪“中联社”、伪“中央社”首席记者（采访部主任），汪伪国民政府特工总部顾问。
　　李得森
　　中共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站站长。掩护身份：有名望的中医师。
　　张敏
　　中共党员，李得森的妻子和秘书。　1979　年去世。掩护身份：家庭主妇。
　　汪敬远
　　中共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站战略情报员。掩护身份：汪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随从秘书。1992年去世。
　　张明达
　　中共南京情报站负责人与上海情报科负责人的联络员之间的联络员。1995年9月去世。掩护身份：伪“中联社”、伪“中央社”向宁、沪沿线各支社之间的电讯稿和重要信件的传递—联络员。
　　序
　　《太平洋战争的警号》是一部根据历史事实写成的纪实作品。当时这一重要“警号”的发出，引起国共双方的重视，对预先揭露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阴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党中央决策起了重要作用。
　　他们是一批以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和中共党员程和生为代表的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无名英雄。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不怕流血牺牲，以世界人民的利益为重，听从党的召唤，深入儿潭虎穴，进行了极其艰苦危难的斗争。他们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精神，堪称楷模。
　　时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　周年，为纪念前人，启迪后辈，不忘历史，愿为之序。
　　罗青长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引子
　　1983　年春3　月，一股西移的太平洋暖流，到达中国东海岸后盘桓不前了。
　　它给江、浙、宁、沪、杭一带送来了好天气。
　　上海满街是人。大家出门享受春光。
　　上海人喜欢快节奏，说话嘴快，作事手快，连逛街也是脚步匆匆。于是满街人流，形同春潮。
　　上海人似乎不太看重节气变换，而是根据冷暖增减服装。这几天，有的姑娘已经穿裙子了。在四川路汉口路一处房建工地的六层楼脚手架上进行室外装饰的几个青年，竟然光起膀子干活。
　　在这工地东北向的马路边，有四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三位男士和一位女士——缓步而行。他们边行走边交谈，时而停步伫立、四向张望，互相示意地伸手指划着什么。他们还穿着呢子大衣，戴着帽子，个个庄重肃穆，泪水盈眶。他们的异常神态和街上行人的欢快情绪很不协调。
　　那位女士名叫中西方子，日本人。42　年前，她20　岁时，曾随丈夫来上海居住过。和她同来的，还有她丈夫的妹妹中西惠子。她记得，他们住的那地方叫留青小筑28　号。中西方子的丈夫叫中西功，当时在日本“南满铁道重工业株式会社”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任职。在那个调查室里，中西功是首屈一指的权威，他还是东京派驻上海的“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的实际掌权者。中西功在上海办事处调查室名下成立了个“特别调查班”，专门搜集中国重庆方面、延安方面以及上海租界内上层人物活动的情报。这个“特别调查班”花高价派员潜入非占领区，进行实地调查。他们搜集到的各种材料和情报，都要上报给中西功。“满铁”上海调查室，专门负责对中国华中、华南及内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调查。他们把调查所得的材料加以研究，得出结论，用来制定日本在上述占领区的各种政策。那个简称“满铁”的株式会社，表面上是个股份有限公司式的财团法人。其实，除了经营满洲铁路和重工业而外，它还是个庞大的情报研究机构。它把研究所得的决策性意见，上报给日本最高当局。所以，凡是知它底细的人，都把它叫做“国策会社（公司）”。它是日本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最大智囊库，是参与侵华战争的间谍机关。普通人不知其底里，被它的名称蒙蔽着，还当它是个纯企业机构呢。
　　1938　年，中西功从大连“满铁”总社调到上海办事处不久，便被日本“中支派遣军司令部”特务部借去，参与操纵汉奸政权和策划汪精卫派投日的阴谋活动。因为他办事能力特别强，“满铁”又把他要了回去，安在上海办事处调查室里，专管调查研究，独挡一面。
　　事过42　年，他的妻子现在又回到上海来了。
　　和中西方子在一起的三位男士中，身材较矮的老人叫汪敬远。42　年前，他是汪精卫汉奸政府的“特任官”；精通日语，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特别宠信他。那位瘦弱的小老头叫倪之骥，日语也很好；42　年前，是“特别调查班”里的骨干人物。最后那位瘦高的老人叫钱志行。42　年前，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关系密切的日本人尾崎庄太郎和白井行幸，为了安排他的活动，不知费了多少脑筋。
　　他们这几个人，此时此刻聚在一起，来到这四川路汉口路上干什么呢？追本朔源，事情还得从42　年前的1941　年说起。
　　第一章神秘的东京来电
　　1941　年，是世界战争风云急剧变幻的一年，也是人类历史上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殊死搏斗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年。德、意、日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东西呼应，互相配合，气焰嚣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希特勒的纳粹军队在遮夭蔽日的飞机群狂轰滥炸之后，接着是大炮，大炮之后是坦克，坦克之后紧跟着步兵，没多少日子便横扫了欧洲大陆。然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入侵苏联，兵分三路，直指莫斯科。
　　消息传到那个自称是“日出之国”的首都东京时，军国主义的头目们欣喜若狂，他们认为时机已到，立即调兵遣将，加速实施南进国策，准备向美、英、荷兰不宣而战。
　　他们作梦也没料到，在这年的10　月中旬，正当东京街头的扩音器反复播放《军舰进行曲》等军乐曲、狂热的好战分子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嚣招摇过市的时候，突然爆出了一条震惊全球的所谓“共产国际谍报团案”的大新闻。这个事件的主角是苏联战略情报员理查德·佐尔格。他的公开身份是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新闻专员、大使奥特的密友和亲信。另一位主角是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他的公开身份是首相近卫文麿的秘书及其智囊团的主要成员。单凭他们的地位和身份，人们就不难想象他们可以收集到多么不容置疑的绝密情报——纳粹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以及日本决定的国策不是北进而是南进的战略方案等等。这就使受东西夹击威胁的反法西斯主力苏联的统帅部得以从容地迎战，并从东线抽调大批兵力增援西线，拒敌于莫斯科城下，为改变世界战争局势的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佐案”的爆发，使当时日本帝国统治集团内部惊恐万状，一片混乱。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军阀集团借机逼迫近卫内阁倒台，把近卫文麿强行送进了贵族医院，由东条英机亲自组成一个更加露骨的战争内阁。
　　佐尔格和尾崎秀实虽然被东条下令绞死了，但他们的功劳却永载史册，被誉为反法西斯英雄当之无愧，西方也一致公认他们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最成功的间谍”。
　　不少记载二战资料的史书在谈到这位苏联英雄佐尔格的事迹时，都认为：“佐尔格是在他认为在日本已经没有值得刺探的情报正准备回国的时候被捕的。”
　　这说法有其准确的一面，那是指佐尔格取得的情报已经完成了捍卫苏维埃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使命而言的。
　　但是，从太平洋战争的实施方案而言，这说法也有其颇不准确的一面。当时，战争实施方案还在日本帝国最高决策层之间运筹之中。佐尔格被捕时，他还没完全掌握日本南进战略行动的确切情报，以及50　天后爆发的偷袭珍珠港的绝密阴谋，因为这个绝密阴谋仅只掌握在天皇和极少数几个重臣手中。
　　这个绝密阴谋被好战的军国主义分子视为大东亚圣战胜败在此一举的关键，视为日本帝国的天机。天机当然是“万万不能泄露”的。一旦泄露，帝国必遭灭顶之灾。
　　日本人把间谍活动叫“谋略”。这倒有点实在，间谍和反间谍活动都要用“谋”。负责审讯佐尔格的高桥兴助发现，佐尔格为首的“兰瑞”小组有苏联人、日本人、美国人、波兰人、朝鲜人、南斯拉夫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就是没有中国人。“奇怪！”
　　对此，高桥百思不解。
　　对中国蒋介石的“蓝衣社”，他是有所了解的，知道他们弄不出佐尔格式的“谋略”来。但是中共呢？
　　“他们会不会派出他们的佐尔格式人物在日本或其他什么地方弄‘谋略’”？
　　高桥心中没有底，想着想着便害怕起来。他后悔以前对中共太轻视，对他们知之太少“按常理说，作为警视厅特高课司法警察官，他应该具备这方面的常识。但是无论开战前和开战后，警视厅都没有对中共的这方面下过功夫，只对日本共产党施行过几次严厉镇压；并且，长期以来便有一种空气笼罩在警视厅各课室，好像淮若涉问中共，不被嘲为幼稚，便被斥为“恐共病”。真荒唐。
　　高桥为此向佐尔格提问，为使提问合乎逻辑，还补充说：“你不是在上海住过几年吗？上海是有名的中共的巢穴。”
　　佐尔格说：“你不能把所有与我接触过的人，包括你们已经逮捕的一些人，都说成是我的同志。你要打消你的怪念头，你以为我的情报是别人提供的吗？不，我的情报来自德国驻日本大使馆，都是在外交活动中你们无意间透露出来的。”
　　高桥不愿再听下去了。他很明白，佐尔格是在承揽他人的罪责。这种手段，在被他审讯过的共产党员中，差不多都使用过。他决定隐蔽地不惊动任何方面和人物，把手伸向中国占领区。
　　高桥首先把手伸向上海。
　　“佐案”中有个尾崎秀实，他和佐尔格都于30　年代初到过上海，而且一住好几年，又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在上海他们有许多朋友，他们的朋友们都是些什么人？暗中有没有“谋略”活动？
　　就在当天夜里，有一份电报从日本东京发到了中国上海。收报人是住在虹口施高塔路留青小筑28　号的中西功。
　　中西功并不每天都到“满铁”他那个“办事处调查室”去上班。研究工作需要安静的环境，留青小筑28　号就很安静。有什么重要情报，“特别调查班”班长程和生会随时来报告。他到办公室去，多是为了翻阅东京最高统帅部寄来的各种密件和“满铁”的内部通讯以及各种重要报刊，以备研究工作参考。
　　在“满铁”的诸多要员中，他的这种地位性的待遇也是少有的。道理很简单，他被“满铁”和“中支派遣军司令部”所倚重。
　　中西功之所以被倚重，不是无缘无故的，略看一下“满铁”总社有关他的历史档案就知道了：
　　1929　年，18　岁，就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1933　年，在东京《日本劳动年鉴》任助理编辑，在《国际评论》、《东亚》杂志发表论文；
　　1934　年，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任职；
　　1937　年，在《中国问题研究所所报》发表《冀东农村实况调查资料概况》一文，引起帝国军方的重视；
　　1938　年，担任《满铁调查月报》和《华北总览》两刊物的编辑，发表《华北农业特征》、《河北省农业经济实况》等文章多篇；
　　同年5　月，调往“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立即被“中支派遣军特务部”调去从事重要的谋略活动，按照军方委托的需要，写出《孙文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作为帝国提交汪精卫重建国民党的理论指南。并把它当作课本，由他在“维新学院”亲自向学生讲授。
　　中西功的中国话很流利，在“维新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