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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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盟军占领日本。1945年12月15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禁止政教合一的命令，禁止日本政府与神道的各种联系，把神道作为一种独立的民间宗教处理。从此，神道教超宗教的地位终结。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准备焚毁靖国神社，但罗马教皇派出特使劝告麦克阿瑟，称纪念为国家战死者是人类“自然法”，故麦克阿瑟保留了靖国神社，但在其“钦定”《日本国宪法》中确定日本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国家不再出资维持神社，靖国神社的大小“军神”也不再受国家的祭祀。因此，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对此耿耿于怀。
6．“右翼”当权（2）
与此同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其他同盟国国内法庭，对5 000多名日本军人和政府官员进行起诉和审判，分为甲、乙、丙三级战犯。1959年，靖国神社为约2 000名死去的乙、丙级战犯设立了牌位。1978年10月，靖国神社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为28名甲级战犯中的14人设置了灵位，他们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武藤章、松冈洋右、永野修身、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东乡茂德。从此，参拜靖国神社和复活军国主义更加密切相关，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话题。而且，二战以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也一直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其原因：一是靖国神社与日本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相参拜就意味着对侵略历史的肯定。这不仅与日本宪法中的“和平主义”原则相违背，而且必然会引起世界人民和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复活的不安。二是战后日本实行“政教分离”，靖国神社已和国家脱离关系，成为普通的宗教法人。《日本国宪法》规定：“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因此，首相前往宗教设施并以宗教仪规参拜神灵，与日本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也是明显不符的。
日本政要拜鬼始于1951年的吉田茂首相。战后的日本各届首相都极力避开8月15日这一“战败日”，并以公职身份前往靖国神社参拜。1975年8月15日，三木武夫首次以私人身份参拜。此后首相及阁僚参拜情况逐渐增多，但在以“公职身份”还是“私人身份”问题上仍含糊其辞。
1982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开始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前往靖国神社祭祀和参拜。同年，日本政府把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月15日定为“追悼战亡者、祈祷和平之日”。1983年秋天，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1月，桥本龙太郎作为首相在参议院会议回答日本共产党议员的提问时承认，“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和痛苦，这是事实，对此我们必须承认，并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然而不久，他却自食其言，于1996年7月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
小泉纯一郎自从2001年4月当选以来，作为首相曾五次参拜靖国神社。2001年8月13日，小泉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他在众多支持者“万岁”的欢呼声中，前往供奉了1 000多名甲、乙、丙级战犯牌位的主殿进行参拜。
2003年1月14日，身穿燕尾服的小泉驱车来到靖国神社神殿后面的入口处，坐到台阶上脱下皮鞋后匆忙走了进去，不到10分钟就走了出来。2004年1月1日，小泉在参加完当天早上的皇宫新年会后，又一次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小泉纯一郎最近一次参拜靖国神社是2005年10月17日。
日本首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曾经饱受过日本侵略的中国、朝鲜、韩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这个错误的举动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广大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违背了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做出的一系列表态和承诺，并且由于小泉首相五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断了多年的中日政府高层互访仍然无法实现。尽管中方做出极大的努力，促成了双方领导人在国际会议的场合见面，但日本政府随后为“台独”分子李登辉发放入境签证，再一次给中日政治关系蒙上了阴影。
然而，日本右翼企图借尸还魂的脚步不仅没有停歇，反而越走越远。2005年6月25日，日本非盈利组织“理想考虑会”及印度驻日大使馆在东京靖国神社内为已于1967年死去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印度籍法官拉塔比诺·巴鲁立“功德碑”，以“赞扬”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主张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所有甲级战犯均无罪”的行为。
日本《东京新闻》当天报道，包括印度驻日本大使馆武官比埃姆·巴里、日本非盈利组织“理想考虑会”理事长羽山昇在内的40名相关人员参加了在靖国神社内举行的巴鲁“功德碑”揭幕仪式。“功德碑”高2。1米，宽1。8米，上面除了巴鲁的半身像外，还雕刻上了巴鲁所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所有甲级战犯均无罪”的谬论。
对于在靖国神社内设置巴鲁“功德碑”，靖国神社方面称，“希望（‘功德碑’能让人们）回忆起主张日本无罪论的亚洲学者”。羽山昇在揭幕仪式后声称，“在靖国神社设巴鲁‘功德碑’意义‘重大’，（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自虐的倾向根源在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希望（建巴鲁‘功德碑’）能成为更正这一倾向的契机”。
现在就连本已退居幕后的日本天皇也按捺不住跳到了台前，为右翼摇旗呐喊。作为战争时期的裕仁天皇之子———明仁天皇，和皇后在2005年6月27日亲赴塞班岛，为二战期间在该岛丧生的4万余名日军和1万余名平民“慰灵”。这是二战结束60年来，天皇第一次悼念二战战场死者，这也是日本天皇首次赴海外祭拜二战阵亡日军及平民。
二战历史已经载明，当年美军夺取塞班岛是太平洋战场上最惨烈的篇章之一，近6万日军及家属在此毙命。此后，美军又是以塞班岛为基地轰炸东京等城市，从而削弱日本防御和战争意志的。日本天皇来此凭吊，与其说是哀悼，不如说是励志。它将勾起日本民众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回忆和对武士道精神的缅怀，鼓励日本右翼向侵略者先辈致敬，也鼓励小泉及其继任者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6．“右翼”当权（3）
中国外交学院日本问题专家周永生教授指出，明仁的海外“慰灵之旅”是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一种侧应。天皇毕竟目前还不敢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但他这次祭奠的战死者与靖国神社内供奉的战犯是一丘之貉，因此将从舆论上给予小泉巨大支持。周永生认为，不排除今后日本天皇有更加危险的举动。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苗头，值得世人警惕。日本宪法规定，天皇为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总体的象征。而按日本官方说法，当今的明仁天皇是大和王朝“万世一系”的第125代天皇。明仁天皇的身份地位及其所祭奠的对象，决定了他首次海外“慰灵之旅”的性质不同寻常，这必将误导日本民众及鼓励右翼势力在歪曲侵略历史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 翻案———日右翼政客为战犯开脱尽现强盗逻辑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悍然向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发动进攻，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宣告结束，一批罪大恶极、双手沾满亚洲各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受到正义世界的审判，遭到应有的惩罚。然而，战后日本国内不时出现为战犯们招魂喊冤的奇谈怪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的言论。2005年5月26日，此人在自民党国会议员会议上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认为“战争是双方都做了坏事”。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预设了这样的立场：“只有战胜国才是正确的，战败国总是不对的”，并“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因而“这是错误的”；而且，在被占领状态下，日本被实行了严厉的言论控制，贴上了那场战争只有日本不好的标签。次日，自民党总务会长久间章生公然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果，为日本二战甲级战犯开脱罪责。这两个日本政要的荒谬言论，与当年为战犯开脱罪责的言论如出一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担任东条英机辩护律师的清濑一郎当年在法庭上就曾宣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组建不合法，11国法官都不具备审案资格，战败国军政领导人对战争不应负个人责任……半个多世纪前后的荒谬言论竟然如此相似！
森冈正宏和久间章生身为日本政府高官，竟然如此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他们显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奇思怪想，而是说出了一部分日本右翼的心声，与日本当前的政治气候相呼应。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说，日本政要发表的荒谬言论，是对国际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公然挑衅，是对所有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深重灾难的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并予以严厉谴责。
日本否定东京审判不是单纯否定一次审判的结果，而是要否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甲级战犯双手沾满亚洲国家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鲜血，是对世界和平和人道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是构成战后国际政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早已成为国际常识，任何企图推翻这一审判结果的行径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子梅小璈通过对东京审判的潜心研究指出：东京审判自始至终，都具有不可辩驳的法理依据，其正义性、合法性不容否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认为东京审判的结果有损其“政治大国”的形象，开始变本加厉地攻击东京审判，使否定东京审判的思潮充斥到了政治、思想、学术、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日本国内这股否定东京审判、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思潮，已经产生了恶劣影响，将对日本今后的政治走向、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产生消极影响。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右翼政要总是不时发表胡言乱语，不断伤害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这不能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日本能否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
按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凡是为二战中法西斯国家反人类罪行翻案的言行都是违法的。在德国，为希特勒政权辩护的言行是违宪的，会被判刑。但在日本，右翼为战犯翻案从东京审判后就从未停止过，现在就连日本政客也公然加入为战犯翻案的行列。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使日本战前的部分军国主义战犯、军人和右翼官僚政客重新回到军界和政界，导致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死灰复燃。这些人的军国主义思想和“皇国史观”根深蒂固，自然对他们在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战争中所犯的罪行拒不认账，埋下了今天日本为侵略历史翻案的祸根。
近年来，“皇国史观”甚嚣尘上，右翼势力公开颂扬裕仁天皇这位战争元凶的“圣德”，认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完全如天皇所言“实出于谋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故，至若排除他国主权、侵占领土之类，固非朕志”。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病逝，竹下登首相就曾表示：“天皇一直为世界的和平和国民的幸福而祈祷，不忍心看到国民在战争中的痛苦挣扎，做出了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天皇的圣德将永远铭刻在国民心中。”令人吃惊的是，一些很有影响，过去比较客观地对待历史问题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也一反常态，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为天皇颂德，为战争免责。同时，右翼团体及一些狂暴的皇道主义分子，用卑鄙的手段攻击和迫害那些批评天皇的人们，造成恐怖或流血事件。长崎市长本岛在市议会上认为，天皇早做结束战争决断，长崎可能不会遭受原子弹之害，因此天皇应负战争责任。结果在天皇去世之时，极右翼分子恫吓与攻击他，扬言要其辞职，否则对其人身及家族的安全不负责。对“皇国史观”，不但众多右翼分子深信不疑，而且一些政客与政府官员也同样信奉，甚至在公开场合大肆宣扬。2000年5月15日，森喜朗首相在日本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上坦言：应当让国民理解，日本就是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