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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

读史有学问-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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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上书的经历,心中十分愤慨,在此封奏章中,他措辞激烈,指出日本国会及报纸天天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却无动于衷,再不变法图强,中国就亡国有日。但这一奏章又被顽固派大臣压住不报,光绪没有看见。后来,奏章传开,在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报刊杂志都加以介绍摘转,光绪从报纸上看到了这篇奏章。深为感动,马上就要召见康有为。

  恭亲王奕慈禧扮观音像

  漫长的男权制封建社会差不多是由一个专权数十年的“女皇”结束的,其中意味,令人难以索解。

  䜣坚决反对召见康有为,其理由又是引用祖宗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光绪无奈,只得派了翁同龢、李鸿章以及荣禄等人对康有为进行问话,其中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属于主张变法的一派。他把康有为的答辞如实地报告了光绪,光绪再次为康有为的理论和态度所深深打动。他下令收集康有为的著作文章,认真阅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坚定了变法的信念,并特别下诏,凡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光绪虽然急于变法革新,但实权却操在慈禧手里,光绪实际上是个徒有虚名的皇帝。为了能够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甚至有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太后若不给我权力,让我变法强国,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帝,也决不做亡国之君。”

  当时的形势是变法的呼声极为高涨,而朝中的守旧派却紧紧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围,不愿变“祖宗之法”。为形势所迫,慈禧不能不暂时放一点权给光绪,让他先试一试,若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残局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整治光绪。这种作法,比她死命阻挠变法要高明得多。于是,慈禧太后在加以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绪试行变法。

  中国的变法者往往都是十分幼稚的,光绪和梁启超等人获悉慈禧太后同意变法,欣喜若狂,以为变法就可成功了。

  慈禧与光绪皇后、瑾妃合影

  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这实质上是变法的宣言书,诏书斥责了顽固守旧的官僚,指出变法图强是救国的必由之路,还对顽固官僚空有救国之言而无救国之实的虚伪情状进行了揭露。

  这道《定国是诏》既表明了光绪变法革新的坚定信念,也让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感到了极大的震惊。从这一时刻开始,光绪帝接连不断地下诏进行变革,慈禧太后则在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扼杀革新运动。光绪在六月十一日下诏以后,于六月十六日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召见康有为,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成例,并且长谈达两三个小时。在这次召见以后,光绪不仅对增强了变法信心,对变法的内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样,光绪就坐在他的龙椅之上,大发革新诏书。

  从下达《定国是诏》起至变法彻底被镇压的一百多天里,光绪共下诏书一百一十多道,有时一天竟达五六道之多,其改革内容包括: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历学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鼓励修铁路、开矿业及农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著作;撤驿站、办邮政;裁减官员、精简机构、改订规章条例;改革军队训练、对海陆军用新法操练;改革财政、制订财政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路等。

  毫无疑问,这些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对于增加中国的国力是有用处的,但其中许多措施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因此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愤怒,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消灭改革。

  谭嗣同像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拒绝出走,慷慨赴难,就义前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

  慈禧太后对改革本不同意,她是封建守旧派的代表,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质,更重要的是,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权力,如果光绪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取得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把持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决不允许光绪的改革获得成功。

  在“百日维新”中,许多守旧大臣对维新措施拒不执行,不仅当面“劝谏”光绪皇帝,还压住诏令不往下传达,或是扣住奏章不向上报,一怒之下,光绪罢了许多人的官。在处理一次扣压奏章的事件中,光绪一下子就罢免了六个大臣,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当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就连下三道“上谕”,罢免翁同龢,使光绪失去了左膀右臂,并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地掌握了人事大权。在“罢黜六堂官”事件之后,慈禧更是加紧密谋,准备以武力挟制光绪。

  慈禧让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于是,荣禄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北京的周围,一是把聂士成的甘军调驻天津,一是把董福祥的武毅军调驻长辛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密护卫颐和园。这样,慈禧就有恃无恐了。

  光绪帝被囚禁的南海瀛台没有军权、没有政权而谈改革,历来是中国书生的一贯做法。然而,有了军权、政权的人为保既得利益又害怕改革。这真是中国改革的二律背反。

  有意思的是,相对于慈禧太后的十万雄师,光绪的改革者只是几个文弱书生。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授予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担任军机处章京,做文书工作,人称“军机四卿”,再加上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过六人。而这些人一点军政实权都没有,只能今天上一个奏章,明天上一个奏章,连光绪的面也见不上。而光绪呢?今天一个诏令,明天一个诏令,至于能否实行,天才知道。这种变法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固然是巨大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无异于儿童过家家,大人一来,小孩就只有散伙了。

  光绪对于慈禧太后的阴谋一无所知,只是从每日朝见慈禧太后的感觉中,觉察到大事不妙。于是,他写了几道“密诏”,要康有为到上海办报馆,实是要他去避难。等光绪密召杨锐入宫,向他说明紧急情况,要他设法解决时,杨锐惊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这是陛下的家事,应当同您家人商量。”至此,光绪已完全绝望,他紧张、焦躁、愤怒,但却一筹莫展。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自己只能坐以待毙。

  但他还想作一番努力,当时,袁世凯正在北京,光绪于九月十六日召见袁世凯。在光绪看来,袁世凯对维新变法一贯表现得较为积极,他想争取袁世凯的军队,也许会有挽回败局的可能。在与袁世凯面谈时,光绪对他倍加称赞,并大升其官。袁世凯先是一惊一喜,随后恍然大悟,明白了光绪是想利用自己。袁世凯权衡了各方力量之后,立刻跑回天津驻军所在地,向荣禄告密,荣禄得讯,当晚就乘火车从天津赶往颐和园,向慈禧报告。

  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光绪慌忙跪地迎接,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把他训斥了一番,以光绪的名义下了两道“上谕”,宣告光绪退位,自己重新训政。

  慈禧把光绪囚于瀛台,又捉住了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并将他们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从公元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发布《定国是诏》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重新执政,前后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又因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戌年,故又称“戊戌变法”。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就像变戏法一样地失败了。

  帝国主义列强看到这种情况,知道中国政治更加腐败,便大举进攻中国,而国内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也轰轰烈烈,在这两股力量的夹击之下,慈禧集团对列强宣战,后来被迫逃出北京。这时的光绪帝虽是一囚徒,对时局却有清醒的认识,他仍希望暂时稳住帝国主义列强,待国力强盛之后再图良策,但终未被慈禧接受。

  公元1900年八月,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只好慌忙逃走。出逃时,她挟带光绪,把光绪最为宠爱的珍妃活活推入井中害死。第二年,慈禧又挟带光绪从西安返回北京,这时的光绪,在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逐渐地清醒成熟起来,更加坚信中国只有变法图强才能免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灭亡的命运,他一直念念不忘变法,并一直希望在慈禧太后死后自己能重掌大权,重行新法。但是,他始终没有搬倒慈禧这座压在他头上的大山,历史始终没有给他机会。

  康有为上摄政王书

  他本想熬死慈禧,谁知自己竟因忧郁过度而英年早逝,于公元1908年病故,享年三十八岁。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给后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光绪也成为一位著名的封建皇帝,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有了一定的国际声望,以至于慈禧不敢轻易地将他处死。

  从运作方式上讲,“戊戌变法”是从光绪到康有为等一群书生在那里舞文弄墨,正所谓“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他们只知道为什么要变法,该变哪些法,至于怎样变法,尤其在危难临头之时,他们就一筹莫展了,只好以一腔热血来祭奠神圣的改革灵坛。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

  改革的要求往往来自下面,但实行改革又来自上面,别说像光绪这样一个软弱无力的没有权力的改革者,就是受到帝王全力支持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又怎样呢?当然,每次改革都会留下一些新法,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但具体的改革者却一般都没有好下场,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

  改革失败,百姓并无多大责任,因为历史并没有让他们登上舞台,他们只是改革的要求者和受动者。至于权力集团内部因为改革而发生了什么争斗,他们丝毫帮不上忙。而改革的先行者又往往敌不过守旧势力的顽固反扑,所以,这些先行者就大都做了历史的殉道者。这就是历代王朝中改革者很难有好下场的根本原因所在。由此看来,改革需要权力,但权力也未必能够保证改革的成功。那么,改革之路,究竟在何方? 


第二编 分析治乱成败的学问
1红颜与祸水

  中国男人最爱把祸乱国家的历史罪责往女人身上推,于是,“红颜祸水”这句话也就成了中国男人的口头禅。尤其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中国男人更爱祭起这一法宝,让女人们来为自己顶罪,男人们则拍一拍屁股,摇身一变就成了历史的功臣或是指点未来祸福的预言家。

  据说商朝是妲己祸乱灭亡的;周朝的天下是因褒姒的一次微笑而丢掉的;明朝所以亡国,是由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妓女陈圆圆成了亡国的罪魁祸首;还有唐明皇因宠爱杨贵妃而导致“安史之乱”,汉成帝因宠爱赵飞燕、赵合德姐妹而使西汉国祚衰微,至于在漫长的历史上因受宠及其他需要而被迁过杀害的妇女,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中国男人真是好度量!即使真是女人乱国,中国男人也该表现出一点绅士风度,替她们担一点责任,也不枉中国女人“三从四德”了一场,更何况祸乱国家的责任根本就不在女人身上。如果不信,就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

  据说女人亡国始自商朝的苏妲己。商纣王自幼聪慧过人、体格壮健、力大无比、能言善辩,本是一位有为君主,但自从宠爱苏妲己之后,就荒废国政,致使商朝灭亡。正所谓天生尤物,必定祸乱国家,言之凿凿,真似无可辩驳。那纣王又干了些什么呢?首先,他频繁地对外发动战争,穷兵黩武,使人民不堪其苦。其次,其生活奢侈荒淫,

  一为云雨别此地生秋草秋草秋蛾飞

  相思愁落晖何由一相见灭烛解罗衣

  唐/李白/寄远

  远逾前代。据历史记载,他在沙丘的园囿里挖了许多大池子,把大量甜酒灌注其中,又把煮好的肉挂在周围的树枝上,称之为“酒池肉林”。同时,他让男男女女脱光衣服,在“酒池肉林”中追逐嬉闹,陪他做通宵宴饮。第三,其行为之残暴,绝不是草菅人命四字所能形容,而简直是灭绝人性。纣王喜欢以活人喂虎,剖挖人心,残杀孕妇。一次,为了验证他猜的胎儿的性别是否准确,竟当场剖出婴儿检查。至于敲开人的骨头,剜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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