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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

离上帝最近-第16部分

小说: 离上帝最近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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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就在这时,就在这时,一只小黑手敲打车窗玻璃。一个脏兮兮的巴勒斯坦小孩举着一盒更加脏兮兮的巧克力叫卖。小孩摸摸自己的下巴,意思是“我饿”。我给了他1谢克尔。刚接过巧克力,又一个孩子摸着下巴过来他几乎是从我手里夺回巧克力,跑开,和卖巧克力的孩子笑作一团。

  2002年9月19日

  下午2时,正在电话里和朋友讨论“宫爆鸡丁”的做法,手机响。“特拉维夫市中心发生自杀爆炸,多人受伤!”沙乌德一通急叫。正在播放时装节目的“半岛”电视台画面一转:救护车、奔跑的人群、举着喇叭的警察……这是巴以停火6星期“平静期”之后第二起自杀爆炸。第一起就发生在昨天。

  特拉维夫!半个月前,第一次去这座海滨城市,就被它的活力吸引。线条流畅的建筑,巨幅广告牌,短裙少女,牵狼狗的男子。那天刚好有个“爱之游行”在海滩举行,30万人连唱带跳,整整狂欢两天。听说连维持现场秩序的警察都脱了上衣,随音乐起舞。全世界10个美女最多的城市,特拉维夫排名第九。

  “咚咚咚!”有人敲门。楼下的巴勒斯坦警察哈桑听到消息上来打探:“死了几个?”他一脸兴奋。警察们没有电视和收音机,每次听说有新闻,就上来问个究竟。

  “伤了不少,还没听说有人被炸死。”

  “噢,”他的表情转而失望,“那不算成功,炸死越多越好。”

  “死的是平民啊,你有没有同情心?”

  “犹太人都一样,没有平民,”他嘟囔着。

  “我还去特拉维夫呢,要是我坐公共汽车呢?”

  “谁去以色列就是支持犹太人……”哈桑立刻遭到我驱逐。

  同样是以色列城市,特拉维夫与三大宗教圣地耶路撒冷截然不同。在特拉维夫很少看到不分寒暑穿一身黑色服装的正统宗教人士。有人想在这里开一所宗教学校,特拉维夫市民游行抗议。海滩,棕榈树,街上的海报是先锋戏剧和美国电影,特拉维夫叛逆而享乐。难怪这里不止一次成为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袭击目标。

  电视里,一名男子跌坐在爆炸后的街道上,胳膊撑着脑袋,不停摇晃,旁边的人拉他起来,他却没反应,仿佛还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不远处,一行鲜血流下来。

  以色列立即关闭所有通往特拉维夫的道路。街上没了音乐,没了少女,没了狼狗,只有救护车一路狂啸,尖叫声不绝于耳。摄像机镜头在晃动,尸体、血迹、愤怒的、木然的脸。

  几分钟后证实,至少5人当场死亡,40多人受伤。哈桑该“满意”了吧。就在特拉维夫自杀爆炸发生前几小时,一名10岁巴勒斯坦男孩遭以色列炮击身亡。


 电视画面上出现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奥维拉·金德莱曼,他用流利的阿拉伯语说,“观众们,你们看到了,不是以色列不要和平……”

  “半岛”女主播打断他的话,“沙龙9日宣称所有巴以之间的和平协议都已死亡,请问您说的是什么样的‘和平’?”

 
 
 
  开车出去交手机费,今天是最后一天。加沙街面上还来不及反应,还是那些木然的面孔。爆炸消息将很快在沉默的空气中散播开。

  开着车,眼泪却止不住往下流。和平,对活着的人才有意义。哭泣,为那些活着,却没有希望的人,祭奠你们奢望的和平。

  2002年10月14日 

  天空变脸成铅色。风乍起,开车,兜着音乐,不禁有些飘飘然。想起前任记者王昊眯着眼说:“轮胎踏在沙滩上的感觉……”找了片比较平缓的沙坡冲下去,稍作停顿,窗外立即伸过来五、六个脑袋打量。一踩油门冲出去,把他们甩在后头。想转弯去水边,车子却动不了了。挂上四轮驱动,竟卷起漫天黄沙,而车子似乎爱上了黄沙越陷越深。那五、六个脑袋端着红茶聚拢来,其中一个趴到轮胎侧面掏沙子,其余人使劲推车。

  “一、二、三”没出来,“三、二、一”还是没出来。其中一个高声呼喊:“真主最伟大”出来了。

  2002年11月21日

  刚睡三个小时,记者朋友打来电话,耶路撒冷发生爆炸。迷迷糊糊我只说了声“ok”,然后爬起来看电视。等知道详情,完全醒了上学去的小学生,便当、课本炸了一地。

  电视里,一名以色列妇女对着手机狂喊:“整个汽车!整个汽车!我的孩子上学去了!”地上躺着黑色小塑料袋,装着被炸开的身体部分。

  出乎意料,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对着摄像机边哭边说:“每个白天,每个夜晚,每一天……(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让我们相爱吧……”在深深的痛苦之中居然喊出“相爱”!

  还有一个面部受伤的以色列人躺在病床上,平静地说:“我们可以谈判,我看不出来暴力能解决什么问题。”

  中午去加沙一间车行,正在把斋的经理穆罕默德没精打采地转动念珠,面前摊开一本《古兰经》,出声念着。抬头见我,第一句话竟是:“今天的爆炸怎么样?好吧?”

  “不好,有小孩死了,” 我说。

  他说:“我们巴勒斯坦小孩呢?昨天在纳布卢斯被打死的几岁?”

  离开车行,天色将暗,海平线上还剩一道亮光。站在这巨大的灰影和最后的亮色前,感觉自己正面对整个宇宙的召唤。望上看,想象驾车穿越天空的太阳神。古埃及人认为,他驾车一个来回就是黑夜白昼的一轮交替。

  夜晚可能会发生报复性轰炸。不得不穿戴整齐,随时准备逃命,也随时准备去现场。

  2002年12月5日 图IMG…7398

  开斋节去贾巴利亚难民营烈士家庭。

  第一个家庭的老二去以色列工业区打工,排在他前面的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士兵投掷手雷,以军还击,老二被打死。屈死不说,他的兄弟们还被取消了去工业区打工的资格。老二留下一个寡妇和4个孩子。寡妇告诉我,她不考虑再嫁了。伊拉克政府给了一万美金,此后就没有其它组织救济他们。几个月来,家里断了经济来源。寡妇做了一个花环镶在烈士像旁,孩子们似乎不识愁滋味。

  第二家有个16岁的男孩2001年潜入加沙地带北部犹太人定居点埃里·西奈,杀死5个以色列士兵,自己也被当场打死,成为烈士。他的第三个妈妈接待了我。父亲是伊斯兰大学教授,娶有三房,烈士易卜拉欣是大太太所生。

  三太太说,易卜拉欣从小就念叨着保卫祖国。一天,一个同学家里被以色列空军炸了,同学的尸体惨不忍睹,深深触动了易卜拉欣。

  谈话间,易卜拉欣的妹妹、10岁的努哈拿来烈士生前照片。那是一张参加夏令营的照片,他和另一个同学身穿黄色迷彩服,一人手里一把尖尖的匕首,相对而立,做格斗状。16岁的他一下巴胡子茬,眼神中看不出什么仇恨,反倒有一丝顽皮,更多是模仿来的成熟。

  “进入定居点后,他先看到一个妇女带着几个孩子……他让他们回屋里,锁上门,告诉他们自己不愿杀妇女儿童,”三太太说,“后来这名妇女在以色列电视节目中讲述了这段经历。”易卜拉欣是在放学后去的,没跟家里人说。

  大太太得知儿子牺牲,散发糖果庆贺。父亲在学校里大谈此事,没有在别人面前掉一滴眼泪。三太太说:“我们也悲伤,但更多是高兴,因为易卜拉欣进了天堂。”

  10岁的努哈说,愿意追随烈士去天堂,天堂里的房子比人间的大许多。

  我告辞离开后,没走出几步,努哈追上来说,她喜欢我,希望我也能同她一起上天堂。

  2002年12月23日 

  有同事集邮戳,拿一张已经在耶路撒冷盖好戳的明信片去加沙邮局。邮局办公室的贾马尔犹豫着说,上头有规定,已经盖了以色列邮戳的不给盖巴勒斯坦图章。我问:“能看看这条规定吗?”“口头规定,”贾马尔说的时候不正眼看我,我猜那不是真的。

  本以为以色列会拒绝在有巴勒斯坦邮戳的明信片上盖章,没想到正好相反。带着加沙邮戳的明信片在耶路撒冷没有遭到白眼。


贾马尔的话,令我触到弱势方的伤口。

  2002年12月31日

  应邀到巴勒斯坦基督徒拉纳家作客。客厅里醒目地摆着一棵圣诞树,彩灯一闪一闪,格外喜气。一名叫法迪的客人说,虽然自己是穆斯林,他也在家里摆了一棵:“我不在意它的 
 
 
宗教意义,只要代表‘喜庆’,我都接受。”

  差一刻钟到午夜零点。外面突然传来惊天动地的汽车喇叭声。法迪手舞足蹈地说:“现在出去,你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加沙。”

  车子出来,街上空空荡荡,一个人影都没有。法迪说,别急,他马上就找到“疯狂的人群”。果然,拐了几个弯之后,在加沙市“无名战士”广场,我们找到了。

  所有的汽车都打开窗户,所有的司机都在按喇叭,红、绿、黑、白四色的巴勒斯坦国旗从所有的车窗里飞出。没有车的人聚拢在“花园”栏杆里,朝过往车辆挥舞旗帜。法迪忽然拿出“秘密武器”:“看,我们车里也有国旗!”

  忽然,一颗绿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噼里啪啦地抖出三、四颗红色小“信号弹”。“烟花!”法迪说。这是烟花?在国内见惯了“盛大”烟花表演的我不禁置疑。但是人群沸腾了,欢呼、尖叫。旁边一辆敞篷车顶,几个10多岁的女孩拍手跺脚,相互拥抱。12点了。“新年快乐”我向窗外的陌生人喊。

  广场尽头,火光熊熊。一群巴勒斯坦人燃起篝火,转着圈子跳舞。十几岁的女孩、白头发的老人,有人西装革履,有人一袭传统长袍;还有手持冲锋枪的蒙面人。大家围着篝火拍手、舞蹈。“不怕以军认为你们生事吗?”长期处于封锁、监控下的加沙,风吹草动都会招来以军侦察机。“新年,他们也放假!”一个跳舞的人边打拍子边回答我。

  忽然想起,元旦是公历,也就是基督教历法;根据穆斯林的伊斯兰历,“新年”可不是这一天开始。“这就象我家里的圣诞树一样,只要是可以欢庆的,我们都要,”法迪说。

  回到拉纳家,晚饭已经摆在桌上。她家的食物没有太多禁忌,基督徒、穆斯林,还有我这样的“百无禁忌”各取所需。一位客人端起酒杯说,“2003年啦,我们的‘阿克萨起义’进入新的一年!”其他客人纷纷给他白眼:“别提这个好不好?”另一个客人说,他倒是希望新年里流血冲突会结束。“冲突爆发前,我们天天象过节,”他说。

 

  2003年2月24日 

  踏着坦克履带的痕迹去加沙地带北部比特·哈农镇采访。一个巴勒斯坦老太太80岁了,还戴着出嫁时的“第那尔”头饰。问她什么时候出嫁的,答曰“不记得”,因为“已经80岁”。

  她紧紧攥住我的手腕去她家拍照。明知不会有太多东西可拍,为了表示尊重,我还是由她牵着。老太太连声夸我“勇敢”,只身一人来到这里。她话音未落,我惊叫出声,一步跳开地上蹿过只老鼠。

  离开时,孩子们不断拍打我的车窗。正不胜其烦,其中一个递给我当地产的桔子,其他孩子不甘示弱,停止拍车,纷纷摘桔子给我。

  2003年3月2日

  街上见到有人策马扬鞭,便停车招呼。那小孩倒也合作,许我飞身而上。于是,他牵马来我挥鞭,绕着加沙最热闹的“无名烈士广场”游行一周。正是节日,广场上男男女女,挤挤挨挨,不下上千人。见我骑高头大马,翩翩而来,无不欢呼挥手,推旁边的人“快看,中国人!”。顿时,我有了“选美皇后乘玫瑰花车游行”的感觉。不过,拍照的小孩手艺太差,照片上的我象个示众囚犯。

  晚上,参加CNN摄像师塔拉拉女儿的生日晚会。没有任何男子的晚会(塔拉拉都必须退场),十五、六岁的女中学生们疯狂地唱歌跳舞,还突然戴上美国恐怖片《惊声尖叫》里的骷髅面具彼此打闹。她们约好了,星期四晚上还要包下“海风”餐厅,关起门来跳舞。

  深夜,以色列坦克驶入加沙地带中部百里基难民营,打死8名巴勒斯坦人。

  2003年3月7日

  警察哈桑的弟弟被以色列士兵打死了。楼下另一个警察约我去他家吊唁。哈桑瘦了好几圈,眼睛里全是血丝。妈妈哭得昏天黑地。

  第二天阿拉法特就要提名阿巴斯当总理,问哈桑的妈妈怎么想?她说,阿巴斯不好,怎么能呼吁巴勒斯坦人停止抵抗呢,谁给我儿子报仇啊?

  凌晨三时,清真寺里高声念颂《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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