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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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看两个有钱人又在互相抬杠，就打断他们无聊的争执，说：“还是谈点正事吧！万总，地价我跟土地局和国有资产管理局都进行过磋商，他们认为最多优惠百分之二十，但我坚持百分之三十，目前工作难度比较大，你还不能急。”
万源说：“我知道工作难度比较大，但你大老板只要开口，下面的人是不敢反对的，谁不知道现在合安是你大老板说了算。百分之三十是我的底线，再高，我就揭不开锅了。”
郑天良说：“你们这些大款们在我们面前一个个都装成贫下中农，而在小姐们面前，唯恐小姐们不把自己当地主富农待。我知道你万总的底细，地价的事我还要跟他们慢慢商量。”
大家继续喝酒，酒喝得上了兴头，说话也就无所顾忌，万源说土地局和国有资产管理局他会方方面面都照顾到的，关键是你大老板要果断拍板。
趁着赵全福上厕所的空档，郑天良借着酒力说：“当然了，如果我真的拍板，优惠百分之四十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个协调的过程。”
万源看着郑天良，郑天良目无表情，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像说菜里可以多放一点盐一样轻松和随意。万源已经全听懂了，但他嘴上说：“那就太好了，我真的还要敬你一杯。”
这天晚上，郑天良放给了万源一个诱饵，至于万源咬不咬钩，完全在于万源的态度，郑天良只不过是一个站在水边的戴着太阳镜的钓者。
赵全福到郑天良家拿皮鞋的时候，提了一个手提袋，手提袋里装有两瓶茅台酒，听说是来拿皮鞋的，周玉英倒完茶后就回到了房间里去了，郑天良跟赵全福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合和回迁后的发展规划，晚上十点多钟，赵全福才离去，临走前，赵全福对郑天良说：“你给我买皮鞋，又不让我付钱，我就带两瓶酒给你，算是用酒换皮鞋吧！”
郑天良说一双皮鞋算什么呢，还带来了酒，太客气了。赵全福说合和回迁没有你大老板帮忙根本是不可能的。说着两个人就握手道别了。郑天良回到客厅里继续看电视，他不想立即睡觉，虽然人很累，但许多事情必须要在晚上考虑，白天的时间已经全部交给了工作。看电视只是一种样子，其实电视上放的是什么，他是熟视无睹。夜里十一点钟左右，郑天良听到了屋外冬天的风声，他有些冷，就在脚上套了一双棉鞋，又猛喝了几口热茶，心里和脚上就都暖和了起来。这时，手机响了，打开电话一听，是万源打来的，万源在电话说：“老板，我的钢材、水泥、沙石全都准备就绪了，图纸也出来了，绝对河远一流，可你地价迟迟不给我降下来，我实在没法开工呀，求你大老板开开恩，能不能这两天就把地价谈定将土地使用证开出来。”
郑天良对着电话说：“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跟他们协调了好几次，阻力太大，尤其是百分之四十优惠，难度特别大。另外还有一些税费减免，我也要同时跟有关部门商量，我要让朋友们来投资一定要有利可图。但这需要时间，慢慢来，你也不要太急。”
万源说：“老板，你明天晚上在家吗”
郑天良说：“明天晚上暂时还没有安排，应该在家。”
万源说：“我明天晚上到你家去当面向你汇报地价和土地证的事，好吗？”
郑天良说：“那好吧，我明天将其他活动推掉，我在家等你。”
放下电话，郑天良走进自己的房间，见周玉英已经睡着了，他轻轻地带上房门，走进客厅，小心谨慎地打开了赵全福带来的两瓶酒，第一瓶酒货真价实，他拿起来摇了摇，他听到酒在瓶里面真实的声音。郑天良坐到沙发上抽烟，眉头皱得很紧，香烟刚抽了两口，他突然从沙发上反弹起来，打开另外一瓶，盒子里没酒，是压得很扎实的领袖人物头像，领袖们被挤在酒盒子里闻够了酒的气息，脸色都有些苍茫，郑天良将领袖们从酒盒子里倒在茶几上，一数，整整三十万。
郑天良将领袖们重新装进酒盒子里，然后按原样放在手提袋里，悄悄地走进了西厢房里清扬的空房间，清扬的书橱下面是一个酒柜，里面堆满了烟酒，他也不知道这些烟酒是谁送来的，送来的是什么烟酒。他将装有领袖头像的那盒酒放在最里面的位置并撕下了一个香烟的过滤嘴塞在盒子的缝上作记号。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周玉英也渐渐地习惯了下级和厂长经理们带一些烟酒登门汇报工作了，一开始，她跟郑天良谈起了这是腐败行为，郑天良说烟酒不过是一种礼节性而已，周玉英说这些礼节性的烟酒太贵了，郑天良说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其实跟当年穷的时候走亲访友带一包茶食点心一样，我如果都拒绝了人家的心意，这以后工作还怎么做，许多事情是配合才做成的，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郑天良义正辞严地说：“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烟酒破例收下，但钱一分不能要，无论我在不在家，你我都不准收任何人的一分钱，懂吗？”周玉英连连点头。
郑天良走进房间的时候，周玉英正在打呼噜，这个长年没有工作的老太婆，不会打扮，不懂修饰，身上的肉又松又皱，他这时想起了沈汇丽，还有那个王月玲。
第二天晚上，宣中阳和郑天良陪省经委齐主任吃完饭后，安排好了齐主任到宾馆休息，宣中阳说：“老郑，我们晚上是不是开一个碰头会，研究一下明天向齐主任汇报工业区改革的汇报提纲？”
郑天良说：“不用了，明天我汇报，有不完善的地方，你做补充。情况我很清楚，关键是突出改制的成绩而不是困难，说老实话，省经委是不可能给我们帮什么忙的，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正亭书记交待过，招商会后，向省市领导汇报时，不要宣染悲观失望的情绪，要振作精神，要对深化国企改革充满信心。你看这样行不行？”
他们在蓝湖宾馆的走廊里一边走一边说，酒的气息尾随着声音一路缠绵，宣中阳见郑天良这样说了，也就没有持不同意见。
郑天良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继续看电视，电视放的是什么，他同样熟视无睹，他感到屏幕上走动的都是表演的人，表演的人头发和鞋子都是精心设计的。
万源一直到晚上十点半钟的时候，才敲响了郑天良家的门，他是拎着一个棕色公文箱进来的，公文箱上显然还带有密码锁。进门后，郑天良热情让座，周玉英早就被郑天良安排睡觉去了，所以郑天良亲自给万源倒了一杯茶还给他剥了一个香蕉。万源看了看郑天良家的房子想起了十年前在这个空间里的一些相关场景与细节，他说：“老板，你这家也太破了，哪天我让工程队来给你装修一下。”郑天良用眼睛的余光瞟了棕色密码箱一眼说：“凑合着住吧，我们当领导干部的已经穷惯了。”
万源很轻松地笑了笑说：“老板，你们当领导的穷与改革开放的精神是不相符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领导干部当然不该贫穷，所以我对现在宣传领导干部两袖清风一贫如洗是有看法的，美国总统的年薪是二十万美金，而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才拿三四千美金的年薪，你们这一级领导年薪一千多美金，这是不公平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比美国要难干得多，工资应该更高才是。”
郑天良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贪图享受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不仅每年要公开地到戴维营休假，还牵着一条狗，作为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这样做影响是很不好的。”
万源说：“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职权，奸淫了手下的工作人员莱温斯基小姐，这也是很不好的，即使找个情妇，也不能乱搞身边的女孩子，要不就跟希拉里离婚，跟莱小姐结婚，就像孙中山跟宋庆龄一样。”
他们在这个冬天的夜里说着一些无关紧要和说与不说都没什么意义的话，就是不谈地价和土地证的事，一般说来，如果是声称上领导的门谈工作，那肯定就不是谈工作；如果声称上领导的门看望看望，那很可能就是谈工作。这是最近几年刚刚形成的一种逻辑关系，身在其中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
聊到十一点多钟的时候，万源看了一下表，说要告辞了。他们至始至终没谈一句工作上的事，一切都尽在不言之中，这就像两个真正相亲相爱的人，见面肯定不会说“我爱你”，但他们的爱情在无声无息中坚定而牢固。
万源临走前说了四个阿拉伯数字，“5118”。郑天良没有接话但他已经牢牢记住了这个数字，可他嘴上却说：“你的箱子带上！”
万源用十年前同样的话说：“里面是罗马假日花园的设计图纸和项目论证报告，请老板审核一下，多提意见。”
郑天良没有坚持让万源带走文件，只是将他送到门口，一开门，一股冰凉的冷风灌进了屋子里，郑天良的脸上像被刀片刮了一下。
万源走后，他推门进去看了看周玉英，周玉英又在打呼噜，她在梦中过着幸福而美满的生活。郑天良关上门，来到客厅，他又放下客厅的窗帘，走到窗子边，没有听到一点动静，只听到了一些琐碎的风声。他回到沙发上坐定，将密码箱平放在茶几上，然后在黄铜色的密码上依次转动了“5118”，“叭”的一声闷响，箱子弹开了，最上面几张领袖头像随着气浪简单地跳跃了一下，不影响大局。郑天良将箱子里的钱倒在茶几上论捆数了数，一百万。
如果按百分之四十优惠，万源赚三百七十万，各项减免税再下调一下，可以省下五百万。想到这，郑天良心里比较踏实了。他将箱子锁进了女儿房中的酒柜里，他想最近应该抽空到省城去一趟，他要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处理一下，换成一张纸。
郑天良连洗都没洗就上床了，周玉英的呼噜声让他无法入睡，一百万块钱在黑暗中像一百万大军将他团团包围了，与此同时一百万大军还将合安县全都占领了，眼前是百万大军雪白的刺刀如同沈汇丽的牙齿一样闪着逼人的寒光，耳朵里灌满哗哗作响的拉动枪栓的声音，郑天良浑身直冒冷汗，他坐起身，黑暗中一片虚无，什么也没有，那枪栓拉动的声音变成了墙角里老鼠互相打斗的响动。他烦燥不安地爬起来，蹑手蹑脚，披衣下床，坐到客厅里。在黑暗中点燃香烟，烟头上的火星或明或暗，就如同他此刻起伏不定的情绪。一些杂乱无章的想象纷至沓来。屋外初冬的风声越来越紧，他感到了有些冷，于是他在黑暗中裹紧了棉袄。他发觉他从来不花钱也不需要钱，但这段时间以来，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接收了钱，甚至给万源一个诱饵硬是诈了他一百万块钱，他想为自己找一个理由，也想让自己的身上的冷汗尽快地风干，然而他无法找到一个答案。手指被香烟烧烫得疼痛起来，他摸索着在烟缸里按灭了烟头，又摸出了一支烟，打火机微弱的气焰在黑暗中便割出一团亮光，点燃烟，亮光瞬息就灭了，无踪无影。他发觉人生就像这打火机的亮光，全部的力量和勇气也许只为了那短暂的一次燃烧，而燃烧的意义也只是为了点燃一支香烟。打火机的一生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点燃香烟活着的，但如果打火机一生点燃一支香烟的理想都不能实现的话，那么打火机很可能就会点着一所房子或一个油库，虽然打火机不是为了点房子和烧油库而制造的。这样解释虽然有些勉强，但他还是为自己这么多年来宦海沉浮找到了部分借口，并不是他需要钱，而是钱需要他；如果他手里没有钱，别人手里的钱就不是钱；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他必须用权力证明钱是活的。郑天良觉得钱在自己的手里就像一位被校长开除的小学生在玩一种扑克“钓鱼”游戏，钓的扑克牌越多，心里就越得到安慰，小学生从扑克牌的数量上获得了胜利与满足，而这一手的扑克牌其实并不是他真正所需要的生活，因此在没有课桌和书本的时候，扑克牌的数量成了另一种存在的象征。郑天良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就是一个被留校察看并且永远留级的小学生，他连续十二年被以种种理由合法合情地原地不动留级，于是当他在与赵全福万源这些老板们玩一种“钓鱼”游戏中突然获得一大堆钞票的时候，就如同被开除或留级的小学生赢了一大把扑克牌，他得到的不是成就，更不是胜利，而仅仅只是安慰。这样一想，郑天良坐在黑暗中突然内心滋生出无限的悲凉，他对钞票的占有只是手Yin一样苍白的快感，一种毫无实质性意义的安慰。而除此之外，他又能怎样呢，即使让他在五十岁扶正了，这也是他政治上的最高峰了，因为黄以恒注定了是他一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