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火:一个少女帮的自白 作者:[美] 乔·卡·欧茨-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侮辱，而且不时会大发脾气。真有趣，一只老掉牙的狗，还想咬人，不自量力。他是一个头发掉光了的、枯瘦的小老头，长着一对古怪的眼睛，一个溃烂的鼻子，呼吸不畅，双手颤抖，但是每天下午天气好的时候，他就会上公园里去，我指的是卡萨达加河上游的纪念公园，他有个固定的长凳，一个他的长凳。我们看见他坐在那儿，一品脱雷电鸟牌的酒藏在一个纸袋里，夹在他那瘦骨嶙峋的大腿之间，或举起放到嘴边，那姿势就活像一架重复不停的时钟，沉思着什么，甚至给人一种尊严哩。“神父”塞里奥特：你可以从他身上看出这一点。每次你在路上接近他时，看起来他都在那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坦克边沉思，坦克是为哈蒙德市的阵亡者修建的一个纪念碑，一个巨大的坦克。它的长炮筒伸在道路的另一边，看起来就仿佛是老神父在为炼狱里的穷人祈祷——我们曾被教导，地狱里的灵魂永远遭受诅咒，天堂里的灵魂自然无须任何活着的人的祷告，也无须任何活着的人的帮助——可是你若是穿过他和坦克之间的那条路，你会看见他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你，鬼样的眼睛，看穿你，看得你头皮发麻。在公园里闲荡的少年们奚落他，如果他们觉得乏味或感到不舒服，他们就会嘲弄那帮孤独的年长的酒徒或酒鬼。就在我写这部历史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令人恶心的事件：一些埃斯帮的家伙用火把点燃了一个熟睡在报纸里的黑鬼。但是神父塞里奥特似乎一点也不害怕他们，他总是坐在固定的那张长凳上，即便是天气寒冷或是下着小雨的时候，也不例外。长腿夸口说，他是她的好朋友，他将从没有告诉过别人的秘密统统都吐露给她听。
　　“什么样的？”我们都问道。
　　“秘密的，”长腿含糊其辞，支支吾吾，“都是些只有神父知道的秘密。就像圣餐仪式真的是怎么回事啦，我说的是真的，是指某人的尸体和血。因此，如果受到亵渎，就要出血。还有，比如忏悔啦，牧师们听的东西，还有某位教皇和他的私生子啦。希特勒是如何成为梵蒂冈的座上客的，还有革命啦，”长腿说道，点点头，“——正在兴起的革命。”
　　长腿带着我一起去公园见神父塞里奥特，听他讲道，但我从不跟他谈。在一个一脸稀烂、嗓音沙哑如沙纸的老酒鬼面前，我感觉怪怪的，没有了勇气；从那双眼睛，看出他曾经是一个罗马天主教的牧师，但如今早已不是了。我很惊讶他怎么没有被剥去法衣，也没有被驱逐出教会，或者是自己选择离开教堂的（我有一个远房叔叔住在纽约的特洛伊，曾经是教区牧师，后来离开了，与他的管家结婚了，但是没有人曾提及他）。我害怕这样的人，他随时给人带来危险，犹如大胆的上帝与雷电搏击，而每次都是上帝后退了，就如同一个看不见的时钟滴答、滴答、滴答……
　　神父塞里奥特偷偷看我，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马德琳，他没听清。于是长腿大声说“马德琳”，神父塞里奥特说，哦，这是个不错的名字，说我是个看起来不错的女孩。以后他就根本不记得我了。
　　长腿问他一些事，他回答了，啰啰嗦嗦，一副牧师的样子：轻声的，自觉的，不是在讲坛上而是在忏悔室里。他张大着嘴巴歪笑着，时不时地斜视着长腿，看她怎样瞪着他，他们之间会有某种联系，某种紧要的事，某种秘密吧。于是你就想他们两人几乎紧密相连，也许事实就是如此。
　　长腿·萨多夫斯基，开玩笑时喊她“西娜”，曾说过，她憎恶所有的牧师，所有的修女，可是在纪念公园她却站着，将她的身体重量从一只腿挪到另一只腿上，因为长时间听讲，带着一种渴望的，甚至是焦虑的态度在听一个老酒鬼，前牧师，啰啰嗦嗦，讲革命，好多革命呀！——1848，1798，1917，1776！——还有即将到来的革命！由于同情，由于深信这一切，逐渐地，他的眼睛失去了光泽。
　　神父塞里奥特继续讲下去，此刻他的情绪再度激动起来，我们知道教堂背叛忠实者吗？知道教堂背叛天主吗？知道教堂的财富、教堂的军事力量、教堂害怕真理吗？我们知道从古至今宗教裁判所的无情吗？直到此时此刻？知道古代诺斯替教徒①福音被当作异教徒被烧死，“罪孽”是怎样被发明和实施的吗？知道主教、教皇的暴政吗？——他们是凶手吗？
　　1909年，作为一名年轻的二十四岁的神学学校学生，神父塞里奥特告诉我们，他在纽约市参加了一个社会主义党的大会，那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都是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同志，他站着听“国际歌”，就在那一瞬间，他明白上帝就在每个人的心里，每个人打着拍子，和声而唱，那时他知道了上帝，明白了什么是幸福：从上帝那儿得到解放；人们集体升天，然后遗忘上帝。到现在他都相信他当时明白了，他自己已经升天了，但会亘古不变吗？——“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令我们非常惊讶的是，神父塞里奥特爆发出一阵痉挛似的嘲讽的笑声，接着一阵咳嗽，我们突然意识到：他的确是一个病入膏肓的老头，他是一个肮脏的、注定要老的老头，一个牙都掉光的酒鬼，那不正是上帝驱除的对象，他看起来真是可怕。
　　“行了。他疯了，但他也是圣徒。”
　　“他使我害怕，我不喜欢他。”
　　“我也怕他。见鬼——他知道。”
　　“是吗？为什么？他知道什么？”
　　“——他知道大多数人为了什么必定会死，并且下地狱。”
　　这次关于幸福的谈话，这个在美国谈的最多的话题：幸福还是不幸福——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回首往事，我现在才发觉“狐火”的第一年是真的最最幸福的时光，可惜那时我们并不懂。你在那时也绝对不会懂得的。生活是如此紧迫，你像一艘张满帆的船，勇往直前，你无比兴奋，直到一切安全了，过去了，做过了，然后消亡了，仿佛从一场梦中醒来，你才敢说，“是的，我那时很幸福，是的，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才能够明白，我那时是多么幸福。”也许这就是死亡的好处？　

第二章　黑眼睛
　
　　蓦地，妈妈站在浴室的门道里，自言自语不知在说什么，只听见她“呼、呼、呼”，嘴里喘着粗气，声音就像是从我嘴里发出的。我赶紧抓过一条毛巾将自己包住，笨手笨脚的，将我左臂上的“狐火”文身藏起来，不让她瞅见。我曾经在镜子里紧盯着，像施催眠术一般，好长好长时间，盯着我左臂上的那个火焰般的伤口，虽然几个月过去了，长腿给我刺字的伤口的大部分地方已经痊愈了。别动，宝贝，好不好？我保持不动。我十四岁了，我站在镜子前，上身裸露，我的胸脯平平，硬邦邦、瘦精精的，我很吃惊，我好苦恼，我想，长腿也跟我一样苦恼、难过。我们两个曾秘密地、可怕地、狠狠地打、压、挤我们那面团样的小乳头，不让它们生长过快，因为我们颀长的、坚硬的身躯是我们超越丽塔、戈尔迪、兰娜以及其他人的法宝。可我们从不谈论这类事，长腿和我：“西娜”和“杀手”从来都不谈论他妈的这类事，只为“狐火”，我们立场坚定，团结一心，去抵抗我们的敌人。
　　初夏，清晨六点四十五分，太阳像一个失去光泽的圆盘正在冉冉升起。
　　我并不知道妈妈在家里，或者，即使她在家，她也不会平躺在床上的，她眼睛向上提起，触到脑袋，她的呼吸急促，响个不停，犹如一个坏掉的水槽里的水流个不停。
　　浴室门上的锁坏了，坏了好多年了，但除了妈妈外，没有人会半裸着身子硬推门进来的。我们彼此都小心翼翼，从不贸然闯进对方的地盘，我们像不同种类的动物被迫生存在同一个空间里，本能地学会了避免碰到一起。可是，那天早上，我却很粗心，向自己展示了我的身体，凝视着美丽的“狐火”文身，那至少可以一半弥补我那丑陋如猴的模样。我的文身周围苍白可怕，中间火焰一般鲜红。妈妈一定瞅见了它，因为我在照镜子的那一刻，她也势必窥视了我。妈妈那只略带紫黄色的黑眼睛，好像一个大力士一拳恰好打在了她右脸的上方，于是她的右眼肿了起来，几乎眯着了，她的线条优美的鼻子呢，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刚刚煮好的荷包蛋，而她的半边右脸看起来就像浸泡在血里的海绵。哦，妈妈，我斜视到你了，我不是刻意的，我斜眯着你了，就如同你窥视到了我的“狐火”诞生标志一样。不是故意的，你就摸索着门把手，嘀嘀咕咕，含糊不清，赔礼道歉，悄悄地走开吧。
　　我们两个，本能地。　

第三章　马迪弄到安德伍德牌打字机：“狐火”历史开始
　
　　哦，天哪。
　　一台打字机？
　　初夏的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天气微微有点热。在费尔法克斯大街附近的塞尼卡街，温陂？沃茨叔叔正在沃茨男装店的后门口清理废品，他满头大汗，呼哧呼哧的，用力地拖着那些纸盒子，把它们堆放在路边，好让哈蒙德市的清洁工来收拾。纸盒子里装满了他多年都懒得清理的东西，在那一堆废品中，有一样东西最引人注目，那是一台打字机。
　　一看见它，马迪大为吃惊，于是停下脚步。
　　一台打字机？要像垃圾一样被扔掉？
　　马迪好高兴，好开心，她停下脚步，仔细查看起来。这是一台安德伍德牌的办公用打字机。黑色的立式打字机，体积大，很重，陈旧烂扁的样子，上面满是灰尘，所以看起来很薄。它的键已经坏掉了，不知用了多少年。马迪很难辨认出像a，s，e，t，o，u这几个字母；带子也松了，几乎透明，一半已经缠在机器里面，很难弄出来。可是它看起来是多么漂亮，多么高贵啊！马迪，多少个星期六的上午在街上巡游，希望在哪儿发现有什么宝藏，她的一生里可还从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更不用说打字机了。
　　在她所有希望的东西中，马迪最想要的就是一台打字机了。
　　“狐火”还没有正式诞生以前，马迪神圣的职责就是做“狐火”的记录员，她想的就是一台打字机。
　　很小的时候，马迪就相信她有一种神奇的写作天赋：知道如何写东西。如今她相信这种神奇的力量赋予了眼前这台将要得到的打字机：知道如何打东西。

　　马迪蹲在路边，一直察看着那台打字机，这时温陂？沃茨出现了。他腋窝里夹着一堆旧报纸，嘴里嘀嘀咕咕的。他把旧报纸放到人行道边。他是一个大约四十五岁的肥胖的男人，身穿一件硬挺的白衬衣，打着领带，裤子有一点点皱痕，作为一家男装店的老板，即使像沃茨男装店这样的小店，他也会尽力使自己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老板。马迪向上斜视着他，笑了笑，试图微笑，也许微笑成了她的错误，不该微笑的，也许是她那恳求的声音：“——你要扔掉这台打字机吗？请问能不能给我？”
　　温陂？沃茨，真正的姓是沃尔特（“沃尔顿”的缩写）？沃茨，他用一块皱巴巴的手帕擦了擦他的脸，一对精明贪婪的眼睛打量着马迪。他不是她的叔叔，而是她那死去的父亲的叔叔：从记事起，马迪就记得塞尼卡街的沃茨家与费尔法克斯大街的沃茨家，马迪，还有她的母亲没有什么来往。温陂？沃茨狡猾地笑了笑，说道：“嗯？你想要我的打字机？我卖给你——五块钱。”
　　马迪瞪着他，心里好沮丧：“可你不是要扔掉它吗？对你来说，它不过是一堆垃圾，不是吗？”
　　温陂大笑道：“垃圾，那你为何还要？”
　　“哦，对我来说，它不是垃圾，”马迪一脸天真地说，“——我可以用它打字。”
　　“那就值五块钱。”
　　“可你不是要扔掉吗？”
　　“你有五块钱吗？我就不扔了，我卖给你。”
　　“可是——”
　　“我是商人，小美人儿。我不是那该死的救援队。”
　　于是，温陂？沃茨开心地哈哈大笑，那笑声如同卡通片里的笑声，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卡通类的人物：发亮的小眼睛，绯红的皮肤，将他的衬衣都撑得变形的大肚皮。马迪觉得他几乎就是肥猪和盖世太保的混合体，可怕极了。她揣摸不透他话里的意思，是戏弄，还是当真？在这条街上，温陂？沃茨可是有名的爱开玩笑的人，一个“人物”，一个人上人哩：打抱不平，心肠仁慈，说话风趣，慷慨大方；或许他就是一个臭婊子养的崽，一眼精明，吝啬小气；情绪最坏的时候，他当着外人侮辱他的老婆；不准黑人进他的商店，他叫他们“黑鬼”。马迪有点害怕了，不喜欢他，但很奇怪的是，她又朝他走过去，如同我们总是向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