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血路救赎)-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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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务必正视这些缺陷与陋习并加以改变，我愿做一个死给我们自己人看的警世钟。”
“留有用之身，行有为之大事，方为大丈夫。”陈范对陈天华的言论很有些警觉，赶忙似劝似谏地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大可不必轻言一死。”
“是啊！”徐壮师笑道：“刚至南洋，本部交代的任务尚未开始，怎么就说到死上了？”
“这个世界上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陈天华并没有转过弯来，但也不继续争辩，转而说道：“等到本部展开行动后，我愿请缨做一个战士，把鲜血流淌在反清的战场上。”
“你以为只有你这样想吗？”邹容笑道：“到时候我们一起赶赴战场，并肩作战。”
“行了，连枪都没摸过，还上战场呢？”陈撷芬取笑道：“革命有分工，以笔如刀，难道就不重要？组织上为什么要派你们来，还不是看中你们的宣传鼓动能力，还有你们的名声？”
“撷芬说得在理。”陈范停顿了一下，说道：“好了，咱们继续商议具体的工作安排吧！”
……………
第六十一章 任务（）
清代是我国向海外移民最活跃的时期。十九世纪以后，大约有两千多万华侨、华人在世界各地谋生，其中大部分侨居于东南亚、澳洲和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
华人、华侨初出国门来到异国他乡，往往依靠三种组织的帮助，一是宗亲会，二是同乡会，三便是洪门组织。加入宗亲会必须属于同宗，加入同乡会，则须属于同乡，惟有加入洪门组织，没有这些限制。因此，洪门往往成为团结各地华侨、华人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
时至清末的整个东南亚地区，“凡有华侨所到之地，莫不有义兴会所（统指洪门会党）之设立，会员达数百万人”。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却表明洪门在当地确有强大势力。
海外洪门作为海外华人、华侨中的秘密团体，因其生存在异国他乡，因而与国内洪门有许多不同的特点。
首先，政治意识已经淡化，其互助、抗暴功能更加突出。国内之会党，经常会与官吏冲突，故犹不忘其与清政府居于反对地位；海外会党则多处于他国政府之下，其结会之需要，不过为手足患难而互相联络而已。
其次，海外洪门一般在当地是合法或半合法的组织。因为海外洪门的成员因远离祖国，同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较少，也很少卷入驻在国的政治斗争，基本上是华侨、华人为了争取生存权力而结成的互助性团体。因此，有些洪门组织较早就成为合法或半合法的社团，如北美的洪门致公堂曾以华人共济会的名义在当地政府注册，而当地政府也以民间福利团体来对待。福兰克林？罗斯福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前，还曾为洪门安良堂担任法律顾问达十年之久。
第三，国内洪门（天地会、哥老会）直到晚清时期，其成员仍然以下层群众为主，并由下层群众中的强有力者担任首领。而海外洪门则以商人和其他及有产阶层占据着领导地位，秘密会社和同乡会、同业公会一样，首先反映华侨、华人中有产阶级的利益。
所以，海外各地洪门天地会组织的领袖往往同时兼任华侨、华人各种地缘组织（同乡会等）、血缘组织（宗亲会等）、行会及各种社团的负责人。许多矿场主、种植园主、大公司的“头家”，本身就是会党中某个组织的重要首领或重要成员。
比如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叶亚来，经营柔佛洲的陈开顺，开辟霹雳州锡矿的郑景贵、陈亚炎等人；在北美，司徒美堂先生既是美国著名华侨领袖，又是美国致公堂和安良堂的主要负责人。
虽然徐壮师说得挺有气势，但海外洪门的政治意味丧失是不言而喻的。什么反清复明的口号，几乎无人再提及。
但这并不是不能改变的，因为生活在西方殖民统治下的海外华侨、华人，命运极为悲惨，他们不仅受到殖民统治的压迫、雇主惨无人道的压榨与剥削，而且遭到种族主义者的歧视与侮辱，以及当地白种工人或土著居民的排挤与劫掠。
更为悲惨的是他们的种种遭遇，不仅无法得到本国政府的保护，甚至被清统治者视为“叛逆”，一旦出国，则不许返回，否则将受到惩处。正因如此，海外华人、华侨一经发动，会积极地支援国内人民的革命斗争，以期得到新的本国政府的保护。
“给他们希望，让他们知道一个强大的母国才是他们的保障和依靠。”陈范对此做出了总结，“本部下达的任务也是这样。而且，本部的结论是搞武装暴动还是需要海外华侨、华人的大力协助，不管是筹资捐款，还是招兵从军，本部都更看好海外洪门的力量。对于国内的会党，本部似乎在使用上还有顾虑和争议。”
“主要还是所受教育的差距和局限。”邹容说道：“国内会党固然反抗官府的意识很强，但江湖习气和封建意识很浓，并不知道民主共和为何物？”
“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陈天华点头赞同，“他们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如果不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我以为不可倚重。”
“本部自有本部的考虑，我们服从便是。”陈范沉吟了一下，说道：“还有一件事情，陈文强先生马上要游历南洋，筹资办实业。本部要求我们进行宣传，在舆论上为他造势。”
“陈文强先生固然在发明创造上是华人的骄傲，但他似乎不是本会的会员吧？”秦毓鎏有些不解地问道：“难道是本部要争取他入会？”
“是不是要争取，这个工作不归咱们做。”邹容不能违反保密规定，便找了个借口，“就算他不入会，可只要能对本会的发展有益，宣传造势也是应该的。”
“这倒是。”陈天华点头道：“药品的独家销售，确实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再说，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不管是不是正确，他总是有救国之心的。”
“既然如此，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各自开始行动吧！”陈范点了点头，说道：“相聚如此短暂，这两天咱们就要各奔东西，再相见已不知是何时了？”
“一切为了革命，现在的短暂，是为了日后的长久。”陈撷芬说道：“作为革命团体来说，兴中会虽早，可没有咱们复兴会如此势头迅猛吧？”
“确实如此。”邹容赞同道：“诸位同志先立稳脚跟，然后便要与保皇派展开斗争，彻底扫除妖氛，揭穿康梁等人甘为奴才的嘴脸，使误听误信的华侨迷途知返。”
陈范犹豫了一下，决定私下与邹容细谈，本部的决议并不是如此简单。这种开口便骂的风格，显然不是本部传达的意思。
第六十二章 甬商关注（）
说声抱歉。最近家里事情太多，心情和思路受到了影响，连写作时间也不能够保证。幸好是免费章节，还算有点心理安慰。嗯，等事情都处理完了，才能专心写作，还请大家多多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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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之后，外资银行数量日增，尤其是清政府向外资银行大量借款后，外资银行完全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市场。起初，外资银行主要办理外商汇兑，与中国原有的金融机构并没有联系，但1860年之后，它们把低利率从社会上吸收来的存款借给钱庄。通过控制贷款等手段，分别于1872年、1878年、1897年造成三次金融风波，挤垮了无数的商行票号。
经此打击，中国商界的有识之士深深感到外商操纵金融，对自己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需要有自己的金融机构作后盾。但鉴于外国银行组织完备，可自己建银行却是无成规可循，以钱庄的老式运营手段与列强的近现代银行竞争，劣势明显，所以，一直未有大的动作。
恰逢此时，陈文强提出了合资开办大银行，并将去南洋筹集资金招募人才。消息传开，上海滩的巨商大贾特别关注，特别是甬商、苏商集团，都派出代表，提前与陈文强洽谈，表示了参股的意向。
当时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中国新式银行，包括中外合办、“官办”银行，仅诞生了华俄、中国通商、中国华商、大清等数家银行。如果陈文强所倡议的这家银行能够顺利开办，则将是中国第一家华资商业银行，且将是不同于旧式钱庄运营方式的新式银行。
于是，在陈文强行前的两天里，便是应酬不断。现在，他正身处虞洽卿、吴传基、李厚垣、方舜年、严义彬等甬商举办的酒会之中。
上海与宁波交通便利，自清中叶以来，旅沪甬商一直是活跃于上海的一个颇具实力的商人群体。19世纪后半叶后，宁波帮的实力已遍及上海近代工矿航运及公用事业，也就急需获得金融业的支持。此前，虞洽卿曾组织上海工商业人士赴日考察，对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营企业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有了开办银行的想法。
所以，陈文强要开办合资商业银行的消息一出来，虞洽卿所代表的甬商集团是最为积极、最为支持的。
西方的模式或许是为了让陈文强这个假海归更舒适，所以采用了与西餐会、酒会类似的模式。只是在陈文强眼中看来，其中的长袍马褂、辫子小帽着实有些不伦不类，所谓的名媛淑女也不过如此。他倒是更愿意坐在一旁，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这奇异的风景。
中国人精明，却缺乏大智慧，有些时候其说精明，不如说滑头；与其说精明，不如说世故；与其说精明，不如说是钻营和算计；与其说精明，不如说没有远见，只顾眼前利益。
虞洽卿，自幼家境贫寒，少年时只身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学生意，多次为老板出谋划策，使小小的瑞康颜料行在上海滩剧烈的商品竞争中化险为夷，站稳了脚跟，很为后来者效法和称道。而且能挺身而出，在公堂上据理力争，为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仗义执言，倒是个值得深交的人物。
朱葆三，勤奋敬业，从小伙计干起，补习各种有关的商业知识，举凡珠算、语文、大楷、记账、商业尺牍等课程。由于工钱少，上不起英语补习夜校，他接连好几个夜晚来到夜校门前，终于找到一个学生，每月给他五角钱，拜他做“小先生”，让“小先生”每天夜里放学后，再把学到的英语教给他。一年下来，朱葆三竟然真的学到一些英语会话，可与外商在生意场上勉强打打交道，从此大展宏图。
陈春澜，也是出身贫穷，但却禀性善良，将自己做伙计几年辛苦攒下的三百两银子借给一个名叫约瑟夫的破产德国人作回家的路费。五年后，约瑟夫重返上海，送给其四船呢绒，并帮助陈春澜租好铺面，扶持他开了一家专营德国呢绒的商行以作报答。陈春澜一夜之间暴发当老板的事情在上海滩传开后，不少外国人知道他善良诚实，都来和他做生意……
会聚于此的商人个个身价不菲，这也显示出甬商在上海的地位。宁波自古以来有经商的传统，在**战争之前，宁波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上海开埠后，宁波港的地位急剧下降。而宁波商人利用地缘上的优势，纷纷抢滩上海。宁波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时间较长，资金较为宽裕，所开设的钱庄也居于前列。
清末时，在上海的宁波秦家、镇海方家、李家和叶家、慈溪董家、湖州许家、洞庭山严家和万家、苏州程家九大钱庄家族中，宁波籍（含镇海、慈溪）就占了五家。同时，以宁波商人为首开设的上海钱业公所，以及自身的同乡会组织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构成了一个紧密地互助协调系统，把宁波商人的财力、人脉尽可能得集中起来，从而确立了宁波帮在上海商界的支配地位。
其实，陈文强要开办银行，并不认为在资金方面会有很大困难。但如果能借助江浙、闽粤商人现成的经营网络和人脉，银行的网点便可一下子占领东南、西南两个区域，省去了自行建设发展的大量成本和时间。
当然，陈文强只需要那些守规则的、有眼光的商人加盟，唯利是图、目光短浅的就让他们自己去面对现代经济大潮的洗礼吧，相信没有几个能在外资银行的挤压中挺过来的。
而所谓的合资入股本就是双向选择，不光这些巨商大贾在权衡利弊得失，陈文强一边含笑应酬，一边也在观察着他们的言行。即便不参与合资银行，哪些人可以长远共处，哪些人可以成为他的产业链条中的一环，他在心里做着初步的判断。
第六十三章 问题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