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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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米开外，不笑的，是通道里挤挤挨挨的巴勒斯坦人。我走过他们身边时，白头巾的女人们说，“欢迎来纳布卢斯，到处看看吧。”我知道，潜台词是“看看我们是怎样生活的吧”。排在最后的一个巴勒斯坦妇女头上顶着一条长长的地毯，站着。

　　一过检查站，戴眼镜的穆罕默德·西拉迎上来。他的营生却是在检查站前推货车，每天挣10－15个谢克尔（约合20－30人民币）。

　　“上学吗？”“平时上半天，今天是宰牲节，放假，”15岁的西拉坐在四轮朝天的废汽车上，一脸书卷气。

　　西拉的同伴萨费德·费扎推着一辆独轮货车冲过来抢镜头，“我辍学了，我专门做这个……”　右边路障上，黄漆大字写着“出租车到此为止”。原来出纳布卢斯的巴勒斯坦人到距离检查站一百多米的地方就要停车步行，货物多的，就需要西拉他们用独轮车推。以色列军方称，这一措施是为了防止巴勒斯坦汽车炸弹的袭击。

　　费扎比西拉大几岁，拉着我们走向他们栖身的地方一个一个好似废铁皮车厢的屋子。费扎从屋子里兜落出几件黄色雨衣，原来他们的生意“风雨无阻”。铁皮屋子旁边有一堆变了形的废汽车，钢筋支楞在外，汽车下面压着半截锈迹斑斑的公共汽车车厢。西拉说，那是商店。“商店？”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点耳朵，凑近看见“车厢”上的阿拉伯字：茶1谢克尔，咖啡、奶茶……店主的名字是“阿布·穆罕默德”。

　　走远了，费扎和西拉还在背后喊：“出来时需要推车找我们！”

　　一路炮声隆隆。那是纳布卢斯附近犹太人定居点内的以色列士兵正在操练。这是西岸，炮声一点都不奇怪。

　　沿途看见一栋被炸烂的建筑。司机说，一年前，有个哈马斯成员躲在那里，以色列出动了F－　16轰炸机实施轰炸。房子炸烂了，那个哈马斯居然没死。但没过多久，他开车上街，再次遭到“定点清除”丧生。

　　去纳布卢斯市中心的路上，清真寺都飘着绿色旗帜，说明那里是哈马斯的势力范围。菜市场里都插满了绿色和黑色的旗帜。黑色代表另一个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杰哈德。

　　一个转弯，孩子们的笑声扑面。男孩、女孩自动站成两列，手里攥着几张谢克尔，眼睛里都是迫不及待。

　　这是个简易游乐场。游乐项目只有两个：卡丁车和空中转椅。

　　卡丁车只有两部，不时无故停车，需要工作人员及时修理。转椅的速度很慢，慢到椅子上的人可以跟栏杆外等候的人递东西。

　　“过节才开的！”　一个胖丫头身体压在栏杆上痴痴看着卡丁车，粗粗的麻花辫甩在红毛衣上。卡丁车玩两圈5谢克尔，空中转椅5分钟两谢克尔。推小车的西拉会来玩吗？

　　不远处一个小广场上，孩子们高高地荡起秋千。地上等候的，手里提着真枪一般大的玩具枪，看见我们便喊“中国人，中国人”，然后手指竖成“V”字，要求照相。同行的巴勒斯坦通讯社记者比拉拉说，其实这很危险，以色列士兵进来的时候，万一看见谁手里拿这种玩具枪，分不清真假的。

　　广场石墙上贴满在冲突中死亡的“巴勒斯坦烈士”画像。其中有个圆脸中年妇女，比拉拉说，以色列军队闯进来时，这个妇女把窗子打开一条缝，看坦克是不是已经到楼下，结果被以色列狙击手一枪撂倒。

　　“上来！”比拉拉执意要我们爬上广场旁边的一个小山坡，那里有一堆房屋废墟，一片碎石瓦砾。“30多户一夜之间无家可归，”比拉拉说。墙上有个直径一米多的洞。那是炮弹穿过留下的。

　　石阶、拱门，幽静光滑的街道，起伏层叠。

　　若不是其中飘动的影子是巴勒斯坦人，你一定以为这是耶路撒冷老城。纳布卢斯老城区建筑物的外墙同样由米黄色的“耶路撒冷石”砌成，

　　除了人影，不同的还有〃看，这是以军炸坏的墙壁……”比拉拉不时点指。不同的，还有墙壁上贴满烈士像。2003年12月，以色列军队在纳布卢斯发起大规模搜捕行动。有报道说，为了避免街道上可能有的地雷，以色列士兵从一户人家到另一户人家的途径不是大门，而是破墙而入。

　　“纳布卢斯有许多文化遗迹，可惜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比拉拉既骄傲，又惋惜地带领我们参观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土耳其浴室。“这是浴室，”他指着脚下青草间几个深6、7米的洞。顶棚已经没了，里面全是垃圾，“原来有拱顶的，”比拉拉说。

　　还有一座仍在使用中的土耳其浴室。路边，一个男子在烧火。原来是为了放到浴室的炉膛里，保持室内温度。一进去，即刻温暖。顶上一束光下来，照到悬在半空中的一根木雕蛇。蛇下面是个小池子，沿岸一圈水烟斗。一个男人斜躺在长而宽大的条凳上，身后是红垫子。门边，更衣箱上垂着大钥匙、阿拉伯数字编号。

2003年6月29日，初上隔离墙，跟随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工作的加拿大籍志愿者安。

　　金发碧眼的安驾驶租来的吉普车，却放上特别标记加拿大国旗和一条黑白格相间的阿拉法特头巾。途中，安一会儿将头巾放在挡风玻璃后，一会儿又赶紧收起来。放上去，是为了提醒躲在暗处的巴勒斯坦狙击手，我们是“友好人士”；收起来，是因为前方出现以色列　
　
　
坦克或士兵。

　　一路上，安讲得最多的话是“这是个绝好的伏击地点”。从耶路撒冷去往西岸巴勒斯坦城市的道路上，经常遭遇两边壁立千仞，中间羊肠小道的情况。“这里，去年10月，一个巴勒斯坦狙击手打死了10名以色列人，”在距离拉姆安拉不远处的一个“伏击地点”，安指指窗外说，“每天清晨和午饭时间，是‘枪击’高峰段，那时候我决不去西岸。”

　　萨拉吉利耶，一座四面全部被隔离墙封死的城市。其中一个名叫贾尤斯（Jayyus）的村庄，隔离墙在这里向巴勒斯坦控制区伸进6公里。村长介绍，为了给隔离墙“腾地儿”，这里的巴勒斯坦人失去了9000亩土地、120个暖棚、3000多棵橄榄树。

　　说着，他拿来几张纸，手写的阿拉伯语字条：“2003年3月16日，星期日，上午10时，此地腾空”。他说，隔离墙动工之初，以色列人通知巴勒斯坦人“腾地儿”的方式，就是在树干上订几张这样的字条。当地居民曾经几次举行示威游行，但根本无济于事。“巴勒斯坦政府对此有何表示呢？”“没有以色列的同意，巴勒斯坦部长们也来不了这里，我们象生活在荒岛上，”　村长说。

　　52岁的巴勒斯坦医生侯赛因·夏迪（Hussin　Shady）说，原先在村里有13亩土地，隔离墙修建后将其中8英亩被圈到另一边。原先他雇佣11个农民耕地，现在只留下了两个。“我失去了土地，他们失去了工作，”夏迪说，“冲突爆发前，以色列总理沙龙还曾经到萨拉吉利耶的餐馆吃饭呢。”

　　安把吉普开到隔离墙上。清楚地看到，绵延的铁丝网和铁桩，还有穿梭往来的推土机。一些地方，高约十米、宽半米的水泥板块已经运到，吊车正把板块“种植”就位，好让它们连成高墙。一年前，也就是2002年6月16日，隔离墙破土动工。眼前的隔离墙正在修建之中，一些路段似乎并不设防，任我们靠近；遇到有了望塔的隔离墙，安变得非常小心，远远停车，问清楚当地居民再挨近。

　　在一处僻静的小山头脚下，几个巴勒斯坦人沿弯弯曲曲的小道走来。安说，这些人穿过小路，就可以绕开以色列检查站。“自杀爆炸者就是这样渗透到以色列的？”我问。“有一部分是，”安承认。“那么以色列为什么不把这些道路全部封死呢？”“西岸地形错综复杂，与以色列的交界线很长，根本不可能全部堵死，”安还说，吉普车驶过的许多道路正是2000年9月巴以冲突爆发后形成的，因为原来的道路已经被以色列封死。

　　安一再强调，修建隔离墙并不能杜绝“人体炸弹”，而其真正用意是“攫取更多巴勒斯坦土地”。从地图上看，隔离墙并没有按照1949年巴以停战分界线，也就是“绿线”修筑，而是越过“绿线”，伸进巴勒斯坦控制区，形成一道“看得见摸的着”的实际边界。

　　安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助手不久前参观了隔离墙。他惊讶地发现，原来隔离墙不是按照“绿线”修建，它把许多巴勒斯坦土地圈到了以色列这一边！“许多巴勒斯坦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实。”

　　一道黄色栏杆前，我们看到三、四米开外对面另一道黄色栏杆。但是我们，当然还有巴勒斯坦人都不能驾车穿越这两道门。安以平均80－100码的速度赶路，绕行行驶40多分钟后，才抵达另一道门。两道“黄色栏杆”正是未来隔离墙上的“门”。在以色列设定的时间段、得到特别允许的巴勒斯坦人或者货物，才可以通过。

　　“隔离墙打破了巴勒斯坦人与土地之间的联系，失去土地的巴勒斯坦人将变成以色列或邻近阿拉伯国家的‘工厂奴隶’，”安说。更惊人的是，大部分修建隔离墙的工人是巴勒斯坦人在失业率达到70％以上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这毕竟意味着一份工作。

　　村里的巴勒斯坦水文工程师阿卜杜·拉迪夫·哈立德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爱好动物的村里人过去经常在家门口放食物，吸引兔子、鸽子等小动物来吃。隔离墙修建以来，再也没有小动物光临这户人家。“隔离墙不仅破坏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还破坏了自然环境，这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共有的自然环境！”哈立德说。

　　吉普车再次上路。在一条5米多宽的土路两侧，各出现一道铁丝网。安说，铁丝网背后各是一个巴勒斯坦村庄。“两个相隔仅5米的村庄今后如何往来呢？”“以色列建议修建地下隧道供巴勒斯坦人行走当然，这得由巴方出钱，而以方则控制其安全，”安说。

　　与安参观隔离墙的第二天，以色列“自由新闻”通讯社记者大卫·拜典（David　Bedein）带着我们沿几乎同一条线路穿行约旦河西岸。“西岸？你说的是‘犹地亚和撒玛利亚’吧？”拜典很不喜欢我动辄用“西岸”这个地理名词。犹太人把那里叫作“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犹地亚”、“撒玛利亚”分别是大约3000年前，一南一北两个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和犹大国首都的名字。西岸地区遍布犹太人先祖遗迹。

“没有一个犹太人有权力让出‘犹地亚和撒玛利亚’，”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曾经这样说。从不同的称呼上就可以看出，巴以间争夺土地的真正战场，在西岸而不是加沙地带。“连先知穆罕默德都没有到过加沙，”巴勒斯坦人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以色列总理沙龙提出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军，以此换取舆论对保留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默许。

　
　
　
　　拜典所在通讯社与以色列官方观点经常相左，因为“自由新闻”认为以色列政府太迁就巴勒斯坦一方！“坚决反对以隔离墙为巴以实际边界，”　但拜典的理由与安不同，“因为‘犹地亚和撒玛利亚’本就是以色列地，不可分割！”

　　隔离墙正如一条灰色长蛇，蜿蜒穿越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虽然将部分巴勒斯坦土地圈到今天的以色列国一边，但同时把少数犹太人定居点孤立在墙外。

　　通往西岸城市希伯伦的路上，我们停车在一个以军检查站旁的小咖啡馆。进门，拜典指给我看两页用镜框镶起来的剪报：2001年2月8日、2月13日，42岁的西蒙·基里斯（Shimon　Gillis）和34岁的萨西·萨松（Sahi　Sasson）先后在这里遭到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枪击丧生。经济学博士基里斯当天刚刚为阿拉法特的经济顾问讲课，萨松的妻子则是一个帮助“恐怖活动受害者家庭”组织成员。

　　附近定居点的犹太妇女自愿开设了这个咖啡馆，为军人们提供免费的蛋糕和咖啡。三三两两背枪的以色列大兵围坐在小圆桌前说笑。问及为什么自愿到这里服务，定居者萨拉说，“因为士兵保护我们，就像一家人。”

　　咖啡馆外面的矮墙上，彩色油漆写着“欢迎和平到来！”

　　拜迪的脖子里套着一副耳机形状的收音机，一到整点，他就把“耳机”扶正，收听新闻。他说自己无时不刻竖着耳朵听新闻。不仅仅是记者，普通以色列人也过着一种枕戈待旦的生活，任何新闻动向都与他们的生活相关。

　　在西岸近150个犹太人定居点中，希伯伦定居点遭到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袭击最多，这里居住着400名犹太人定居者和14万巴勒斯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