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豪杰去抗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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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蓝制服的人不服气，拿着枪朝着一个当兵的就比划，几个当兵的不愿意了，大骂道：“你敢！”“老子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还怕你这个破枪。”更有一个当官的，也从腰里掏出了手枪，对着蓝制服的特务就骂：“就你有枪，老子也有啊。怎么到了济南，看个戏也看不素净，别惹我，惹急了我，我这枪可不认人啊。”
两帮人眼看着又要打起来，正在这时候，一个小特务对着一个蓝制服的人说：“赵队长，韩复榘的巡逻队来到了。”这个赵队长对着别人一努嘴说：“快走！别让韩复榘抓着把柄。”于是，这帮人也顾不得吵嘴了，赶紧向人群里散去。
韩复榘的巡逻队也听到枪声赶到了北洋大戏院，拿着枪大呼小叫地喊道：“刚才那些打枪的人呢，他们跑到了哪里去了。”这些29军的士兵又乱骂道：“刚才他们在这里，你们早干什么去了。”“这下子人早跑了，你们又来了，净些马后炮”
他们这一乱腾，这场戏是彻底地没法看了
第二天，范筑先回聊城的路上，汽车上又多了一个人，那就是姚第鸿。小车的座位上，韩行是秘书，当然就坐在司机的旁边，范筑先和姚第鸿坐在了后边。在坑洼不平的公路上，汽车不时地颠簸着，汽车轮子不时地碾起碎石子和扬起一阵阵的尘土。
范筑先对姚弟鸿说：“昨天，你看清了吗，那些刺杀你的人是些什么人呢？”
姚第鸿说：“他们都穿着蓝制服，使着短枪，下手特别狠，而且有些人还会武功，那功夫也是相当的好。我看，除了复兴社的人，不会是别人。”
范筑先皱起了眉头，说：“怎么我刚和你拉上了关系，就被刺杀了呢？知道这个事的人没有几个啊？韩行啊，韩秘书，你分析一下，是谁透露的消息呢？”
从车内的反光镜里，范筑先紧紧地盯住了韩行的眼睛。
尽管韩行极力掩饰着，但还是有点儿尴尬，只好说：“谁知道呢！也可能是复兴社的人，也可能是韩主席的人，穿着复兴社的衣裳。”
“韩主席的人，韩主席的人还不会傻到这一步。不会是你吧！？”范筑先又质问起韩行。
韩行的心里猛地一缩，吃了一惊，赶紧说：“怎么会呢，我怎么会吃里扒外呢！”
范筑先略微地点了点头，狠狠地说：“但愿不是你，我也希望不是你今天我可是话说到头里，这个事就不追究了。以后，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绝不客气。”
韩行听到了范筑先的狠话，心里猛地一沉。
回到聊城后，范筑先委任姚第鸿为专署秘书。
韩行不是范筑先的秘书吗，怎么又出来了一个秘书。所谓秘书，人员可多可少，权利可大可小，既有韩复榘的侄子又有**的人，这也是范筑先工作起来方便，实属无奈之举。
10月初，日寇已占领了德州、临清等县，侵入到了鲁西北。这时候，范筑先急忙派姚第鸿到济南聘请**人到第六专区协同抗战。这时候，赵伊坪同志早已和山东省委联系好了，姚第鸿、张维翰很快就和**员冯基民、刁子言，解彭年、徐茂里、高元贵、管大同、张舒礼、吕世隆、于汇川、巩固等12位同志接上了头，于10月12日到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挑选学员。根据思想进步、抗战坚决，能吃苦耐劳，身体健康等条件，挑选出以**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政训服务员240名，派他们到聊城第六专区支援抗战。
这是训练班派赴战区的最后一批学员，他们听到齐燕铭念到自己的名字时，都非常兴奋。可是有一百多名女学生，因为领导不同意自己到黄河以北战区时，有的都急哭了。于是纷纷集合起来，找到了余心清班主任，七嘴八舌地喊：“为什么不让我们女同学去？”“你这是歧视妇女，我们要上告。”“我们坚决要求抗战，到鲁西北去。”“你这是偏心眼，拿着我们女同学不当人。”
余心清耐心地解释说：“同学们，同学们，听我说，我这不是歧视妇女，也不是偏心眼。因为第六专区，情况非常复杂，随时有战斗，随时可能面临着牺牲。抗战并不一定非要到第六专区，我们再安排你们别的工作，抗日不是非到第六专区不行”
“不行！不行！越是艰难困苦的地方，越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一个圆脸、大眼睛，留着短发的姑娘大声地喊。
“我们不怕困难，我们不怕牺牲，中国都要亡了，我们就要尽到我们的责任，来挽救我们的国家。”一个微胖，细长眼睛的姑娘说。
“我们要和男同学一样，到鲁西北去。”“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值得的。”女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
余心清知道，这个圆脸、大眼睛的姑娘叫陈苹，这个微胖、细长眼睛的姑娘叫雷清。他被女学员们的抗战精神感动了，于是经过几个领导商量后，又挑选了10名女学员到第六专区，一共是250名学员赴聊城。
齐燕铭将赴第六专区的学生编队集合后，请张维翰讲话。
张维翰看了看这些一张张年青稚嫩的脸庞，一个个被抗战的情绪激动涨红着的脸，心里仿佛也和他们一样年轻，情绪也被激动了。他大声地说：“同学们，我们将要到鲁西，鲁西是个什么情况呢，那里有二十几个县，一千万人民，那里的人民质朴、好客，但又民风彪悍，小日本要想占领鲁西这个地方，那里的老百姓不同意，我们能不能答应呢？”
同学们齐声呼喊：“不能答应！不能答应！！”
张维翰又讲：“鲁西聊城的国民党主席、抗日民团司令范筑先将军欢迎我们到鲁西去。我们去了起什么作用呢？我们就是一粒粒的种子，到了那里就要和人民结合在一起，组织起鲁西人民，建立抗日政权，组织起抗日武装，团结起鲁西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重担，就落在了我们这些青年身上，大家说，我们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呢？”
同学兴齐声喊：“有！有！！有！！！”
张维翰讲完话后，同学们高唱“大刀进行曲”，那高亢嘹亮的歌声直冲云霄，杀敌精神感人至深！
1937年10月13日起，250名学生分三批离开济南赴聊，第一批80人，领队是姚第鸿、刁子言，由牛连文用三辆汽车运送。第二批60人，由于汇川、徐茂里领队，是徒步行军。
第三批110人，由张维翰、冯基民、解彭年领队，于10月15日下午由济南出发，当晚宿营于齐河。第二日，继续沿济聊公路向聊城进发，沿途不断遇见临清第四专区专员赵仁泉的官员，携带家眷载着细软南逃。特别残暴的是他的士兵，别看打日本不敢打，却沿途惨杀逃跑的壮丁，在不断的枪声中，给黄河沿岸的农村带来了一片恐怖。没途看见由津浦线桑园一带溃退下来的东北军刘多荃的部队，他们军纪败坏，沿途抓民夫抬武器，到老百姓家捉鸡杀猪，翻箱倒柜，逼的公路两旁村庄的群众逃避一空。
而奔赴聊城抗日前线的**员和爱国知识青年，目睹上述凄惨景象非常愤慨，希望很快到达聊城和范专员会合，把鲁西北的人民动员起来，承担起抗日救国的重任。
10月16日晚，张维翰、冯基民、解彭年率领的第三批服务员于当日黄昏到达聊城。六区专署派人把服务员安排在聊城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内。为了慰劳同学们的到达，范专员还派专署的职员送来了酒肉和白面馍馍。
张维翰立刻去专署向范司令汇报情况，进了专署后，见专署的人正在整理行装，不禁感到非常奇怪，就问一个工作人员：“打理行装干什么，莫非要转移？”那人说：“我们今天晚上就撤退了。”
张维翰听了心里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自己刚来了，专署就要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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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过乡的村里，当老乡们拉起两件事时是眉飞色舞，一个是打鬼子，一个是谈起女人。
“哎哟！那个时候呀，听说小鬼子到了南镇，范筑先领着队伍就上了房，大刀队手里拿着大刀，直接就从房梁上就下来了，砍得小鬼子个不吃菜。”
那时候，我还是个不到18岁的毛头小伙子，跟着队上的广寺大叔去收粮食。所谓的收粮食，就是为队上的小电磨揽生意，价钱和送上门一样钱，其实就是为小电磨多找一些活路。
广寺大叔那时候四十多岁，一路上拉着打鬼子的故事，一路上收着粮食，往北走了四十多里地，就到了南镇。我那时候看到的南镇，真就是一块小高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大平原上，是难得可贵的。
南镇的大闺女，小媳妇凑了过来，纷纷打听着收粮食多少钱一斤，几天能推完磨送回来。（真可惜呀，忘了那时候的加工费到底是多少钱一斤了。）有的人直接就把粮食送过来了，广寺大叔就忙着过秤，我就忙着贴纸条，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小麦或者玉米，多少斤多少斤。
那时候的农民，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们送去推磨的粮食，能不能给送回来，是不是把他们的粮食骗走了。
这样，我们去的时候是空着车，回来的时候是装着满满登登的一大车粮食，广寺大叔呢，一边走着，一边和我拉着打鬼子的故事。
“那时候的桑家法和刘马啊，就是二鬼子，我们钢枪队就在村边上趴着，只要见了二鬼子，就‘叭’地一声，给他一枪”
我们下乡的地方叫冯官屯，桑家法在我们东边三里地，刘马村呢，在我们南边三里地，几乎就是村挨着村，鸡狗之声天天都能听到。
“钢枪队是干什么的呀？”我问。
“钢枪队就是钢枪队，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呀？”广寺大叔只顾自己讲得高兴，根本就不管别人听得进去听不进去，见我打断了他的兴致，不禁有些生气，气呼呼地抽了小驴两鞭子，白楞了我两下，独自晃着膀子，走到前边去了。
以后，我才知道，钢枪队就是根据地里的联防队员。
我待过的学校叫农机学校，那时候我在那里当老师，刚二十出头，学校里有一个校长，叫张立本，已经快六十了，大高个，十分魁梧，长得黑乎乎的，说白了，比老农民还要黑，按照当地的话来说，那是渍刹了，改不过来了。
他这个校长当得挺有意思，工作上的事情，什么事也不管（工作上的事情有副校长管着），成天牵着个大细狗，这里蹿，那里跑，就是热心打兔子。有时候，我找他请假回家，先说了阵子快过节了，家里有点儿事情。
这时候，他皱着眉头，用心地听着我讲话，实在等不及了，就说：“小韩啊，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吧！”
我只得说：“我想请假回家待几天？”
“就这个事啊，我同意了，”他忽然听明白了我话里的意思，然后客气地说，“谁还不回家啊，我这里没事儿。你再给副校长说一声，他没有别的事，你就回家吧！如果家里有事儿，就多待几天。”
他带着细狗撵兔子，有时候赶到好机会，常常能逮到四五只，他就把这些兔子拿出来，分给同事和朋友品尝。有时候，兔子腥臊味太重了，他就说：“要说这个死人味呀，老半天去不了怎么办？那就到茅子里，憋住一口气，然后到鲜大粪前，深深地吸上一口，然后憋住，待憋得差不多了，再吐出来，死人味儿就再也没有了。”
听他话里的意思，就和一个老行伍似的。
以后我查了查县里的历史，吓了一大跳，原来这个老校长，是抗日时期党内派到汉奸二鬼子里头的一个内线，在战争时期，曾冒着暴露一家的人危险，带领着武工队除掉了一个重要的汉奸，为抗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对县里的徐县长，老些人是这样议价的：“这个徐疤瘌，可不是个东西啦！有人刚把两瓶酒送到了他家里，人家刚出了门，他就把酒瓶子一下子给扔出来啦！哎呀，真是的，你就是想扔的话，也得等到人家走远了啊，怎么没等到人家出门就扔了呢？什么人啊这是。”
对这样的人，我也是有些不能理解。以后见了徐县长，偷偷地打量了他一下，脸上是有些疤瘌，不过不是太严重，穿着很朴素，和一般的工作人员并没有什么两样，慈眉善目的，甚至还有几分可亲！
这就是徐家河口的徐氏一家人的老七，七兄弟全部参加了革命，其中有三个血洒抗日战场，家里曾是一个大地主。
我们单位上旁边还有一个扫街的老头儿，七十多岁了，还风里来雨里去的，把大街上扫得干干净净，别人都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