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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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经典中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古兰经》中也可以找到。这句话用希伯莱语或阿拉伯语念出来，都是一个声音。
想起在耶路撒冷看过的一部短片，由无数本不相干的片段剪辑而成。其中有这么一组镜头：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发表讲话：“‘沙洛姆’是‘你好’，也是‘再见’，而它更确切的含义是‘和平’……”接下来的镜头，到处有人说“沙洛姆”：以色列军官往士兵手里塞枪的时候说“沙洛姆”；以色列士兵在检查站拦住巴勒斯坦人的汽车说“沙洛姆”……
这部由以色列人制作的短片充满了对本民族的嘲讽。大概强势方才有力气自嘲。
2003年11月15日
过埃雷兹检查站。入口处的以色列女兵查包，只是走过场，最后认真地问：“也许你有烟？”
出口处那个女兵手插在裤兜里，枪吊在脖子上，站着睡去。睁眼接过我的出关条问：“有烟吗？”
都是冬天惹的祸。
2003年12月16日
正在漆黑不辨东西的路上踟躇，前方警车呼啸而过。我知道这一定是将与哈马斯高层举行会谈的埃及代表团车队了，尾随而去。
巷子窄，两边还停满了车。最后一辆警车停在那里不动了，我无法再犹豫，熄火关门走人。管它身后多少辆汽车鸣笛，冲进去拍照。
尽量用相机挡住脸，不让人发现我没来得及戴头巾就出现在哈马斯核心领导层面前。最后，还是听见一句：“这是什么？”斜刺里冲出一个哈马斯，毫不犹豫伸胳膊把我挡出去。我跌倒在地，最近在西岸摔伤的脚踝不争气地痛起来。
事实证明，再晚进去一秒钟，什么照片都拍不上了。出亚辛家，美联社记者哈提姆指着我跟别人开玩笑：“她没戴头巾进去了，四肢瘫痪的亚辛甩开埃及官员，从轮椅上站起来说，‘把她赶出去！’……”
2004年1月7日
加沙街头一家肉铺。店主撕下一角报纸包肉，我一眼看见爱德华·赛义德的照片，连忙阻止。
那是几个月前，美籍巴勒斯坦大知识分子爱德华·赛义德的讣告。
赛义德是世界级学者、文艺批评家，一部《东方学》被誉为“里程碑式论著”。他始终保持独立姿态，曾经批评阿拉法特，批评《奥斯陆协议》。
赛义德认为，“未来”存在于巴以人民的共处共融。“我参加了一个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团队里有阿拉伯乐手和以色列乐手……刚开始，阿以乐手不知如何相处，一个以色列乐手说，‘我结束三星期的表演之后还要回军队打仗，杀阿拉伯人，所以我不跟他们说话’……结果，三星期后，他同一个叙利亚小提琴手相爱了……” 我看过赛义德接受德国记者采访的这段录像，他眼睛亮亮的，手势富有激情。
赛义德的梦想是回巴勒斯坦教书，教巴勒斯坦孩子欣赏西方音乐。他让我想起战后萨拉热窝，一名大提琴家坐在废墟上演奏的景象。
我收起这页报纸。肉铺老板说，好像听过“赛义德”这个名字，弄不清是谁。
2004年2月11日
凌晨4时睡觉，9时被电话叫醒，说以色列坦克开进来，巴勒斯坦人死了6个。稍息，起身上网，已有10人魂归天外。
拔腿去现场，房子突然左右晃动，卧室和客厅里的灯有节奏作响。扶墙墙在晃，抓门门在晃。不到一分钟，停了。加沙“自由之声”播音员说：“感谢真主，只是个小地震，真主保佑我们这些已经遭到以色列人进攻的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及周边国家都发生了地震，5级。
来到冲突现场谢贾耶区，到处是蒙黑面罩的枪手，有的枪上还装了望远镜。小巷门口支着反坦克火箭，一个枪手比划着叫我把车挪开，以免挡了火箭的出路。一群小孩嘻嘻哈哈看着，有个还嚼着雪糕。其中一个过来扯我的衣角：“喂，你的汽车后轮胎被扎了。”
坦克在前方大约两百米处。巴勒斯坦人向坦克扔石头或开枪。打几枪，停一停；坦克那边开炮还击。
巷子里几个哈马斯分大饼吃。（图）其中两个交头接耳，商量着怎么进攻。
头上乌云翻滚，大雨忽而倾盆。汽车收音机里说，一架以色列F－16战斗机在西岸城市希伯伦坠落。
赶回办公室发稿，播音员说：“马上还有地震！大家关掉煤气！”我抱起笔记本电脑、存着照片的光盘，狂奔下楼。
2004年3月6日
无意中从希伯莱语新闻里听懂三个单词：巴勒斯坦、卡桑火箭、埃雷兹。
巴勒斯坦武装人员驾驶三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冲向埃雷兹检查站。驻守检查站的巴勒斯坦警察巴士姆与我相熟，赶紧给他打电话。先是占线，后来没人接，我的心一下子悬起来。终于打通，巴士姆说自己额头受伤，但无大碍。爆炸发生前几分钟，他正好有事离开原先站立的地方，躲开了杀身之祸。
第一辆汽车离检查站很远就炸了，第二辆炸死两个巴勒斯坦警察，第三辆乘乱越过巴勒斯坦警察防线，冲向以色列一边，但没能炸死以色列士兵。
“那些人是疯子，”巴士姆说，“他们连自己人都炸。”
每次一过埃雷兹检查站，把加沙甩在身后，就嗅到自由空气。沿途是插满鲜花的水桶，收音机可以收到英语歌曲。路面上终于有了分道线，指示牌上有了希伯莱、阿拉伯和英文三种文字。
有时路上堵车，以色列直升机从头顶呼啸而过，路人便知前方发现疑似爆炸物，当然最后可能发现只是汽车追尾。
在加沙最怕听到“阿帕奇”的声音，在耶路撒冷最怕救护车笛声响起。
耶路撒冷归属是巴以问题中最核心、最难解决的争端之一。这座全世界最特殊的城市，一神教的中心，3000多年来，37次被占领或遭战火蹂躏，18次摧毁而后重建。耶路撒冷城头喷溅过亚布斯人、犹太人、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英国人的血。
历史记载耶路撒冷最早的居民是公元前2500年前后从阿拉伯半岛迁徙至此的亚摩利人，公元前1006年，犹太人的祖先一路争战，进入耶路撒冷，并在这里建立圣殿，此后经历分分合合，直到巴比伦之囚，犹太人开始了在全世界各地流散的命运，却始终没有忘记重返耶路撒冷。
公元4世纪，基督教在处于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耶路撒冷兴起。
300多年以后，阿拉伯大军从阿拉伯半岛远征耶路撒冷，哈里发和平进入耶路撒冷，在相传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登宵并留有足迹的“圣石”上修建清真寺，耶路撒冷逐渐成为伊斯兰教继麦加和麦地那之后的第三圣地。
19世纪中叶犹太人大量回归耶路撒冷，1948年以来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爆发数次中东战争，争夺耶路撒冷是战争主要目的之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宣布耶路撒冷是其永久首都，联合国先后通过120多项决议呼吁以色列结束对耶路撒冷的“占领”，并禁止改变这座城市的地理、人口统计和历史特征等，但是这些决议对以色列撤出范围缺乏严格限定和实施细节，自1967年至今，耶路撒冷处于以色列行政管理之下。
从加沙地带到耶路撒冷，不过80多公里路程，却是两个世界。或许，还是一个世界，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
塞满纸条的哭墙，据说把心愿写在纸条上，塞进墙缝，上帝就会收到。
认识以色列人，从乘坐以色列航空公司班机开始。
2002年8月1日。北京首都机场一角，隔离栏杆圈出1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几张小桌子依次排开供开包检查，穿黑色制服的安检人员穿梭忙碌，神情严峻。没有人大声说话。我知道以色列航空公司安检区到了。
以航的种种传说早已烂熟于胸：严格的检查、严谨的盘问，世界上受威胁最多但最安全的航班。亲身感受之前，还真有点兴奋。刚在“非以色列护照”队尾站定，一个推行李车的女孩过来问我：“去以色列吗？跟我来，这样他们可以看到你。”定睛一看，她至多1米60，一头黄发，行李车里仅仅放了只双肩背包，一身黑色制服说明了她的身份。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她一扯右侧衣领，对隐藏在里面的对讲机讲了几句，另一名黑制服女安检员过来（以航安检员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女子），把持经济舱机票的我领到尚无人排队的公务舱等候区。整个过程中，“推行李车女孩”的目光从未在我脸上停留，跟我讲话时，她的眼睛也一直扫视着隔离圈附近每一个角落。
接管我的女孩叫盖丽耶·斯顿。引人注目的是她紧贴头皮的短发和以色列国徽大卫星形状的项链坠。对于新华社记者，斯顿在允许的范围内以礼相待没有开包，只是触摸一遍箱体外部。尽管她声音悦耳，笑容迷人，“盘查”的问题我也早有心理准备，但仍然如坐针毡。也许是因为她的眼神，具有穿透力的眼神，一直看到你的大脑后部，犹如今天以航安检标记的化身两只并肩立在树梢上的猫头鹰，四目如电。
答完十几个问题之后，以提问为工作的我忍不住问了斯顿一句：“到中国多久了？”她看了我一眼，低头说：“两年。”“开心吗？”“挺开心，但有时会想家。”斯顿轻轻叹了口气。
登上班机，一时间我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跟刚才安静有序的隔离圈相比，机舱内简直就象个菜市场。那些等候盘查时默默无语的以色列人此刻高声谈笑，舱头舱尾挥手致意。有婴儿在哭，妈妈不停地摇晃他，嘴里哼着歌曲。有人遇到老朋友，拥抱亲吻，那股子矜持劲不知哪里去了。有人向同伴展示中国之行的“收获”手腕上一排景泰蓝的镯子：“你猜猜多少钱？”冷不丁，我被什么东西扫了一下，回头一看，有人正举着一个长长的纸盒往头顶的行李箱放，纸盒上印着“中国二胡”。
忙乱中，屏幕上亮起介绍机舱设备使用的短片。与我看过的其它航班短片不同，以航片中的主人公不是空中小姐，而是一对卡通父子和儿子的玩具熊。整个片子轻松诙谐，没想到几分钟的宣传片可以这样好看。我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下来。
坐在我左边的是一名以色列妇女，从她的行李来看，应该是随旅行团游览中国后回家。起初的一个多小时，我们没有搭讪，只微笑点头而已。午餐上来了，大饼、酱和咖喱鸡饭。我吃了点饭，没碰大饼。左边的以色列妇女和同伴嘀咕几句，然后用英语问我：“请问，你不吃大饼和霍木斯酱吗？”“中国人平时不吃这些。”她俩又嘀咕一阵，转向我说：“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教你。”不由分说，我左边的这位撕下一小块饼：“看，先撕一小块，卷一卷，蘸点酱这是以色列人最爱的美味。”我照做了，味道还不错，于是问：“希伯莱语中‘大饼’怎么说？”“比大！”她口型夸张得跟大饼差不多大，我一下子就记住了。接着，她把餐盘里所有的东西能吃的和不能吃的都用希伯莱语教了我一遍。进入以色列之前，我的第一堂希伯莱语课就这样开始了。
乘务员收走餐盘之后，左边这位叫撒拉的妇女意犹未尽，拿出纸笔，继续给我上课。一会儿我已经会介绍自己的身份了。撒拉高兴极了，呼朋唤友，过来一个朋友，她就对暗号般问我：“你是谁？”我非常配合地用希伯莱语回答：“中国记者。”对方惊喜地对撒拉说：“太棒了！”我就接着说：“谢谢！”然后大家一起笑起来。旅途中，我这样表演了十几次。
撒拉想到什么，就教我什么，还让朋友们帮着想应该教些什么。正学着，一个人从机舱后部“蹬蹬蹬”跑过来对撒拉叽里哇里一通，然后又跑回去。撒拉翻译给我：“她说你做记者要拍照片，教你‘相机’！”。
有几个“关键词”我很想问，但又怕触到撒拉的痛处。比如，“炸弹”、“恐怖”、“定居点”。想了想，我问：“撒拉，有个词我很想知道，‘和平’希伯莱语怎么讲？”“就是‘你好’那个词，你刚才学过的。”“和平”就是“你好”？以色列人岂不是见面就互道“和平”吗？每天要讲多少次“和平”？
撒拉显然明白我想问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和平，生活在恐惧中，”她说。一次她参加的旅行团和一群大胡子、穿长袍的人同机，撒拉说自己当时紧张坏了。一个长袍人问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撒拉的同伴如实相告，结果被大家狠狠批评一通。我问她有没有考虑过到移民其他国。她说：“我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