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1630之崛起南美-第11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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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灭渤海国后，于今凤城设开州开远县，宽甸属其辖地，金收国二年（1116年）置婆娑府路于大蒲石河口，宽甸属婆娑府路所辖。至元初年仍设婆娑府路，至元十七年（1280年）降为府，二十五年废府为巡检司，宽甸属婆娑府巡检司辖地。
明朝，设辽东都指挥使司东宁卫，宽甸属东宁卫辖地。成化五年（1469年），修筑辽东边墙至宽甸境内。嘉靖四十二年险山堡设参将，辖十三城堡。万历元年（1573年）议筑宽奠（宽甸）、永奠（永甸）、大奠（坦甸）、长奠（长甸）、新奠（赫甸）“五堡”。万历四年，宽奠“五堡”相继建成。宽奠参将加副总兵职衔，迁定辽右卫军士及仓官于宽奠堡，创学庙，开设瓦市，屯军垦田，由荒芜之区，成为辽东重镇。
清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后金军占据宽甸，将收降军民编入八旗，封汉人降官为备御，与牛录额真（佐领）共同管理宽甸地域。清顺治年间完成柳条边修筑，宽甸为柳条边外巡防地。由叆阳边门卡伦统巡。同治十三年清朝撤销对柳条边外封禁。光绪三年正月，清廷批准设立宽甸县，隶属凤凰直隶厅。光绪三十二年属奉天省东边道辖县。
民国元年（1912年），宽甸县隶奉天省东边道。民国十九年（1930年）奉天省改称辽宁省，废东边道，宽甸县属辽宁省辖县。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宽甸县属伪奉天省辖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2月，属伪安东省辖县。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25日，辽东人民自卫军第一支队解放宽甸，成立宽甸县民主政府，隶属安东省。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属安东省第四专署，11月国民党政府军占领宽甸，宽甸县属安东省辖县。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收复宽甸，宽甸县隶安东省第四专署。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第四专署撤销，属安东省辖县。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5月安东省、辽宁省合并成立辽东省，宽甸县属辽东省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宽甸县仍属辽东省。
1954年8月，辽东、辽西合并成立辽宁省，归属辽宁省。
1956年设安东专员公署，归属安东专员公署。
1958年11月撤销安东专署，隶属辽宁省。
1959年1月，属辽宁省安东市（1965年安东市更名丹东市）辖县至今。＇6＇
满族在宽甸的历史悠久。早在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建州女真首领李满住得明朝政府允许率部迁入今浑江中下游一带居住。明万历初年，“宽奠六堡”建成后，北有女真王杲完颜部，东有王兀堂董鄂部。各族人民住种混居，往来贸易，促进了宽甸地区的开发。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后金政权占据宽甸，境内居民被编入八旗。顺治六年（1644年）清军入关，宽甸八旗子弟“从龙入关”，宽甸为边外封禁地，荒烟不治达二百年之久。清同治年间，边外封禁松弛，居民渐集，光绪二年（1876年）左宝贵率兵到宽甸丈放土地，光绪三年宽甸县设治后，满族人口渐增。宣统二年，满族居民20356人，占总人口9％。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部分满族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旗入民”。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满族人口为11199人，占人口总数3。8％。1983年******发出恢复和改正民族成分的通知，原改变族属的满族人开始向政府申报恢复民族成分。1985年末，满族人口为173917人，占总人口39。88％。同年经省政府批准，建立了毛甸子、虎山、步达远、灌水、杨木川、夹皮沟（硼海）、灌水镇7个满族乡（镇）和下露河朝鲜族满族镇，少数民族乡（镇）占全县乡（镇）总数34。78％。2002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满族人口232248人，占全县总人口53。42％。
（二）汉族
汉族自古就是宽甸各族人民中居住最早、人口最多的民族。战国时期，燕人进入辽东。由于时代演变，境内汉人时增时减。明嘉靖年间，在宽甸修筑险山（今土城子村）、江沿台（今虎山）等铖堡，实行“屯军边上，寓军于农”政策。万历初年兴筑“宽奠六堡”后，实行屯田制，汉族人口渐增。清咸丰至同治年间，山东、直隶等地的汉族人为寻求生计冲破清王朝封禁令，进入宽甸垦植求生。清光绪三十三年，全县人口176018人，汉族人占十分之九。民国前期，军阀混战，灾害频繁，关内灾民闯关东下边外，加之满族人出旗入民，汉族人口急剧增加。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4。2％。1983年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原改变族属的满族人恢复满族，1985年汉族人口25380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8。19％。2002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汉族人口195346人，占总人口数的44。93％。
（三）朝鲜族
清宣统二年（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一些朝鲜爱国者和破产农民不堪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纷纷背井离乡来宽甸。到民国4年全县朝鲜族有2040户、11307人。民国19年（1930年）**满洲省委在宽甸建立特别支部，大多数党员是朝鲜人。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又有一些朝鲜人到宽甸定居，至民国29年全县有朝鲜族1585户、8927人。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县有朝鲜族11124人。1959年，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平建设，全县有315人经政府批准迁居朝鲜。1961年后，县内水田面积减少，为照顾朝鲜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一些朝鲜族人迁往沈阳、盘锦、东港等水田地区。至1985年朝鲜族人口6464人，占全县总人口1。48％。2002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县朝鲜族人口下降到4925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1。13％。
回族进入宽甸较晚。清光绪五年（1879年）回族人哈广德从关内迁到宽甸，在县衙当差。不久，马国良、哈金发、哈金才投奔哈广德来宽居住。光绪年间，全县回族居民不足10户，宣统二年增加到38户、246人。
新中国成立后，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受到党和政府的尊重。宽甸镇新开路西设清真寺，是回族宗教活动中心。回族人民勤劳朴实，热情好客，注重互助互爱，珍惜民族团结，讲究卫生。回族人一般不与他族人通婚，人口发展较为缓慢。1985年46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1％。2002年回族人口39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09％，多居住在宽甸镇内，主要从事商业和饮食服务业。
（五）蒙古族
宽甸的蒙古族多为清政府拨往沈阳、凤城、岫岩等地的八旗子弟后裔，于清同治、光绪年间迁入宽甸。宣统二年全县蒙古族343户、1241人。民国期间，少数民族受到歧视，人口减少。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全县有蒙古族528人，1985年全县蒙古族人口1353人，占全县总人口0。31％。2002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县蒙古族1562人，占全县总人口0。35％。
宽甸境内壮族、锡伯族、土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共有203人，多系建国后因工作调动、婚姻等原因正常迁入。＇8＇
第1571章 南中国的变局（）
已经是1669年收获的金秋时节了，宁波府近海，几艘小船正在风浪中吃力地摇向岸边。
从船只型制上看，很明显这是中式硬帆船，同时也带摇橹，吨位不大，大概在几十吨到百来吨的样子。在这个东南风和北方开始交替，但很显然南风余威尚在的季节里，航行起来尤为困难。
不过，再难也挡不住人们发财的心思！在宁波府的东国人一再提高粮食收购价的这几年，邻近的清国松江、嘉兴、杭州和绍兴等府与宁波之间的粮食走私贸易简直做得飞起。在高达7…8元一石稻谷的利润刺激下，已经没有什么再可以挡住走私商人们的脚步了：绍兴府的清国商人一开始还走山路运粮过来贩卖，到了后来走私规模逐渐庞大起来后，这些商人、士绅们竟然公然贿赂前线的清国守军、官员，使得运粮队堂而皇之地经余姚县运出，走甬道或水路运抵处于东岸控制下的鄞县，回程时顺便再捎点定海盐场生产的低价盐（相对于清国控制区的盐价而言），简直不要太嚣张。
紧邻东岸控制区的绍兴府如此走私，与宁波府并不接壤的杭州、嘉兴、松江诸府的商人们却也有自己的手段，那就是通过水路走近海抵达东岸控制区的慈溪、定海两县，然后与当地的东岸储备粮库进行交割，回程时同样不忘拉上些盐、檀香、龙涎香等南洋特产（荷兰东印度公司转售），务必不能让船空着。
根据南方开拓队方面的统计，此类通过海路进行的贸易，究其总额已超过了陆地贸易的数倍，给宁波府运来了大量急需的粮食，有力缓解了山东的粮荒，故多年来一直牢牢控制着杭州湾制海权的东岸海军炮艇，对这些清国渔船、小货船非但不拦截，相反还给予必要的协助，让其尽快抵达目的地——开什么玩笑，上头已经说了，对这些清国走私船非但不征收关税，还要给其配售一些能在清国境内卖得出去的稀罕品，以提高他们运粮前来交易的积极性。
这些稀罕物品种类繁多，包括象牙制品、座钟、鲸油蜡烛、龙涎香、檀香木、黑珍珠、人参、高级毛皮、鹿茸等等。虽然每种东西的销售量都不是很大，但松江、嘉兴、杭州、绍兴等地人口繁茂、素来富庶，有能力消费这些奢侈品的人还是不少的，算是给这些粮食走私商人们一笔额外的奖赏吧，当然对东岸自身也不无小补，可以稍稍减少一些贵金属流入清国境内的速度。
满清朝廷当然不是不知道这些走私商人的存在，只不过最初时东岸与满清刚刚事实上停战，双边关系处于缓和状态，清廷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去。只不过后来山东水、旱、蝗、震四灾频发，局势大乱，东岸人趁机夺占了莱州府的部分府县，这无疑惹得清廷极为不快，以至于下令暂停了这种粮食贸易。
但是呢，清廷的政策是一回事，具体落实到地方上的时候，由于东岸高溢价抢购粮食的行为，使得不少地方军政官员与地方上的士绅、商人们沆瀣一气，联合起来进行大规模走私以获取巨额利润，完全视清廷的政策于无物。
面对这种**裸的打脸行为，北京朝廷自然是极为愤怒的，再加上这会东岸人开始在辽东鸭绿江右岸搞事，清廷开始下重手整治松江、杭州等四府的粮食走私商人，并很是杀了一批，算是初步震慑了这帮无法无天的家伙们。
当然这种运动式的整肃向来只能管用一时，风声过了后往往会一切照旧。后世有句老话说有100％的利润时，资本家可以卖绞死自己的绳索，这话套到清国商人身上，还真是贴切无比。在风声过去之后，各地的官员们——其中甚至包含不少满族官员——便开始向下面暗示，走私商人们都是人精，立刻心领神会，粮食走私贸易又再度开始兴盛起来。
人们纷纷拿出藏起来的渔船、货船，满载粮食横渡杭州湾，抵达东岸控制区进行贸易，每个人都获利颇丰（当然也使得东岸贵金属快速流入清国）。他们的成功又成了后来人的榜样，无数梦想发财的大小商人前赴后继，紧随他们的脚步，终于使得这种粮食走私贸易一发不可收拾了起来。
今天抵达定海县的几艘中式硬帆船来自杭州湾对面的松江府，总计运来了三千石稻谷，据说全数来自当地一位名叫范河的大地主。此人少年接掌家业，在众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将家里产业经营得蒸蒸日上，一时间远近传为美谈。更难得的是此人思想开明，对新事物的接收能力极强，曾经遣心腹家人渡海来到定海，一边做贸易一边观察风物，并通过商业伙伴的渠道买了一些精巧物事回去。
而像范地主这种思想开明的清国士绅，向来也是东岸情报机关的重点发展对象。于是，在互相接触了一段时间后，双方便一拍即合，搞起了合作。即东岸人给予范氏在宁波经商的便利（同时赠送了一些诸如高倍率透镜、望远镜、座钟、镶嵌了象牙和宝石的手枪等礼物），范氏在松江府给予东岸情报人员以掩护，双方各取所需。
因此，这次随着范氏运粮船抵达定海县的，也有两名尚留着辫子的国家情报总局探员。他们在码头上稍稍逗留了一会，以避开一些耳目之后，便被一辆遮蔽得严严实实的四轮马车给运到了位于江边的情报总局办公室内，向上级进行述职汇报。而恰好今天南方开拓队队长江志清这厮也正在这里检查工作，听闻后便直接召来了二人，询问一些他想知道的情况。
“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