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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部分

读史有学问-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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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了,寿终正寝占了,总而言之,功名利禄四字全占去了,可谓占尽了在中国人看来令人羡慕追求的一切好处。

  那么,曾国藩在沉默了一百多年以后,能够重新唤起人们的热情,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是,一般人能够学其一面已不可得,更无机会能够全面模仿效法。

  历史上的曾国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争议很大而且极其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可以说集中了中国传统官僚的所有特点,也掺杂了一些文人的品格。前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其意是说如果称赞他的话,可以把他看做是一位“圣相”,如果审判他的话,又可以把他看做是一“元凶”。其实,曾国藩远比此定论要复杂得多,说他是“元凶”则可,说他是“圣相”则还不太够格。只是出于简便,一般都这么评价他,这里也暂借此论来分析一下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是由“元凶”走向“圣相”的,我们就先从他“元凶”的一面说起。

  曾国藩生于清仁宗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卒于清穆宗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曾多次以“耕读传家”引以为傲,可见,曾曾国藩像

  曾国藩何以如此之热,大概是因为既“忠君爱国”,又身享荣华富贵,对各方没有损害而对自己有利。对于务实求验的中国人来讲,他恐怕是最为合适的“学习”对象。

  国藩的家庭既非土地主,也非书香门第,乃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模式:多有田亩,衣食丰足,又能读书著文、咏诗作赋。先不说这种家庭理想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什么样的精神,但它把种地之实与读书之虚这两件事结合得很好,则是确实无疑的,这种虚实结合的家庭结构,对于培养出曾国藩虚实结合的人生品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曾国潘的祖父不太识字,但务实能力很强,整治得家业兴旺,他的父亲得以有闲读书,只是饱经寒窗之苦,才不过考了个秀才,做了孩子王。到了曾国藩这一代,却是祖坟上冒了青烟,一路科考顺利。

  曾国藩六岁入塾读书,八岁学“五经”,读八股,十四岁赴长沙应童子试,成绩一等,二十二岁中秀才,两年后就学于中国著名的学府岳麓书院,同年曾入京会试未中,后刻苦攻读经史,至二十八岁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

  曾国藩兢兢业业,获得了清廷的赏识,连连升官,至三十七岁升为二品官,他曾十分自负地说过:“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见,曾国藩还是把做官当做第一人生要义的。在这期间,他历任工、刑、吏部的侍郎,可谓春风得意。

  但如果历史不给他提供特殊的契机,他是不会成为现在的曾国藩的,他也许只会像无数个封建官僚一样,默默无闻地度过他的一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给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

  公元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起义军从广西桂平县山区冲破重围,像一股滚滚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推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南方重镇江宁(南京),并更名天京,定为国都。清政府的军队可谓是望风披靡,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感到没有力量组织军队、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了,只好像东汉末年朝廷镇压黄巾起义一样,让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装,称为团练。这些武装力量由当地的官僚和地主联合组建,具体指挥权属于组建者。

  咸丰皇帝于公元1853年下令长江南北的在籍官绅组建团练,曾国藩因家在湖南的湘乡,就积极响应,于这一年回到家乡,协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他的“元凶”生涯。

  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曾国藩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军的腐败,因此,他在组建队伍时,首先注意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决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

  曾国藩的军队与清军和其他团练武装相比,有如下明显的特点:

  一、士兵均来自质朴壮健的湖南乡民,既易于训练,又勇悍善战,坚决拒收城镇油滑市民和老兵油子,以免带坏了队伍。军官则多来自他的亲友中的读书人,要求肯为“卫道”、“忠君”而献身,不能急功近利,坚决杜绝清廷八旗贵族军官的争权夺利。

  二、把父子、兄弟以及有其他血缘亲属关系的士兵编在同一组织内,利用宗族亲缘关系维系士兵,使士兵打仗时能互相救助,且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失败,全宗族就会遭到族灭之祸。曾国藩的这一招的确十分有效,把一支国家的军队变成了宗族军队,所谓“打仗还靠亲兄弟,上阵不离父子兵”,果然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力。曾国藩的这一创举,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

  三、在组织上,曾国藩规定,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这样既提高了组织指挥的战斗力,也为曾国藩建立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曾国藩虽然坚决反对满族人担任一般的军官,以免影响战斗力,但为了取得满族人的信任,他特别推荐了满族人塔齐布为湘军大将,举荐多隆阿为湖北将军,在一切准备完备后,曾国藩的这支湘军开出湖南省,准备同太平军作战。

  清文宗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五月,曾国藩率湘军出战,在岳州与太平军接触,没想到一战即溃。曾国藩出省时共有湘军一万,水、陆军各五千,连其他人等共一万五千多人。岳州一役,水师被彻底击垮,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可能是从未受过失败的滋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便要投水自杀。他的部下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湘军统帅死去,赶忙把他救了起来。曾国藩羞愤交加,大力整顿湘军,过了三个月,再战岳州,于六月份攻陷。同年十月,曾国藩督战,经过激烈的争夺,又攻下了武汉。曾国藩这时总算报了岳州之败的仇,情绪高涨起来,叫嚣道:“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清文宗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曾国藩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军开始认真对付曾国藩了,派石达开为统师,大举向西增援。石达开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著名将领,他设计将曾国藩的水师诱入鄱阳湖,再堵住湖口,打败了敌军,焚毁了战船。曾国藩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水军又一次化为泡影,连自己的坐船都被烧掉,自己只能只身逃走,更是羞愤交加,意欲再次投水而死。这次投水幸被部下拉住,免受了入水之惊。曾国藩两次投水,未得其死,也许仅是做做样子,并未真的想死,只是收拢人心而已。

  太平军与清军激战的场面

  石达开打败了曾国藩这支在当时看来是生气勃勃的军队,就又打败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事上威震全国,大有夺取全国之势。可就在此时,太平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著名将领先后被杀,两万多精锐死于内乱,石达开又带十万精兵出走。太平天国从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走向了下坡路。

  此时,曾国藩趁机再夺武汉,并在与李秀成激战后夺得了安庆。清文宗咸丰十一年(公元1860年)八月,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有了更大的指挥权,派三路军马进攻:李鸿章自己率淮军保上海进攻苏南,曾国荃率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由于太平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大下降,所以连吃败仗。再加上英国“常胜军”的支持,无锡、常州、苏州等地接连失陷。清穆宗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六月三日,洪秀全在绝望中死去。

  曾国藩的湘军入天京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湘军见物即抢,“子女玉帛扫数悉入湘军”。

  太平天国大花钱

  《天朝田亩制度》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理想”。然而,这“大同理想”又何曾能维持得长久?

  曾国藩完成了他率湘军攻灭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元凶”使命,由于他善于玩弄权术,又一步步地登上了“圣相”的位置。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军十二年的历程中自然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兵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忠心耿耿,还是屡遭疑忌。

  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却说:“如此一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攻克武汉,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盛产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清廷恐慌,又请他出山,并授他兵部尚书衔头,有了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权,认为满人无能,就重用汉人,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清文宗咸丰十二年(公元1862年),曾国藩被授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权力,巡抚提镇以下均须听命,不久又赐以太子太保头衔,兼协办大学士。自此以后,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曾国藩激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取得了大权,在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很多太平军的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一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退出财物,也不能退出财物,在进京之后,忙做了四件事:一、因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二、因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四万湘军;三、因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四、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反而显示出了他恭谨的态度,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清廷又加恩赏以太子太保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

  太平天国玉玺

  洪秀全用中国传统的“神道设教”的方式组织起义,但他似乎是一个真正虔诚的基督徒,并用“神道”的方式来指挥战争和处理政治,怎能不败?

  曾国藩还曾打过捻军。捻军首先在淮北一带零星起事,后逐渐汇成大流,又得太平军相助,遂成大势。清廷本想派蒙古贵族僧格林沁镇压,以显示并非只有曾国藩一类的汉人才有用,但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无奈又得派曾国藩出马。曾国藩不像僧格林沁那样紧追捻军,而是坚壁清野,实行围堵的政策,后来还是被捻军冲破,终于无功。后经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出马,才算压住了捻军。

  曾国藩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赞成购买洋船洋炮,又派李鸿章等人“师夷人之长”,学习洋人的技制,网罗科技人才,建立枪械工业,对开矿等也有所提倡。他还注意选拔人才出国学习,在国内也注意设立学馆,培养人才。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曾国藩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且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恢复人性,就是恢复天地间的“理”和“气”,使人这一正气的凝结物载以封建道德的灵魂。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完全一致,都是维护封建道德的。

  曾国藩书信手迹

  他还特别推崇先秦时期的“内圣外王”的理论,即在思想品德上要加强修养,向圣人靠拢,在实际能力上要有王者风范,能匡时济世。的确,曾国藩身体力行了这一理论,算得上言行一致。

  他在训诂学等方面也很有成就。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他的权位结合起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亲手培养了许多学生,提拔了很多士子,因而,他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时就有许多人把他吹捧成所谓的“圣相”。

  曾国藩还亲自实践他的理论,在未回乡组织团练以前,在京中做官就十分注意修身养性,特别是在“静”字上下功夫。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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