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江山美色-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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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断绝了与朝廷的联系，还做了千余辆皇帝使用规格的舆车；在有人弹劾他“阴图异计”的时候，他又和马腾上演了一出亲王剧。可谓是老谋深算，也正是因为他，打下了益州集团的基础。
刘焉是东汉皇族。年轻的时候在州郡为官，后来因为自己的皇家宗室的背景，被拜为中郎这样职位不高但身份特殊的小官。後来虽然因为自己的老师祝恬去世而辞官，但不久便受司徒府徵召，先後担任过洛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等官职，最後当上了九卿之首—太常这样的高官。
刘焉的仕途之路和东汉末年的另外一位皇族後裔刘虞的经历差不多，从基层开始做起，一步一步成为朝廷重臣。虽然不见刘焉在担任这些官职时的表现和评价，但从后来他那个著名的设立州伯（即州牧）的建议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的。当时刘焉上书给灵帝建议：“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所谓“清名重臣”是指以清廉闻名而身据要职的中央政府官员，在上书的时候就想做交州牧，可以体现出刘焉对自己所指的“清名重臣”还是很有自信的，基本上可以推断出刘焉在此之前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还是具有一定能力的。
其实设立州牧的方式并不是刘焉首创，在西汉、东汉都是有先例的。而后黄巾起义被镇压后，随著地方割据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刘焉这个建议提的也正是时候，对於加强集权、巩固统治都有好处。
那个时候的刘焉只想做一个交州牧，恐怕也是目睹了乱象，打起了避世的念头，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出于公心。
试想一下：放着好好的九卿之首—太常不做，非要到交州这个穷山恶水去“欲避世难”，这实际上就是自我放逐，就算如此，他就会选择一个比较富裕而且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区做州牧，也不用厚著脸皮去求皇上答应去交州这个地方了，这样做是要有相当的政治勇气的。结果没想到汉灵帝还就不同意，如果不是益州刺史郤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激起农民起义，朝廷决定派人替换，刘焉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应当说此时的刘焉还是没有什么野心的。也许就象另外的两个皇族後裔刘虞、刘表的做法一样，造福一方，做点实事，也算是为家族做贡献，无可厚非。他的政治野心应该是在益州才逐渐产生的。
经过一番活动，灵帝终於任命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临行前灵帝还特别召见了刘焉。汉灵帝说：“宣示方略，加以赏赐，敕焉为益州刺史：‘前刺史刘隽、郤俭皆贪残放滥，取受狼籍，元元无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摄行法，以示万姓，勿令漏露，使痈疽决溃，为国生梗’”。以此看来看，灵帝对刘焉是比较重视的，同时也说明了益州形势的严峻。
刘焉得到任命後不久便离开洛阳前往益州。刘焉去益州并不象他的另外一个亲戚刘表一样单枪匹马闯荆州，而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带上了一套自己的班底和人马。正当刘焉踌躇满志，率领这一班部下赶往益州的路上，却又因为道路不通，只能暂时留在荆州东界。等到刘焉历尽艰辛到达益州时，益州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当时的益州刺史郤俭贪婪残暴，激起了以马相、赵抵为首的农民起义，马相自称黄巾，迅速攻占广汉郡下属的绵竹县，并杀死县令李升，进而进攻雒县，把激起民变的益州刺史郤俭也杀了。起义军一时间声势浩大，巴郡的‘板楯蛮人’也参加起义，马相自称为帝，起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不久又攻陷巴郡，击杀太守赵部。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引起益州豪强地主势力的恐慌，以益州从事贾龙为首的官僚地主武装纠集人马进行镇压，在几天之内就把起义军打败。等到刘焉到达时，贾龙选派吏卒前往迎接。
原本刘焉还打算一到益州就有一番血战，不曾想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顺手拣了一个大便宜。於是，刘焉把州治定在绵竹，一方面奖赏平叛有功的贾龙等地方官僚、地主势力，并任命贾龙为校尉；另一方面，采用了宽大仁厚的政策进行统治，安抚接纳离散叛乱的民众，只不过当时摆在刘焉面前有三大难题急待解决，他未必转变的有那么快。
首先是内部各大势力的协调。前面提到，在平定益州马相起义立有大功的贾龙等人，代表了益州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而刘焉从洛阳带来的董扶、赵韪等人也是益州人，刘焉又接收了几万南阳、三辅民众。如何平衡这几大势力的关系是刘焉急需处理的问题。
于是在灵帝初平二年，刘焉发动突然袭击，找了个借口杀掉了贾龙势力中的王咸、李权等十余人，逼的贾龙等益州豪强起兵对抗，引起益州局势的再度动荡。不过，显然这次以贾龙、犍为太守任岐为首的一派势力很微弱，根本不是早有准备而且已经做好精心布置的刘焉的对手。虽然这时的董卓也在暗中支持贾龙等人，但此时的刘焉已经是羽翼丰满，刘焉还特意“出青羌与战”，连外族的力量都动用上了。很快，贾龙、任岐兵败被杀，刘焉得以解决了内部问题。不过他做的不够彻底，留下了很多隐患。
第二个问题是周边势力关系的处理。益州道路崎岖，刘焉基本上不用担心来自其他地区各大势力的威胁。唯一让刘焉不放心的是汉中的张鲁。张鲁，和黄巾起义的张角一样，同属中国早期道教的领袖，只不过是不同分支，叫做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其宗教性质和张角的太平道基本相似。黄巾起义爆发的时候，五斗米道的第二代领袖张衡也在汉中率众起义，与黄巾起义遥相呼应，被东汉政权称之为“米贼”，同属於朝廷征剿之列。
作为益州牧，刘焉自然有责任和义务去协助打击五斗米道的第三代领袖张鲁及其势力，但是刘焉却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做法，并没有派兵镇压，反而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暗中进行勾结，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原因是张鲁的母亲看上去年轻而又漂亮，又经常往刘焉家里跑，所以刘焉才会有如此举动。这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恐怕就是刘璋也是不清不楚。
第三个问题是同朝廷关系的处理。刘焉利用张鲁控制汉中以后，便让张鲁“断绝谷阁，杀害汉使”，切断了同东汉朝廷联系的通道。同时，刘焉还假惺惺地上书朝廷“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卖了一回乖。不过，後来他在益州“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的事情还是传到了荆州牧刘表的耳朵里，刘表马上上书告状，说刘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刘焉就象当年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教书时一样，被人当作圣人孔子了，实际上就是指刘焉图谋不轨。当时的献帝接到刘表的上书後，立刻派刘焉的儿子刘璋前往益州规劝，刘焉一见儿子的到来，乾脆就把刘璋留在了益州，不再回长安复命。这样一来，刘焉虽然被皇帝给教训了一顿，但远在长安的儿子却回来了一个，也算是有得有失。
尽管刘焉在益州“阴图异计”，但是东汉朝廷拿他也没有办法。董卓专权时期，董卓曾经数次“徵发，刘焉皆不至”，气的董卓抓了他的三个儿子进了监狱，最后也没敢把刘焉的儿子怎么样。
经过几年的奋斗，刘焉已经完全控制了益州，山高皇帝远，谁也奈何不了他了。之后又将位置传给了刘璋，刘璋算是捡了个便宜，本来他是幼子，按道理是没有继承的权利的，只不过刘焉入蜀时将三个儿子都留在长安，自己跑到益州做起了土皇帝，因此朝廷只能将这三个儿子做了质子，后来刘表去告状，朝廷没有办法，只能放刘璋去规劝自己的父亲，结果刘璋便留在了益州，自然而然的做了接班人。，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第117章 益州内部的危机（）
刘璋接受了刘焉的益州，可是他这样的人，在这个时代却是很难生存的。
说起来在天下纷乱的时候。刘璋所处的益州，乃是天府之土，民殷国富，兵精粮足，足以自守，甚至可以成就霸业。然而，刘璋在保守益州的过程中不能有所作为，除了关起门来做这个土皇帝，便基本上自认为天下太平了。
与汉末群雄相较，刘璋“暗弱”、“不武”主要表现在不识益州兵要地理形势，不能努力修好汉中的张鲁，丧失了益州北面屏障，使益州处于外敌威胁之下。其次是缺乏重大军事斗争的心理素质。尽管拥有益州这块“风水宝地”，刘璋却极端地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最后是缺乏足够的军事才能。
其实，刘璋并非毫无军事才能，在他统治益州的时期里，曾平定益州豪族大姓的数次大规模的叛乱，即是明证。导致时人视刘璋“暗弱”、“不武”的原因，除了刘璋为人“宽柔”“温仁”性格懦弱外，更与其身处推崇“人谋”的乱世之秋却不努力“人谋”有密切关系。突出表现是，刘璋立志不远，只图自保一州。
保据益州，坐观天下，是刘璋之父刘焉定下的方针。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这无疑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刘焉死后，继任益州牧的刘璋基本遵循其父“坐保”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坐保”有它的合理性，如可以避免自身力量在纷争之中作无谓的消耗。然而，在汉末割据兼并的时代，满足于“自保”，没有远大的目标与积极的行动，最终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公孙瓒等军阀就是典型的例子。
对于刘璋治益州，倒是不错，益州在天下各州之中的殷富绝对排的上号，甚至比之荆州更加富庶。刘璋专门信用东州人，不能团结益州土著。益州土著地主集团对刘璋始终没有好感，刘璋也始终没有能得到他们更多的支持。不但外来地主与土著地主之间的矛盾未能得到解决；就是刘璋本人和他的高级官员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刘璋既没有充分的力量节制骄恣的诸将，也没有能力选拔或重用优秀人才，所以在择才方面，刘璋是没有手腕的。
刘璋原来在长安，为奉车都尉。其父刘焉出任益州牧，因为被人弹劾有目无君上的举动“荆州牧刘表表焉僭拟乘舆器服”，所以刘璋被朝廷派来晓谕刘焉，应该有责问并警告的意味。刘焉索性把刘璋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当然，这其中也有刘焉的动作，刘表弹劾刘焉之后，刘焉索性将计就计，假称身体有病要召回刘璋，刘璋向朝廷上书要求回家省亲。但刘焉在中央一共有三个儿子，分别是刘范，刘诞，刘璋。为什么刘焉偏偏要召回刘璋，而中央又放行呢？恐怕还是刘璋有一定的能力，所以在兄弟四人中受到刘焉的重视，而朝廷又认为这个年轻人性格温和宽厚，不会对朝廷构成威胁。所以才放行，以后刘焉作乱，在朝中剩下的两个儿子相继被杀，可以说刘璋的这种个性为自己躲过了一次杀身大祸。
刘璋回到益州后，不久其父刘焉病死，当时益州的重要官员赵韪因为刘璋性格温仁，应该易于驾驭，所以支持他继领益州牧。刘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益州内部的派系问题，由于东汉政局紊乱，烽火连天。故而众多的灾民流入益州地区，时载“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当时的益州牧刘焉采取收编扩军的方式安置灾民，号称“东州兵”。一方面安定了社会，另一方面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们无疑在战斗意识和归属感方面都具备优势。
但东州兵的存在是明显的强客欺主，与当地益州土著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致使二者关系十分紧张。而刘璋温弱的性格又不能压制这种态势，况且东州兵也为刘家的江山立下过大功，不好强力打压，刘璋只好采用权衡的办法，任用益州大户赵韪，想要令二者互相制约。但可惜事与愿违。赵韪谋反，联合益州大姓，共同进击刘璋。刘璋退守成都，东州人士害怕自己的身家性命受损，故而团结一心，终于杀退联军，刘璋的政权转危为安。
这次兵变是由于刘璋未能处理好政权内部的矛盾引起的，但也说明刘璋面对统治危机还是采取了一定的应对措施，他采取的方法是扶弱以抗强，给当地大户赵韪委以重任，但本地人并没有买他的帐，一方面是由于益州土著与外来人矛盾激化，这个矛盾从其父刘焉时代开始，刘焉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树立自己的权威，在任期间“托以它事，杀州中豪强十余人。”连安定益州，迎接刘焉的功臣贾龙也被刘焉杀害，这就为地方与中央的对抗埋下了恶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