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评传-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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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路不行就打水路的主意，屡战屡败的秦军主帅姚绍没有气馁，决心还要屡败屡战。他派东平公姚赞率军西渡黄河进入河东，然后屯兵于黄河北岸，打算切断晋军的水运粮道。在古代，由于水运的效率要远远高于陆路运输，所以粮道能用水运的地方，一般都不会考虑使用陆运。虽然从洛阳到潼关的黄河水道并不是很好走，中间要经过水急礁多的三门砥柱之险（即三门峡），但它仍是潼关晋军赖以维系的生命线。

　姚绍的计划是没错，但还要看执行得怎么样。沈林子再次挥军渡河，大败秦军，东平公姚赞几乎是孤身一人逃回定城。后秦的河北（今山西芮城县西，不是今天的河北省）太守薛帛见秦军屡败，估计大势已去，便献出河曲（今山西西南角风陵渡一带，黄河大拐弯处）地区，向晋军投降。后秦军阻断晋军粮道的计划再一次告吹。

　四战四败，后秦军中最后一个偶像，曾经战无不胜的鲁公姚绍，至此光芒尽失。
潜在强敌　上

从满怀希望到希望破灭，是人生最痛苦的体验之一。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三月，命运毫不吝啬的将这种痛苦再次赐给年度倒霉大奖得主，秦主姚泓。

在去年下半年，后秦在对晋军的交战中，虽然也是屡战屡败，但至少还有一点心理安慰：毕竟晋军打败的只是我们秦国的二流部队，我们秦国真正的良将精兵还没有出场！

可现在，后秦最大的王牌，自己寄予厚望的叔父，竟然会一败再败，输得一点儿面子都没有。莫非自己上辈子欠了刘裕好多钱，这辈子得连本带利全还上？否则自己这个皇帝怎么会当得这么倒运？

如果连姚绍都靠不住，那还能指望谁？姚泓被迫把自己期待的目光，从东面的潼关移向了东北方向。因为在那千里之外的平城（今山西大同），还有后秦帝国可能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的妹夫，北魏皇帝拓跋嗣。

后来被尊为太宗明元皇帝的拓跋嗣，这时的年纪虽然和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差不了多少，但已经在北魏帝国的领导岗位上干了八年。假如是今天的美国总统，已经到了必须从白宫搬家的时候了。因此，若仅以当皇帝这份职业而论，他的工作经验不管是比大舅子姚泓，还是比“岛夷”刘裕都要丰富好几倍。

不过，工作经验并不总能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自古皆然。

比如说现在，这位年轻而资深的北魏皇帝就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超出了他以往工作经验的选择。麻烦是由两位使臣带来的，一位是刘裕要求借道伐秦的使者，另一位自然是姚泓请求妹夫救援的使者，他们一个晓之以理，一个动之以情，从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向拓跋嗣施压。

就自身感情上说，拓跋嗣是愿意拉姚泓一把的，因为姚兴的女儿是他最宠爱的妃子（死后被追谥为昭哀皇后，是拓跋嗣封的唯一一个皇后），但为此与刘裕打一仗是否明智？这着实不好决断。拓跋嗣只好召集群臣，共议对策。

北魏多数大臣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他们认为：刘裕现在已经夺取了后秦在关东的地盘，如果要继续攻取关中，就必须突破潼关天险，这对晋军来说并不是件很容易办到的事。相反，假如刘裕要掉转枪口，渡黄河北上，进攻我们魏国，则要容易得多！因此，刘裕虽然以伐秦的名义向我们借道，但其真实的意图很难判断，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何况后秦与我们是姻亲之国，他们有难，我们也该出兵援助。最好是以重兵屯驻黄河的上游，封锁河道，阻止晋军的行动。

这时，一个容貌俊秀的汉人文臣提越众而出，提出了与众人大不相同的意见。这个人便是在北魏初年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第一谋臣崔浩。崔浩出身于北方的士族名门清河崔氏，是曹魏司空崔林的第七世孙，此后崔氏子孙历仕多国，代代高官，他的父亲崔宏，号称冀州神童，深得北魏两代皇帝器重，位至吏部尚书，受封白马侯。不过崔家更有名也更有才气的前辈，还要算他的第七世伯祖，那位因“在心里辱骂领袖”（腹诽）的罪名而被曹**冤杀的崔琰。也许在冥冥之中确有转世的灵魂，崔浩一生的命运与他这位旁系远祖颇有相似之处，只是他留在史书的痕迹更重，而最终的结局也更惨，不过，那些都是后话了……
潜在强敌　中

比起崔氏的历代先人，崔浩的才华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其学问之广博，就像评书上给诸葛亮、刘伯温一类人的常用语：阴阳五行，无所不晓，诸子百家，无所不通。魏道武帝拓跋珪在位时，见他字写得好，便安排他在自己身边，为著作郞，相当于贴身秘书，职位虽不高，地位已很重要。拓跋珪死后，新即位的拓跋嗣因为喜欢阴阳术数，占卜算卦这一类的东西，所以精通天象的崔浩比原先更得器重，常常参与军国大事的谋划。

现在，他见群臣犯湖涂，便侃侃而谈，说出一段有名的高论：“刘裕有吞并秦国图谋，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如今姚兴去世，即位的秦主姚泓个性懦弱，几个兄弟姚弼、姚懿、姚恢等人又接连不断地制造内乱，这正好给了刘裕灭秦的天赐良机。以臣看，刘裕此举，志在必得，绝不会半途收手。如果我们切断黄河上游河道，拦阻晋军前进，那么刘裕势必迁怒于我国，转而渡河北上攻我。那时，就变成我们代替秦国遭难了！”

分析完国际形势后，崔浩又接着向魏主分析国内形势：“如今蠕蠕（北魏给此时崛起于漠北的柔然汗国所取得小名）时时侵扰我国的北部边界，代北一连数年遭遇饥荒，百姓缺少粮食，国家并没有一个安定强大的后方。现在如果与刘裕为敌，就必须发大兵南下，那时蠕蠕肯定会乘虚而入，我们就会陷入首尾难顾的困境。”

最后，崔浩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们与其为了救秦国而惹祸上身，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就借道给刘裕，然后发兵控制晋军东归的道路。假如刘裕得手，就会感激我们借道。如果姚家得胜，我们也有出兵救秦美名。至于大家对刘裕会不会声西击北，进犯我国的担心，倒不用太在意。南方与北方风俗不同，习惯各异，就算我们放弃恒山以南的土地，刘裕也不可能用吴越的士兵来与我们争夺河北，这个道理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为国家谋划，就应该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怎能为了一个女人（指姚兴之女，拓跋嗣最宠爱的皇妃）耽误国家大事呢？”

尽管崔浩雄辩滔滔，分析的入情入理，但他毕竟资历尚浅，官职只是一个秩第五品的博士祭酒，也还没有后来那种算无遗策的名声，在众多老资格的元老重臣面前，说话的份量还不足，多数重臣仍然主张出兵阻击晋军。他们强调说：“刘裕如果西入潼关，必然害怕我们断其后路，以致腹背受敌；如果北上攻我，则姚家的兵马肯定不会出关助我。所以刘裕虽然声言西讨，而其实际意图一定是北上。如果我们借路给他，放弃大河的防御，那就成了开门揖盗了！”
潜在强敌　下

听了这些话，拓跋嗣认为双方都有道理，因此他采取了折中方案：既不直接阻断黄河上游，也不痛痛快快地借道，而是任命司徒长孙嵩为都督山东诸军事，统帅曾屡建战功的振威将军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等，率步骑共十万大军屯驻黄河北岸，严密监视并伺机干扰晋军的行动。北魏与东晋，进入剑拔弩张的准战争状态。

这里有个小细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尽管史书把都记载这位魏军主帅的大名叫长孙嵩，但假如有那位朋友穿越回去，化身成魏明元帝拓跋嗣，在平城的朝堂上喊一声：“长孙嵩接令！”保证没人应答，因为此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长孙嵩”乃何许人也？

实际上，这位北魏司徒大人的真名可能叫“拔拔嵩”，要不你叫他“拔拔萝卜”或者“拔拔火罐”什么的，也不比长孙嵩这个名字更离谱。只是到了后来魏孝文帝时，北魏帝国汉化改制，拔拔家族的后人们都改姓长孙，顺便就将祖宗的姓名也给改了。这也是当时的惯例，北魏的鲜卑世家几乎无不如此，也使得他们祖先的真名实姓反而变得鲜为人知，只有少数还能明确查到，例如前面提到的北魏大将叔孙建，他的真名应该叫乙旃眷。

闲言少叙，因为这位大人的真名已经难以确知，我们下边还是遵从古史的习惯，叫他长孙嵩。长孙嵩出身于拓跋鲜卑的世袭贵族家庭，号称“宽雅有器度”，十四岁时便代父统军（只比慕容垂初阵大一岁），其父长孙仁（当然也不是真名）为北魏前身代国的南部大人。代国为前秦所灭后，长孙嵩率其族人依附刘库仁，后拥护拓跋珪复国，再任南部大人。他在北魏统一漠南和征伐后燕的战争中，军功累累，是北魏的开国元勋，资深老将，曾历任侍中、司徒、相州刺史等职，并受封为南平公。

拓跋嗣即位后，诏命地位最显赫的南平公长孙嵩、山阳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马侯崔宏（即崔浩之父）、元城侯拓跋屈、濮阳公王建（劝拓跋珪参合杀降的那位）、寿光侯叔孙建、屈蛇侯罗结等八位大臣在皇城止车门（和清朝的下马石差不多，文武官员到此都必须停车下马，步行入内）的右边设立办事机构，共议朝政，当时号称“八公”。在其中，长孙嵩位列八公之首，也可以说，他算得此时北魏的第一重臣，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拓跋嗣以他为主帅侵扰晋军，也足以证明北魏对刘裕伐秦这件事，是相当重视的。

当时的北魏，拥有东亚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当年道武帝拓跋珪的统帅下，这些骠悍的鲜卑铁骑曾横扫塞北，击灭独孤、贺兰、铁弗三大部，打得柔然叩头求饶，纵横河北肢解慕容氏后燕，并在柴壁痛扁姚兴。可以说，在慕容垂死后，他们就是打遍北中国的无敌雄师。长孙嵩统帅的魏军，正是这样一支拥有光荣历史的常胜之师。而且在数量上，长孙嵩所率领的魏军也超过了南边刘裕本人指挥的晋军，如果再加上屯驻枋头的叔孙建部和屯驻河内的于栗磾部，北魏在黄河北岸部署的军队数量已经与刘裕北伐军的总数相当　，对晋军构成的潜在威胁远远超过了后秦军队的现实威胁。

而且，我们知道：不管哪个国家，如此兴师动众，都不会只是来打酱油的！
北魏挑衅

　不过，刘裕一旦下定决心要做的事，从来不会在意别人同意不同意。给方便我要上，不给方便我创造方便也要上，尔等不同意又能如何？天下岂有听人摆布的刘寄奴？

　因此，不管北魏愿不愿借道，晋军仍在前进。三月八日，刘裕本人所率的北伐后续部队通过桓公渎，进入他已借，但北魏还没答应让出的黄河水道。已经在滑台吃过一次哑巴亏的北魏军队，这次因为底气很足，反应也很迅速，立即派出几千精锐骑兵紧逼黄河北岸，随时紧盯住河中央晋军的一举一动。

　要让装满了粮食辎重的沉重运输船逆着黄河的滚滚浊流西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靠风帆和划桨很难行动，只能靠人力拉纤前进。

　那个年代的水土流失虽然没有现在严重，但黄河也仍然是“黄河”，并不是“清河”。沉积的泥砂使得黄河下游的河面虽然很宽，但平均深度并不深，为了不让吃水深的大船搁浅，一般要让运输船尽量离河岸远些。于是，晋军的水手们在黄河南岸拉开足有百丈（约等于今天的245米）长的纤绳，拖曳着船只缓缓前进。

　很显然，这种前进方式不但是对晋军水手体能的考验，更是对东晋时代制绳工艺的检验（王仲德等前锋部队的船只主要是运送部队的，排水量不会太大，而刘裕的后续船只主要用于运送粮草辎重，因而航行的难度比前锋高很多。朋友们只要随便上国道看看，客车即使超载，也不容易超重，而不超重的货车，几乎找不到。）。遗憾的是，晋朝制绳匠们的考试成绩实在是差强人意。

　如果是顺风或水流平缓，那还算表现正常，但一旦水恶风急，这些负担过重的纤绳就常常发生断裂，导致部份失去牵引的船只被湍急的水流冲往黄河北岸。早在北岸随时守候的北魏骑兵发扬他们游牧祖先专业的打劫精神，马上对这些靠岸的晋军零散船只实行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晋军屡受损失。

　刘裕的老虎**岂能让人随便摸？便命晋军登上北岸反击。但这些北魏骑兵好像是属苍蝇的，只要一见到大队晋军拥上来，便“嗡”一下跑的没影了，骑兵不多的晋军追也追不上。等晋军一回撤，他们立即又“嗡”了回来，继续兢兢业业地从事打劫工作。长孙嵩率领的魏军，与晋军玩了好几轮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这让刘裕很恼火，但暂时还没有制定出有效的反击方案，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