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河上的春天 [苏] 卡扎凯维奇·ЭМ-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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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天空。
这是丘霍夫在德国境内看到的第一个俄罗斯士兵的尸体。多么悲惨的命运啊：经过了无数次千辛万苦的战斗，踏过了不知多少的道路，却在即将到达目的地时牺牲了！象任何一个年轻的军人一样，丘霍夫立刻想到了自己，想到他或许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第六章
德国人在维斯杜拉河上的防御，就其威力来说是强大的。凡是参加过战斗的人都知道，一个步兵连在突破了这样的防御以后，会是怎样的情形。以后，在追击敌人的时候，连队的损失就轻微了：某人阵亡，某人受伤；或某人患病，这都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人数越来越少，可是连队的任务大体上仍是给一个完整的连队所规定的那种任务。现在每个人都要抵六个人来作战。没有人掉队，也没有恩患病。要打败他们是不容易的，他们都是不朽的人。
这并不是说，凡是剩下来的士兵都是最优秀的。他们从前也都是同那些跟他们并肩作战而后来离开了的人们一样的人。不过他们增添了宝贵的作战经验，因此成为最优秀的战士。
第二连是由二十个“不朽的人”组成的。这个连队所以人数少，还可以用这种特殊的情况来说明：在突破的时候，团在集团军——更正确地说，在方面军的右翼进攻，可是士兵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另一支方面军已推进到河的彼岸，它的部队一下子就向北突进了。因此团——包括第二连在内——随着暴露的右翼推进。莫德林要塞地段的大炮在右面轰击它，同时在正面退却的敌人的火力，使它蒙受了损失。
虽然丘霍夫已经不是第一天打仗，可是归他率领的那的连队的人数很少，使他感到不快。“叫我来当班长！”他愤慨地想。
士兵们公然兴致勃勃地打量着他们那个非常大胆地坐着一辆奇异的轿式马车越过小河而来的新指挥员。他那坚决的神情、冷冷的灰色眼睛和他整个的自负态度，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排长们在哪儿？”他问排着队的士兵们，好象他完全不知道这个连队的情况似的。
一个身材高大的司务长举手行了个礼，滔滔不绝地回答道：“没有排长，上尉同志。我是司务长，还有两个班长：斯里温科上士和果戈别里切中士。最后一个排长巴尔苏克少尉在夺取布郎城堡的战役中负伤离队了。上等兵谢米格拉夫担任着文书员和管理员的职务。连队党组长是斯里温科中士。连队司务长戈杜诺夫报告。”
“去睡觉吧，”丘霍夫对他的连队冷淡地命令说，“脱掉靴子。”
但不是每个人都去睡觉。二十岁的一等兵谢米格拉夫受到进入德国这件大事所激励，无论怎样也不能入睡。
昨天晚上党组长斯里温科为这件大事举行了一次短促而热烈的士兵大会。谢米格拉夫非常兴奋，他在村边的一所汽车修理工厂里忙碌了好一阵子：他在那儿找到了一把锉刀，制造着一件东西。他唉声叹气地从那儿走出来并责难地瞧着自己的手，对党组长说：“完全生疏啦……我现在算是个什么钳工啊！连做三级钳工都不够资格。”
斯里温科安慰地回答：“回熟悉的。你起初也是一个不中用的士兵，而现在你是多么出色的战士！钳工工作更容易熟悉！”
但是谢米格拉夫很痛苦：两只手完全不听使唤了，他伤心地在村子里徘徊，向屋子里张望。他到了炮兵和迫击炮兵那儿，告诉他们来了一位新连长。他在一所没人居住的房子里发现了一件崭新的悬挂着一枚铁十字章的党卫队员的制服。他回到自己的连部后，把他的发现报告了上尉。
“把这所房子烧掉，”丘霍夫说。
斯里温科惊异地扬起眉毛，镇静地说：“这会儿烧房子会把村子照得通明，德国人会说谢谢的。”
“什么话，你们怕德国人吗？”丘霍夫愠怒地问，但他也没有再坚持自己的主张。
谢米格拉夫通知过的炮兵们——一个防坦克炮队指挥员和一个迫击炮兵中尉都来了。他们向新连长说明了他们的“经理”状况，就象他们用通用的军事用语称呼他们的分队一样。弹药缺乏——总共只有弹药基数的一半，后方离得又远。答应在早晨会空投。
月光照满了村子。大多数的人都睡了。只有几个了望兵坐在村外的战壕里：有的在机关枪旁，有的在放坦克枪旁——他们都凝视着树林和灌木从的朦胧的轮廓，把粗大的马合烟卷藏在军大衣的袖口里。大炮只是偶尔回答一下德国人的迫击炮火：他们要节约弹药。
丘霍夫送走了炮兵军官们，就躺在司务长给他预备好的床铺上。聚集在院子里的连队的士兵们开始轻轻的议论着对新连长的印象。
“看以来是个很果断的人，”身材高瘦、脸色黝黑、蓄着一撮朝上卷起的黑胡髭的裹戈别里切中士说。
“不怕死的！”谢米格拉夫补充。
大家又望向斯里温科：在他们看来，党组长的意见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斯里温科极力避免仓促的判断，只是说：“慢慢看吧。”
戈杜诺夫决定做一顿丰盛的晚餐给连长洗尘。他在营里领到了足够一星期前还是连队名单中的三十人饮用的伏特加。司务长看见棚屋里有几只逃走的房主所留下的几只母鸡，就吩咐一个士兵说：“捉三只去炸一炸吧，不过要注意，别开枪打，要不然就会把我们的上尉吵醒了。（他已经把连长称为‘我们的上尉’了，可见他已经把他当作是连队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了。）”
“上尉同志，晚餐预备好了。”
丘霍夫立刻跳了起来，穿好靴子。当他知道了为什么要叫醒他后，又把靴子脱了，心里想着要谢绝，可是看见炸鸡和盛在小玻璃瓶里的伏特加——司务长是熟悉这一套的！——他才想起：自己已经一整天都没有吃过东西了。
墙壁后响着士兵们的鼾声。村里的街道上不断地响着脚步声，传来了哨兵的吆喝声。村子里充满了通讯兵、工兵和卫生员。可以听见运输马车的辘辘声：它们从团部弹药补充处运来了子弹。
进来了三个驻扎在临近屋子里的师部侦察兵，他们刚从村边顶楼上的监视哨下岗，现在坐在步兵的炉子前烤火。
有人敲门。又有一队师部侦察兵由连长米谢尔斯基上尉率领来到了。两个上尉彼此自我介绍了一下。米谢尔斯基向监视着德国人的侦察兵们打听了一下情况后，告诉他们：“弟兄们，你们可知道，我们的少校回来啦，”他又象丘霍夫亲切地解释说：“他就是我们的侦察队长……要送他进陆军大学，可是他不愿意现在去。”
总之，这个侦察兵上尉是个很有礼貌的人，而且谈吐文雅。丘霍夫却认为在前线讲礼貌是不必要的行为，他所以不讨厌米谢尔斯基的举止，只因为他是个侦察兵，而丘霍夫是尊敬侦察兵的。
米谢尔斯基和他的队员烤暖了身子后，又站了起来。
丘霍夫知道这队侦察兵要到德国人的后方去，他就问米谢尔斯基：“您跟他们一起去吗？”
“当然。”米谢尔斯基说。
丘霍夫走出来，站在台阶上，望着离去的侦察兵们的背影，一直到他们都消失不见了。连队党组长斯里温科上士站在台阶旁边。
“您怎么啦，在值班吗？”丘霍夫问。
“不，上尉同志，只是睡不着。”停了一会儿后，斯里温科又说：“我的女儿在这里，上尉同志。”
“在哪儿？”
“谁知道在哪儿！……在德国。她被抓到这里来。昨天政治部有人报道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德国，我就睡不着了。”他微微笑了笑，仿佛原谅自己的弱点似的。“我这个老傻瓜想，我的女儿或许就在离我半维尔斯特的附近小庄园里，或在临近的村子的什么地方。”
“德国地方很大呀。”丘霍夫说。
“我知道，可是我睡不着。今天有一个德国人告诉我说，在邻近的小庄园里有几个俄国姑娘在做工。在一个地主那儿。有一条笔直的道路通到那个地方。让我去一趟吧，上尉同志。让我可以安心。”
他们走进屋子，丘霍夫看了看地图。斯里温科所说的小庄园是在东北方，有两公里的路程。
“怎么办呢？”丘霍夫说，“您一个人去——不行。得给您几个人——可是连队里一共只有这几个人……听说，德国人那儿有类似游击队的‘人狼’队伍在活动。”
“您说什么呀，上尉同志！我决不相信他们有游击队的鬼话。德国人不敢做这种事情。德国是精明的人，知道这是徒劳的。而且这儿有什么地方可以打游击呢？树林都是整洁的，条条小路都是笔直的……不，您不必为我担心，我一个人去就可以……”
这些仔细考虑过的话，显然对丘霍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虽然有点儿踌躇，但还是允许斯里温科去了。
斯里温科拿了一支自动枪，每只衣袋里放了一颗手榴弹，羞怯地笑了笑说：
“谢谢，上尉同志。您别对他们……”他向士兵们睡觉的隔壁房间的门挥了挥手说，“提起……我一小时后就回来。”末了他用乌克兰语说：“要不然他们会以为我疯了：党组长原来是这么一个老傻瓜！”
他举手敬了个礼，就出去了。
丘霍夫打算躺一会儿，门突然被打开了，米谢尔斯基上尉出现在门口，他浑身沾满了泥浆。
“您的电话在哪儿？”他问。“我要立刻向上级报告一个重要情况。敌人在撤退。我一直爬到了敌人的前沿。他们在撤退，我对您所说的话都是我亲眼看到的真实情况。”
他们给营部打了电话，营部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团部和师部。
全师人员睡眼朦胧地开始移动了。
丘霍夫唤醒了他连里的人。他们都因为疲劳而勉强拖着脚走，在黎明的寒冷里打着哆嗦。
“您马上就走吗？”丘霍夫问米谢尔斯基。
“是，他们在等我。”米谢尔斯基说，“再见，上尉同志。”
丘霍夫再次对这个侦察员的彬彬有礼的态度感到惊奇。丘霍夫随着他走到院子里，又站了一会，静听着米谢尔斯基离去的脚步声。随后他回到了自己的连部，连队已经集合完毕了。
士兵们走出了大门，村子里已经挤满了人、大车和汽车。大车辘辘地响，汽车呜呜地叫，饭盒叮叮当当响。
第七章
斯里温科沿着柏油路边往前走，他那钉着铁的鞋后跟敲得直响，他走得越远，就越觉得有可能在这个小庄园里找到他的女儿，他用乌克兰语念着“女儿”这个词，是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上的。
诚然，有一个聪明的斯里温科在他的脑海深处，仿佛是在一座小岛上似的，嘲笑着那个认为一切都有可能的空想着斯里温科。
“斯里温科，你真是一个怪人！”聪明的斯里温科一面说，一面挖苦地冷笑。“你怎么可以肯定加丽雅就在这儿，在这个小庄园里呢？你这个老矿工已经活了四十多岁，见过世面，而现在忽然相信，在这个有着成千上万的小庄园和村庄的德国，你马上会找到你的女儿——你还是回到字的弟兄们那儿去睡觉吧……”
但是斯里温科固执地往前走。他回想着他的女儿加丽雅。当德寇入侵的时候，她刚满十六岁，刚读完七年级。她是一个高高的、漂亮的、肤色黝黑的姑娘。但是在她的父亲看来，最可贵的却是她那机敏的带着讥刺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又是隐藏在一种和她年龄相称的、在人们面前谦恭地沉默里面的。当斯里温科跟女儿谈话并在她身上发现新的品质——对人的了解、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才能的时候，他觉得非常愉快。当然，他也竭力不放纵父亲的情感：他对她相当严厉。
斯里温科懊悔地想起那些他现在才感到不公正的找碴儿的事件，为了她跟伏洛奇卡·奥赫里姆楚克——一个可爱的、爱说笑的、后来在战争中牺牲了的小伙子的童年恋爱而大惊小怪，是愚不可及的。
当战争迫近顿巴斯的时候，斯里温科参加了那个调往斯大林格勒的共产主义营。他在这次战争中受了伤，在夜里由一辆颠簸的卡车送进了陆军医院。
当然，在伤势痊愈后，他尽可以说自己的职业是一个矿工——挖煤手，这样，他就未必会被征入伍，因为后方，比如说卡拉刚达，都需要矿工。但是斯里温科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职业，不，他不过没有把自己的职业说出来而已。这时候他想：因为他在军事方面缺乏经验，他一定会被派到他所中心向往的地方——伏罗希洛夫格勒去，他要把德国人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