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第1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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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美国的文化较之拉丁美洲的文化更少受到土著印第安人的影响，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印第安人人数较少，也较落后。然而，印第安人的影响也不可全然忽视：25个州是以印第安语命名的；英语中现在至少有300个印第安语词汇；印第安人的许多发明，包括鹿皮靴、独木舟、平底雪橇和雪鞋，都得到了普遍的利用。　　　　　
　　同样，美国同加勒比海地区的某些拉美国家相比也较少受到非洲文化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在美国还是相当大的；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　10％，而印第安人仅占0。5％。黑人的影响主要在民间文化方面。其一是民间故事，如《雷默斯大叔史诗集》中那些被乔尔·钱德勒·哈里斯通俗化了的故事；其二是民间音乐，包括所谓的圣歌和世俗歌曲，如劳动号子、囚歌、铁路界和轮船界的歌曲、“弗兰克与约翰尼”及“约翰·亨利”这样的叙事曲和世界著名的爵士乐等。　　　　　
　　尽管美国文化含有这些印第安文化和非洲文化的成分，它主要还是起源于欧洲，不过，它的欧洲特性在其移植和适应的过程中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自殖民时代以来，许多欧洲旅行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法国人让·克雷夫科尔于　1782年提出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美国人，这种崭新的人，是什么样的呢？”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涉及到美国人的民族特性，从克雷夭科尔时代到今天，许多人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从大量相互矛盾的回答中，确现出了“这种崭新的人”的明确形象。　　　　　
　　生活在一个必须不断地劳动，以便首先建立殖民地，然后征服整个大陆的国度里，这种人自然会认为勤劳光荣、懒惰可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表达了这种民族感情，他说：“我觉得那些不劳动的家伙很可怜——无论他们处于社会阶梯的哪一端。”英国的《名人录》列举了名人的种种嗜好，而美国的《名人录》却没有；这一事实也是颇说明问题的。　　　　　
　　美国人相信社会平等，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他们还相信社会的可变动性。他们认为自己同其他人一样好，坚决主张所有的人都应通过才能和努力，而不是靠阶级出身来自由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反映了美国人的农场和边疆背景的是，美国人是积习很深的修补匠，经常从事小装置的发明，以加快其所须完成的工作的速度。　19世纪中叶一位观察家评论说：“除美国人外，有谁发明过挤奶机、搅蛋机或擦皮靴、磨刀、削苹果和能做一百件事情的机器？而这些事情自远古以来其他人一直是用十个指头做的。”　　　　　
　　在论及自己的未来时，这种“崭新的人”是乐观主义者：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事物进程的必然性。那位注意到了美国人在机械上的独创性的观察家还写道：“美国人十分自信，认为只要能找到对症的药物，任何弊病都可医治；他们看不出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努力去找到医治生活中所有弊病的种种药物。”这种乐观主义常常用自我吹嘘的民族之爱来表达。由于生活在资源极为丰富、机会完全均等的国境里，美国人发现，赞美未来，并仿佛它已实现似的谈论未来，是件很自然的事。边地的幽默就是基于“大话”，而民间英雄则是同保尔　。班杨和佩科斯　·　比尔一样的超人。　　　　　
　　在正规的文学艺术这一更为高深奥妙的领域里，　19世纪的美国人显然感到自己不如同时代的欧洲人　——　这是有非常充足的理由的。美国人忙于制服荒原，根本无暇假装斯文和讲究美学。此外，清教徒的传统认为，辛勤劳动和拯救灵魂比艺术修养价值更大。　　1835年，法国旅行者亚历克西斯　·　德　·　托克维尔写道：　“　除了星期回去做礼拜外，将一周中的每一天都花在挣钱上的人们，没有什么可用来招待喜剧女神。　”　　　　　
　　迟至　1820年，美国还至少有80％的书籍是从英国引进的，到1830年时，这个数字仍高达70％。就欧洲知识分子来说，美国文化是不存在的。英国评论家西德尼·史密斯的态度颇有代表性，他于1820年反问道：“在全球各地，有谁读过一本美国的书，看过一场美国的戏，见过一幅美国的画或一尊美国的塑像呢？”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渐渐为美国人自己所容纳。亨利　·　亚当斯写道：“纵观一生，人们已看到，美国人在文学上总是向欧洲人屈膝。”　　　　　
　　因此，　19世纪的美国人认真地努力模仿欧洲的文化。他们前往伦敦、巴黎、维也纳和罗马求学，建造希腊式圣堂作为公共建筑物和教堂，引进欧洲的音乐家和歌唱家，帮助建立歌剧院和管弦乐团。有些富豪巨头派代理人到欧洲去购买　“　18世纪前欧洲大画家的作品　”　。有些人甚至购买城堡，将城堡的石头一块一块拆下来，然后在美国重新建造起来。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些努力并没有给欧洲大多数知识分子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仍轻视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是一个“正在衰弱、被人唾弃、爱猜测、善算计、好打赌、喜殴打奴隶、爱浅斟慢饮的民族”。　　　　　
　　将近　19世纪末时，这种态度开始有一些明显的转变。“随着欧洲一切的衰弱，随着封建文化最后一点残余的消失”，瓦尔特·惠特曼和马克·吐温，尤其是马克·吐温，成为地地道道的美国作家，他们的风格“既是当地的、西方的，又是北美大陆的”。1888年，詹姆斯，布赖斯的颇具鉴别力的名著《美利坚共和国》的出版也具有重大意义。随着19世纪的结束，欧洲知识分子越来越注意到一群日益显赫的美国明星：约翰·杜威、威廉·詹姆斯、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索尔斯坦·凡勃论和威廉·迪安·霍威尔斯。然而，欧洲的监护仍难以动摇。19世纪末，亨利·卡博特·洛奇仍能这样写道：“美国人开始文字生涯的第一步就是要自封是一个英国人，以便得到认可，并不是得到英国人的认可，而是得到本国人的认可。　”　　　　　
　　英国自治领　　欧洲文化对英国自治领的影响比对美国或拉丁美洲的影响更大。一个原因是保持了帝国的团结，从而引起了自治领与母国之间更大程度上的相互影响。另外，除南非外，原籍欧洲的居民在自治领所占的比例比在有着很多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美国和拉丁美洲所占的比例大得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各自治领发展了相同的文化；独特的地方环境产生了独特的文化。　　　　　
　　例如，加拿大文化的发展决定于两个压倒一切的因素：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法商加拿大人集团和地理上与美国的接近。由于这一庞大的法商加拿大人少数派的存在，加拿大使用两种官方语言；从铸币、纸币、政府公告以及由国家分配的商品的刻印文字上可了解到这一情况。更重要的是法商加拿大人的观点和民族作用。从十分现实的意义上说，他们是一个没有母国的民族。　1763年法国放弃加拿大之后，他们在其最强大的天主教会的教导下背弃共和主义的、非宗教的法国，并对他们认为是操英语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的商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东西加以蔑视。因而，他们的主要愿望是不受干涉，在新教徒盎格鲁撒克逊人占优势的大陆上保持自己的特点。　　　　　
　　对加拿大来说，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南方大国的势不可挡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的影响不仅如前所述导致了加拿大人力的大批外流，而且决定性地导致了加拿大人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形成。一般的加拿大人早晨通常由美国制造的闹钟叫醒，然后用美国生产的牙膏和牙刷刷牙，用美国生产的刮胡膏和剃刀刮胡子。他在晨报上看到的新闻有四分之一是谈美国的事情。他将驾驶美国汽车去上班；走进办公楼中的美式电梯；整天使用大多由美国制造的办公设备工作。回家后，他很可能收听、收看美国广播或电视节目，阅读美国小说或杂志，也可能驱车到附近的电影院去看美国电影，如此来结束这一天。　　　　　
　　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加拿大文化就是南方文化的直接翻版。例如，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政治会议和政治运动的形式、广告和推销术、法律实施以及法庭程序之间几乎就不存在相似之处。不过，加拿大有位著名的记者已下结论说：“加拿大是一个联盟，而不是一个国家。　1949年，加拿大政府任命了“国家艺术、文学和科学发展是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包括下面这段话：　　　　　
　　美国对加拿大人生活的影响至少可以说给人以深刻印象。不应该有任何这样的想法：干涉所有加拿大人接受美国影响的自由。文化交流本身是极好的。它们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刺激了生产者的竞争。但不能否认，如果来自一个国家的物资其数量大得不成比例，那也许会窒息而不是激发我们的创造力；而且，如果没有任何比较标准、只是消极地接受，那还有可能削弱批判能力。我们现在正花费数百万元来维护一个国家的独立，而这种独立如果没有生气勃勃、颇有特色的文化生活，将只是一个空壳子。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文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其种族同一性的影响。这两个自治领既不象美国那样有占其人口十分之一的黑人少数民族，也不象加拿大那样有占其人口三分之一的法裔天主教少数民族。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相当多的非英国移民，但澳大利亚仍有　90％的人、新西兰仍有98％的人是英国血统。因此，这两个自治领都不同寻常地与母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新西兰人通常认为英国是他们的　“　家　”　，而新西兰只是谋生之地。澳大利亚人则没有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爱尔兰移民占相当大的比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军队在加利波利和其他地方作战时同新西兰人一样勇敢。相反，在加拿大，法商加拿大人却制造猛烈的骚乱，因为他们认为，除了为保卫自己的土地外，他们没有义务为其他任何目标而作战。　　　　　
　　或许值得注意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同加拿大人一样都对美国文化的渗透表示担忧。美国的影响已扩大到南太平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近几年的巨额投资，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驻扎那里的结果。一位年轻的澳大利亚作家罗宾·博伊德已表达了他的许多同胞的担忧：“澳大利亚‘在文化上’正沉入太平洋，一个我们也许可称之为‘澳斯特利加’的新国家正在兴起。……澳斯特利加的主要工业是仿造美国苏打汽水饮料上的泡沫。它的宗教信仰是‘魔法’，信徒们从心理角度说是难民；他们将天堂想象成拉斯韦加斯旅馆的赌场。”　　　　　
　　结论　我们已看到，在文化领域如同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一样，欧洲文明的大规模移植已经发生，不过其中有许多变更。这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适应在语言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一个英国人在访问澳大利亚、美国或加拿大时，能容易地理解他所操的语言在这些国家中发生的变化；不过，以下这些情况也是真实的：在澳大利亚，他可能给诸如“aboes”（土著居民）、“sheilas”（姑娘）、“galahs”（唠叨多言的人）和“dills”（笨人）之类的同弄得莫名其妙；而在加拿大和美国，他很快就会了解到他所说的petrol（汽油）、silencer（消音器）、boot（行李箱）和demister（除雾器）这些词已变成gas、muffler　　　　
　　trunk和　windshield　wiper。他还会发现加拿大人不受英国人和美国人影响、仍保持自己个性的一些例子。如果他要“chesterfield”，在英国他将得到一件男式大衣，在美国他将得到一包香烟，而在加拿大他将得到一张垫得又厚又软的沙发。　　　　　
　　然而，这种种差别常常被过分夸大，而忽视了其潜在的、基本的相似点。其实，英国人即使周游广为分散的使用英语的世界，也极少会遇到使他费解的词。法国人在魁北克、葡萄牙人在巴西、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海外发现的大多数特殊的惯用法都可追溯到母国的地方方言。西班牙人能在本国找到他在国外所遇到的大多数变化，而这种情况对英国人或法国人来说也一样。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文化上的欧化既普遍又持久。欧洲人只须访问纽约、墨西哥城、蒙特利尔或墨尔本，然后访问开罗、德里、东京或北京，就会了解其文化在海外传播的真实情况及其所达到的程度。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