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评传-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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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只睁着刘裕一个人的事，用相似的历史作一下对比，那么就可以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漏洞很大。

刘裕要取司马家而代之是肯定的，但这和北伐没有必然联系，北伐成功对他建立新朝只是一个有利条件，绝非必要条件。假如刘裕的目的仅仅是一个皇位，那他完全用不着发动这次战争。

在北伐后秦之前，刘裕已经对内平定桓玄与孙恩、卢循之乱，相当于两挽东晋这座危楼于既倒，对外则攻灭了南燕和谯蜀两国，并曾用外交手段就收复十三郡领土。这样的武勋实际上已超过了当年代魏的司马氏祖孙（即使把篡位前司马氏四代老板的战绩加起来，对内也没有可与刘裕相提并论的功勋，平定淮南三叛性质上仅与刘裕摆平刘毅和司马休之差不多，而对外也只灭掉了一个蜀汉）。

再看看刘裕之后，无论是南朝的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或是北朝的高欢、宇文泰、杨坚，论武功均不能望伐秦前的刘裕项背。（尤其是杨坚，这位隋文帝在篡位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功绩，甚至还不如桓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这一群篡位皇帝中的最成功者。从杨坚的成功，我们可以这样作相反的推想：假如桓玄称帝之后的表现不是那样差，也没有倒大霉遇上刘裕这个煞星的话，楚朝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正统朝代，堂而皇之地写入二十四史。）

如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既然这么多道行不如他的篡位同行们，都可以顺顺当当地改朝换代，凭什么武功已经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刘裕就还得再灭一个后秦？

另外从刘裕回师后的具体行止，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二。刘裕东归后，他的常驻地仍是指挥北伐的战时大本营彭城，而并非国都建康。他也没有在其北伐成功，声望最高的义熙十四年称帝，而是又等了两年，那时晋军已在关中失利，刘裕的声望已然受损。这些事实也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刘裕回来后并没马上把改朝换代当成第一要务；二、他要称帝，其实已不需要更大威望的支持。总之，刘裕回来肯定是要篡位的，但他并不是为了篡位而回来，就像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一样。

至于说刘裕不想一统天下，就像说某位穷人白手起家，打拼半辈子创立一家公司，目的只是为了当老板，并不想赚钱一样，你信吗？对已经是国家实际元首的刘裕而言，假如能够完成统一，那么最大的受益人，正是刘裕及其子孙，故而仅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他也比那些“渴望统一的广大人民群众”更有扫平列国的动力。
北伐之谜　中

虽然在商战中，每一个神智正常的公司经营者（少数别有用心的诈骗犯除外），都是希望盈利的，但并不妨碍年年都有很多家公司亏损以至破产。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能不能盈利，并不是由公司老板个人的想法甚至能力所决定的，要受到里里外外很多种因素的制约，经营天下者，业务自然更加复杂，但原理与此类似。那么假设上天格外眷顾，让刘裕始终能后顾无忧，放手于北征，他能开创一个统一的王朝吗？

对于这个问题，北魏崔浩也作出了著名的回答：不能。他提出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刘裕不能“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无法巩固他占领的地区；二是由于兵种、地形、气候等方面的差异，晋军在华北作战将是以短击长，所以刘裕“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北魏军）争夺河北”。

这两条理由有道理吗？都有。但果然无懈可击吗？恐怕不见得。别的不说，就以崔浩服务的北魏帝国为例：当年拓跋珪称王于牛川时，它只是塞外一个落后的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国家，与中原在经济、文化和制度上的差异，较之江东与关中，恐怕只大不小，后来击败后燕，便成功入主发达富庶的河北之地，并且站稳了脚跟，这一成功，难道靠的是“行塞北之教化于燕赵之地”？

当然，对于复杂的历史事件不能简单类比，要研究拓跋珪做到的事刘裕能不能做到，我们不妨仔细审看一下现存的资料，利用一些疑点进行推测，看看刘裕本来打算怎么做？

刘裕对关中人事安排的一大疑点是：他明明不信任王镇恶，手下也并非没有其他将才，为何还将关中防务这样的重任交给此人？最常见的解释，是说王镇恶在灭秦之战中功劳最大，所以这次任命属于论功行赏。

但这种解释，显然会在另一个重要人物身上碰钉子，这便是那位论行政职务还在王镇恶之上的安西长史王修（按两汉至魏晋的习惯，长史为掾属之长，而且后来王镇恶被杀后，王修未经刘裕批准，就能任命毛修之接任安西司马之职，也可见一斑）。

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地位如此重要的王长史，却在《晋书》、《宋书》、《南史》等史籍中都没有传记，我只能确定，他并非出自瑯琊王氏和太原王氏这两大政治豪门，而且就在下所看到的史料而言，在他被任命为安西长史之前，这个人就没在史书中露过脸。这就奇怪了，这么一个要名气没名气，要功绩没功绩，要后台没后台的“三无”人员，怎么就能平地一声雷，跃居众多名将谋臣之上？

好在史书在他头次出场时提供了一点线索：“（刘裕）以太尉咨议参军京兆（人）王修为长史”，　京兆，就是晋朝时长安所在的郡名。现在看出来了吧，王修和王镇恶之所以让刘裕选中的共同点在哪儿？提示一下：并非都姓王。


关中之崩　上

刘裕离开长安的消息，很快就让早已在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县）秣马厉兵，等候多时的夏主赫连勃勃知道了，他的感觉自然是欣喜若狂，与几百年后的陆放翁大相径庭。

这位对运动战极有心得，比刘裕小十八岁的夏国皇帝，是当时著名的一大枭雄。他原名刘勃勃，出自匈奴铁弗部，是铁弗部首领，常败将军刘卫辰的小儿子。二十六年前，拓跋嗣之父魏道武帝拓跋珪攻灭铁弗部，赫连勃勃的父兄以及绝大部份亲族都被北魏屠杀，只有他逃脱，几经亡命后投奔后秦主姚兴，并获得姚兴的庇护和重用。不过，赫连勃勃不会记恩，可能受到早年这段家破人亡的惨痛经历影响，他已经成长为一位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一切以**裸的利益为行动准绳，视诚信为傻帽，视道义为废纸。就像中山国那只被东郭先生搭救的狼，只等机会一到，他不但马上背叛了恩主后秦，并且立即用贪婪的目光盯上了恩主的一身好肉，垂涎欲滴地盘算着是红烧好还是清炖好。

稍稍有点让人不爽的是，看上后秦这道大餐的人不只是他，不久刘裕这只猛虎也参加了这次盛宴，而且看那架式不旦要狼口夺食，甚至还想独吞！面对这个强插进来，又很难惹的第三者，争，还是不争，是一个问题。

不过赫连勃勃到底不是凡人，为了教育手下，树立对美好前景的坚定信念，早在晋军北伐之初，他就对部下们发表过一番对时局变化的看法：“刘裕有远高常人的雄材伟略，就凭姚泓那两下子，怎么可能是对手？更不用说还有这么多的兄弟给他拆台，秦国的灭亡是注定的事。不过刘裕灭秦之后，不会在长安停留太久，只要他一走，留下子弟或部将，就没人是我对手了。那时我再出兵夺取关中，跟弯腰捡片树叶一样容易！”然后他暂停对后秦的战争，在安定到杏城一线集结兵力，静观成败。

现在，他的预测果然化为现实，焉能不得意非常。得意之余，赫连勃勃立即找来自己手下的头号谋士王买德，请他马上制定一个夺取关中的战略规划。

王买德不无夸张地说：“刘裕这次灭秦，是典型的以乱平乱，并没给秦地百姓带来什么德政。关中是天下形胜之地，刘裕只让一个小孩子把守，大概是急于篡位，顾不上经营中原了，这是上天要将关中赐给我们，这样的良机千万不能错过。具体用兵方略可以这样做：首先，青泥（今陕西蓝田）、上洛（陕西商洛）两地，是沟通南北的两大咽喉，可以先派游骑加以控制，阻断武关道；其次，分兵堵塞潼关及崤、陕谷地，切断水陆通道，使关中晋军孤立无援；最后，陛下亲统大军，传檄三辅，恩威并施。如此一来，刘义真这个小孩如同落入我们的罗网之中，最多坚持十天，就得面缚请降！”

赫连勃勃大悦，依计而行：他命自己的长子，抚军大将军赫连璝率二万铁骑进逼长安；命第三子前将军赫连昌率军堵塞潼关；再命王买德率游骑越过长安，屯驻青泥。然后，赫连勃勃自己亲统大军为后继，夏军几乎倾巢出动，扔下了他此生最大一次赌局的骰子。

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正月，夏军赫连璝部出现在了渭水以北，不断有关中民众前后相继，向夏国投降（因此前发生过亡国的羌人大规模逃亡事件，在下怀疑这些人应以羌、氐等胡人为主，刘裕杀戳后秦宗族大臣的恶果开始显现），此时距离刘裕离开长安才只有一个月。

水来需要土掩，兵来自然还得将挡，负责关中军事的安西司马王镇恶命沈田子出击夏军。沈田子到达渭北后，见夏军势大，不可轻敌，便一面退守刘回堡，一面派人回长安向王镇恶要援兵。

王镇恶多半不知道沈田子曾在背后告过自己的黑状，更不可能知道刘裕曾用钟会与卫瓘典故来指示过沈田子，但他对这员刘裕麾下老资格猛将的桀骜不驯，以及无视自己这个上级领导的恶劣作风，肯定已深有体会。正因如此，王镇恶有心借此机会，压一压沈田子的傲气。

于是，在沈田子告援使者的面前，就出现了这样一幅场景：晋朝在关中地区的两位主要负责领导并排就座，其中的王总参谋长当着在座大小干部的面，向旁边的王总秘书长大发感慨，将沈田子狠狠奚落了一番：“刘公把他才十岁大的孩子托付给我们，这是多大的信任啊！我们如果不尽心努力，哪里对得起刘公的信任？假如人人都像沈将军这样，手握重兵，却还不敢一战，敌寇何时才能平定？”


关中之崩　中

不管在哪家企业，那些资格老功劳大的资深员工，一般都很难对一位资历浅薄，却突然被提升到自己之上的新业务主管心悦诚服。当脾气本来就很火爆的沈田子，从回来的使节口中得知王镇恶对自己的贬损后，大为不平：你王镇恶算个什么东西？当年我追随刘公南征北战，屡立大功的时候，你还不过是在临澧那种穷乡僻壤的一个芝麻县令。如今不过因为我谦让，使你侥幸成功，刘公便抬举你作个安西司马而已，就真把自己当根葱了！你当刘公果然相信你么？

寻思至此，想起刘裕临行前曾对自己的秘密嘱托，自认为已经领到杀人许可证的沈田子心一横，一股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的冲动已经无法扼止。

不久，一条杀伤力很大的谣言开始在驻守关中的晋军士兵中间悄悄流传：王镇恶野心发作，打算杀光南人，只送刘义真回去，然后占据关中，自立为王！毫无疑问，这条罪名如果坐实，以当时的标准，就算砍光王镇恶九族的脑袋也不算量刑过重了。至少沈田子就是这样看的。

但身为谣言主角的王镇恶，似乎对此事并无察觉，也没作什么防备。相反，他尽管在公开场合伤了沈田子的面子，却仍亲自率军到达北地（今陕西铜川市东），支援前线。

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正月十五，元宵嘉节，沈田了假借傅弘之的名义，邀请王镇恶到傅弘之军营议事，然后命自己的族人沈敬仁在席间突起发难，将一代名将王镇恶击杀于中军虎帐之内。

杀掉王镇恶之后，沈田子仍不罢休，本着斩草要除根的原则，乘势冲入王镇恶军营，又处死了王镇恶的四个兄弟和三个堂兄弟，之后才率左右数十人和一堆血淋淋的人头前去向刘义真报告自己根据刘公密令，击杀“反贼”的大功。

这时，沈田子的老搭档傅弘之在震惊之余（另有一说：傅弘之是沈田子的同谋），已先行逃出军营，奔回长安，向刘义真和王修报告了王镇恶被杀的经过。王修立即命长安戒严，所有驻防人员全副武装，登长安城东北面的横门，随机应变。

不多时，自以为有功无罪，因而也没有防备的沈田子回到长安，王修立即将其逮捕，责以擅杀重臣之罪，斩首。

晋军留下来防守关中的这两大王牌，就这样于很短时间内同归于尽。久历战阵，多次以一当十，让无数敌人胆寒的两员良将，终于结束了常胜的经历，由自己人给彻底打垮了！这自然是让赫连勃勃与王买德等人都没预料到的重大利好消息。

不过，与很多文章留给人们的印象不尽相同，驻防关中的晋军尽管经历了这次伤筋动骨的严重内纠，但其防御体系仍未完全崩溃。临危受命的傅弘之率晋军反击，在池阳（今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