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评传-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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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败毫无疑问会极大打击国家主要领导的威信，降低他的统治基础，从而为新领导的出台创造有利条件。
当然，由于这些道理有点复杂，也是不姚懿一时就能想清楚弄明白的，他的理论水平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大的进步，还多亏了一位精神与行动上的导师——他的属下司马孙暢。
这位孙军师给他出的行动计划是要分两步走的：
第一步，在大哥丧失威信的时候，要尽全力收买人心，以期造成和当今国家领导的鲜明对比，取得民意基础。
第二步，以“众望所归”之势，发兵突袭关中，诛杀姚绍，废黜姚泓，正大位于长安！
听到如此“精密”的计划，展望如此“美好”的前景，姚懿激动地猪血沸腾！于是，这位几年前曾在众士卒前流泪演忠贞，誓死捍卫大哥继承权的姚家亲王彻底原形毕露。他闻之大悦，决定予以采纳，至于能不能成功，以及就算成功又能在宝座上呆几天，就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如何能够最快地收买人心呢？姚懿想到了一条捷径：开仓放粮！怎么看，这也是一条“好主意”。当年的冉闵等诸多前辈在夺权前都用过这一招，效果挺好的，后世的包拯在陈州放了一次粮，更是名垂千古。当然，与那些例子相比，也有一点儿小小的不同：此时的后秦河东地区并未遭遇饥荒。
后秦并州地方政府这次过份慷慨的社会福利活动，很快引起姚懿两位属下的劝阻。左常侍张敞、侍郎左雅对姚懿说：“论亲，殿下是当今皇上的同母弟，论职，您身居方面大员，分陕之重，与国家可谓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当年汉朝能够平定七国之乱，多亏了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而今，吴寇（指晋军）大举入侵，已经有四个州的土地沦陷（四个州即后秦的徐州，首府项城，向檀道济投降；兖州，首府仓垣，向沈林子投降；豫州，首府洛阳，为王镇恶、檀道济军攻占；荆州，首府上洛，为沈田子军攻占），西边的戎虏（指赫连勃勃等）又时时扰边，国家在秦、凉二州都遭遇了挫败，朝廷面临的危险，如同高高累在一起的鸡蛋！这正是需要诸侯勤王效死的时候，殿下您不但不学学刘武，为国分忧，反而无故放粮，虚耗国库！要知道，粮食，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您这么做，究竟想要干什么？又怎么向朝廷交待？”
姚懿听了自然大怒，但二人的质问又让他无可辩驳，于是便搬出的历代暴君能够无理走遍天下的最强必杀技：将二人绑起来，用皮鞭活活抽死！
在中国古代公认的一个军事战术原则就是，伐国之战，一定要多路进军。因为伐国之战大家出动兵力规模都比较大，通常进攻方是有很大优势，这种情况下为了发挥兵力优势，一定要多路进攻才能迫使兵力少的防御方被迫分散兵力而加速崩溃。如果集中于一路，反而导致防御方可以依靠险要固守减少兵力劣势。
苻坚的淝水之战就是典型案例，空有70…80万军队，但是因为军队临时动员，在淝水30万大军集中在淮河狭窄地域内，一旦崩溃就会自相践踏，没有调整的空间。刘裕很清楚后秦在关东兵力空虚，这样把大军多路进攻，充分发挥兵力优势，使防御方无法判断对方主攻方向集中兵力防御。这种情况下谈各个击破是根本不现实的，各个击破需要足够的兵力来打垮一路晋军，而且兵力强大到可以在消灭一路晋军后损失不大，而且时间和空间充裕来得及转移兵力打击另一路晋军。而当时关东后秦军根本不具备这个足够的时间空间和兵力。
中天兄举的例子不够好，苻坚是兵分多路进军的，只是他的总兵力太多，所以在其主攻方向集中了约三十万人，但也只是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左右。
刘裕的北伐兵力远没有苻坚这么多，分成多路之后，每路的兵力估计只有两、三万人，这个数量如果遇上较强的敌人，是有点危险的。历史上因为分兵而失败的例子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因为刘裕的情报工作做得好，他知道后秦在关东的实力非常微弱，所以敢于分兵，但这一原因在下已经分析过了。假如他不知关东秦军的虚实，肯定不会如此做，例如他伐南燕之役，也是伐国之役，就没有分兵。
一位“皇帝”的诞生与覆灭 下
又放粮，又杀人，姚懿把本该小心保密的造反准备事业干得过份轰轰烈烈，他的大哥姚泓想不知道都不可能了。无可奈何之下，姚泓只得将叔父姚绍召来，密商对策。
和这些侄儿比起来，姚绍的智商要高得多了，他一眼便看穿了那位并州牧的底牌：“姚懿一向愚味无知，见识浅陋，自己没什么主见。现在给他出这些坏主意的人，一定是孙暢。朝廷可以马上下旨，征召孙暢入京，断其奸谋，同时再派抚军将军姚赞进驻陕城（今河南陕县），威胁其侧背，老臣我则赶往潼关节制诸军。孙暢如果接受征召最好，我就集合姚懿的河东部队共同东进，抵御晋军；如果他们拒不从命，则我立即公开他们的罪行，就近出兵讨伐！”
姚泓听罢，欣慰地说：“叔父的话，真是挽救国家社稷的最好办法了！”于是便派遣姚赞和冠军将军司马国А⒔ㄒ褰F玄率军进驻陕津，武卫将军姚驴率军防守潼关。
很快，姚懿便接到了关于将孙暢同志调往中央工作的人事命令，也得知中央军正向陕津、潼关一带集结，叔父姚绍也正在赶来的消息。显然，突袭关中的计划已经变得更不现实，姚懿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放弃野心，老老实实效忠于大哥；要么铤而走险，立即开始成功率已极低的叛乱。
在七十八年前，刚刚靠政变上台的成汉之主李寿想过一把皇帝瘾，让巫师一占卜，算得有数年天子命。他的属下大臣解思明反问他：“作数年天子难道比得上作百世诸侯？”谁知李寿竟然回答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哪怕能作一天皇帝也值了。”如今的姚懿也是这么想的。历史证明：哪怕是在国家高级领导之中，这种利令智昏的傻瓜，也是前赴后继，代代有传人。
因此姚懿没有一点儿犹豫，立即发动叛乱，在蒲阪（今山西永济西，当时是后秦并州的首府）称帝，并向自己管辖的河东各郡县发布文告，征兵调粮。
后秦在河东地区的军队主要有两支：一支由姚懿亲自统辖，驻扎于蒲阪；另一支由宁东将军姚成都指挥，驻防于匈奴堡（可能在今山西省临汾市境内）。姚成都是后秦军中的一员猛将，在正常情况下，他是姚懿的下属，要服从姚懿的指挥，不过，对于造反这种非正常指令，那就另当别论了。
实际上，姚成都非常果断地拒绝了自己这位前顶头上司的命令。姚懿知道姚成都的向背对他造反的成败有多大份量，于是便摆出最礼贤下士的笑脸，想引诱姚成都上自己的贼船，并送去一把“姚懿皇帝常所用佩刀”作为盟誓的凭证。
姚成都肯定不缺那把刀，不收，也不理睬。姚懿见来软的不行，又命将军王国率数百敢死队袭击匈奴堡，结果大败，王国被姚成都生擒。姚成都得胜后，遣使责问原领导姚懿：“殿下你以皇家至亲的身份担当一方诸侯的重任，国家有难你不思拯救，反而想谋求非份之福！三位先祖（即姚弋仲、姚苌、姚兴）的在天之灵可能保佑你吗？我将马上集结义兵，讨伐叛逆，你就等着在黄河上（蒲阪城紧靠黄河）相见吧！”
结果原先姚懿所管辖的各郡县大多响应姚成都，没有一个郡政府服从姚懿的调遣，只在临晋（今陕西大荔县）有数千户人家呼应起事，但马上就让姚成都打败。
稍后，姚绍和姚成都的平叛军队开赴蒲阪城下。还没等开战，蒲阪城中的镇户郭纯、王奴等人率居民暴动，把“皇帝”姚懿围在他的官邸之中，这位“皇帝”才“惊喜”地发现，他果然已经变成“寡人”了！
接下来的事就没什么悬念了，姚绍进入蒲阪，不废吹灰之力便平定了此次叛乱。狗头军师孙暢被诛杀，姚懿被囚禁。
之后，各种史书上都没再提到这位短命“皇帝”的最后结局，不过按常理推断，他不可能幸免。
不知在姚懿受死的前一刻，是为自己终于当了一回皇帝而高兴，还是为这次自寻死路的举动而后悔？
“九锡”事件 上
自从北伐开始以来，前方的各种捷报就像发现了蜜源的工蜂，接连不断地造访彭城的晋军大本营。
当晋军的旗帜插上洛阳城头时，晋军大本营更是一片欢腾。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之前东晋也曾两次收复洛阳，但用的时间如此之短，付出的代价如此之小，却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最近的好消息像一位模范员工，并没有因为取得了成就而稍有懈怠，继续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
先是西秦王乞伏炽磐主动派使臣来晋见刘裕，表示他将出兵攻击后秦，配合晋军作战，以示忠心。而且他可不像北凉主沮渠蒙逊那样光说不练，果然派大将王松寿进驻马头（今甘肃礼县东北），进攻上邽。刘裕则代表晋安帝，加封乞伏炽磐为平西将军、河南公。
稍后，又有我们“可爱的”姚懿“皇帝”起兵，枪口向内，对晋军的行动给予了无微不至的配合。由于这些事件的发生，弥补了西线晋军牵制兵力的不足，使整个局势继续向着对晋朝有利的方向大步推进。
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我们伟大的“北伐总设计师”刘裕同志，自然成为身边众臣属们赞誉、拍马和谄媚的中心。不管什么人，在这样高的成就加高密度的马屁火力下，要一直保持完全清醒，恐怕都是不容易的。
很可能就在这喜庆的气氛中，有某个聪明人投刘裕之所好，向他心中那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痒处使劲挠了一下，于是，被铙得一时兴起的刘裕，便做出了一个冲动的，让后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决定：派一个人回一趟建康。
派回来的这个人名叫王弘，字休元，此时正在刘裕手下担任左长史。这位王长史也是个有来历的，他出身顶级名门琅琊王氏，曾祖父是赫赫有名东晋初年宰相王导，其父王珣，是刘裕老友王谧的堂兄。刘裕让王弘回建康，当然不是看他工作辛苦，给他休假探亲，而是让他提醒一下反应迟钝的建康中央政府：既然刘太尉的功绩已经如此伟大！朝廷难道不该有点觉悟，赐予刘太尉应得的高规格礼遇？
对于目前刘裕这个级别的人物而言，所谓更高规格的礼遇，自然便是“九锡”了。看过前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九锡”是些什么玩意儿，也知道它所代表的意义：它是权臣在篡位前需要迈过的最后一级台阶。
十三年前，桓玄曾经跨过这道台阶，现在，他的对头刘裕也要跨过去了。参照刘裕的功业和地位，这本来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并不出人意料，但由于选择的时机和方式出现了一点微小的偏差，从而带来一个刘裕不曾料到的后果。
谁都知道，如今真正在建康发号施令的人并不是连人话都不会说的安帝司马德宗，也不是最高留守长官，中军将军刘义符，而是刘义符名义上的辅助官员中军府军司刘穆之。
长久以来，身担重任，忠心耿耿的刘穆之屡次在刘裕出征时负责看家。他也一向自视为刘裕的第一心腹，因此他在刘裕面前无所隐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所以当刘裕做出什么决定没有咨询他时，他都会问：“这事为何不和我商量？”
所以当别人讥讽他和刘裕靠得太近时，他才会回答：“以刘公的雄材大略，将来自然会发达。我受他的大恩，在大义上不会向他隐瞒任何事情，这正是当年张辽之所以向曹**告发关羽要叛逃的原因。”
所以只有他才会直言不讳地指出刘裕的字写得太难看，并设计一种适合刘裕书写的大字体，以便使我们的刘太尉在发函和批示文件时显得比较有体面。
所以他才会对自己豪奢的毛病，以掏心窝子的方式主动向刘裕坦白：“我年青时家里贫穷，日子过得很苦。自从追随您以来，虽然常常想着应该节约一点儿，但实际每天的开销还是太多。除此之处，再没有一丝一毫对不住公了。”
……
总之，在刘穆之看来，他和刘裕就是一体的，祸福同享，荣辱与共。可现在，封赐“九锡”这么重大的，并且应该是由后方做出的决定，刘裕竟然完全绕开自己，另派专人负责，这让刘穆之感到深深地震惊。惊惧之下，使得本来就一直在超负荷工作的刘穆之病了。
“九锡”事件 中
关于刘穆之的得病以及后来的逝世，毛泽东在读史时曾有过评语，认为他的死类似荀彧。那么，荀彧何人？他又是怎么死的呢？
其实说起荀彧，大家恐怕都不陌生。他字文若，河南颍川人，生于官宦世家，因为生活在汉末三国，又是大名人曹**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