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评传-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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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回头来看看义熙十二年的情况：刘裕的兵力虽然比杨镐要多一些，但他面对的后秦也比萨尔浒战役前的后金要强大，东晋与后秦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应该是差不多的。在此大背景下，刘裕却把他的兵力分得比杨镐还要散，战场铺得比杨镐还要广，难道不是犯了兵家大忌么？
虽然分兵的害处如此显而易见，但只要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事物，就往往有利有弊，完全错误的东西是不会有生命力的。而且我们很清楚：杨镐是个军事蠢才，而刘裕却是个军事天才，两者用兵布置在表像上的相似，就必然隐含着内在的差别。要弄明白刘裕为什么要分兵七路北伐的原因，我们还应该来看看硬币的另一面：分兵有什么好处？
多快好省 上
一般来说，进攻方主动分兵，主要有战术运用和后勤需要两大原因。
《孙子兵法·势篇》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也就是说，孙武认为：但凡作战，一面平推不是好办法，最好要兵分两路，一路作正面牵制，另一路侧面迂回，而取胜的关健，就在于侧面迂回。我们可以发现，刘裕的计划在战略角度上并没有违背这个原则，他的西边三路是用来正面牵制秦军关中主力的，东边四路打向软弱的关东秦军。但兵分得这样散，显然光靠孙武的理论还是不能解释的。
战术分兵的另一种主要原因，是为了寻找或包抄敌人。如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数次战争中，除了诱敌深入的马邑之谋外，几乎次次都是兵分数路。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侦察手段比较低下，而匈奴人数不是太多，控制的地域却非常广大，又没有固定的据点，一有警报，逃得比兔子还快。汉军面对这样的敌人，如果不兵分几路搜索，往往连匈奴人的影子都找不到，战争变成浩浩荡荡的武装大游行。不过，这种解释并不适用于刘裕伐秦，因为羌人并不是游牧民族，后秦更不是游牧国家，刘裕要攻击的各个点在地图上都非常明确，秦军也没有太多可供逃跑的地方。
其实，古代造成分兵更常见的原因，是后勤压力。
《孙子兵法·作战篇》中说“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意思是说，聪明的将领一定要设法从敌人的土地上获取补给，因为从战地征集一钟粮食，相当于从后方输送二十钟粮食。
孙武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古代，要从陆路长途运输大宗物资，是一件事倍功半，出力不讨好的事。所谓一比二十，当然是一个很粗略的比例，在实际**作中，路程的远近、路况的好坏、运输工具的优劣等，都会对这个比例产生影响。
对此，北宋学者沈括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中，有过更详细的论述。据沈括的计算，一支军队的补给假如完全依赖后方陆路运输，那么按三个民伕用人力负粮供给一名士兵的最大限度，军队最远只可前进十六天的路程，并且在整个行军过程中，每一石八斗粮食，民伕要吃掉一石六斗，即只有九分之一的粮食能够供给军队！注意，这还是按民伕随军一同前进计算的，如果军队已在远方，则还达不到九分之一的比例。例如在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稿》中，就提到过这样两个实例：秦始皇派蒙恬北征匈奴时，每征粮三十石，只有一石能运到前线；隋炀帝一征高句丽时，因为有大运河水运提高了效率，但平均每运到辽东一石粮，仍要在中原征集十几石。
正因如此，在古代仅仅依赖后方运输来实施的远征几乎不存在，多位兵家都强调“因粮于敌”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个“敌”也不一定指敌人，而是说军队最好要实现就地补给，尽量减少后方运输，不管是不是处在敌人的土地上。
多快好省 下
但“因粮于敌”也有一定上限，因为一个地区所能提供的物资总是有限的，军队如果超过了它能承受的数量，就必然要依赖其他地区进行输送。对此问题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分兵。下面，我们用一个极简化的模型来说明这个道理：
假设有A、B、C、D、E、F这么六个地区，每个地区的剩余物资可供给两万军队，要出动四万军队发动进攻，并有A、B两条道路可供选择，那么就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分兵前进，从A、B两道各出动两万人。因为A、B两地足够供给，不需要从外地运粮，总消耗等于A、B两地物资的和。
二、合兵前进，四万人全从A道走，其中两万人可以就地补给，另两万人需要其他地区输送。假如其他地区运粮到A地的效率为五分之一（看过上面实例，就知道这个比例并不为低），那么就需要B、C、D、E、F五个地区向A地运粮，总消耗等于A、B、C、D、E、F六地物资的和。
很明显，以上两个方案虽然都是出动四万军队，但即使不考虑运粮民伕的人力费用，以及因运输造成的时间损失（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合兵方案的物资消耗也高达分兵方案的三倍。不过，以上理论只适用于古代，越靠近现在，特别是战争进入机械化时代后，军队所需的油料、弹药、武器配件等物资从数量上说已经远远超过了食物，而这些东西都是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就地补给的，同时由于现代化运输工具几百上千倍的提高了运输效率，军队已经可以完全依赖后勤运输进行远程作战，分兵的省钱效果，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一般说来，每一个成功的大型方案，都是多个因素相互协调的产物，并不能仅用一个原因加以解释。以在下推测，刘裕伐秦的计划之所以如此制定，除了满足西面钳制，东面主攻这个战略主基调外，主要原因还是出于对秦晋双方实际情况的准确评估，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知己知彼”。也许可以套用“大跃进”的一句口号：“多、快、好、省”，来评价刘裕的伐秦第一阶段方案。
所谓“多”，就是指兵分多路。如此能造成大兵压境的强大声势，以期迅速夺取后秦在关东的地盘，瓦解后秦军的抵抗。
“快”是兵分多路带来的利处，因为军队从数个地点出发，减少了事先集结部队和粮草的准备时间，使得晋军的攻击行动一旦开始，就能迅速展开。同时，也就减小了后秦根据情况变化，调整战略部署，加强关东防御的机会。
“好”的意思，是说晋军面对的敌人好对付，这是刘裕敢于分兵多路的先决条件。通过前文可知，刘裕在开战前的情报工作是非常到位的，连洛阳的关东秦军统帅部里，都塞满了在秦国居高位领高薪的东晋间谍。通过这些人的努力，刘裕应该已经很清楚地了解了对手的虚实：秦军主力已聚集于关中，潼关以东的秦军兵力非常薄弱，而且他们的主帅姚洸又愚蠢无知，论作风是位典型的纨绔子弟，论军事是个标准的无能鼠辈。用多路攻击来吓唬这种战场小白再合适不过了。
实际上，等战争进行到第二阶段，王镇恶、檀道济等进攻关中，打击名将姚绍指挥的秦军主力时，晋军主力便改为集中使用。
“省”当然是指省银子了，这也是分兵带来的好处。从刘裕用武力手段铲除最后一个大异己司马休之到现在，只过去短短的一年时间，而且在之前的几十年，晋朝几乎是在不间断的各种内乱中渡过，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库府自然大多空空如也，而普通百姓也一直未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刘裕出身下层，亲身体验过贫苦大众的艰难生活，所以即使到他后来成为皇帝，也一直注意照顾广大百姓的利益，尽量不让他们负担过重。但羊毛终究必须从羊身上剪，打仗是一件非常花钱的事，如果仗必须要打，那只好在它的进行过程中能省一点儿就省一点了。
势如破竹
正如刘裕的预料，后秦在关东的防御力量确实很薄弱，晋军东面的几路大军攻入后秦，进展顺利，如入无人之境。
其中攻势最犀利的，还要算王镇恶、檀道济指挥的颖水、汝水方面军。才刚刚进入秦境，后秦将领王苟生便献出漆丘城（今河南商丘东北），向王镇恶投降。稍后，后秦的徐州刺史姚掌也献出项城（今河南沈丘县一带，也就是黄易小说《边荒传说》中，所谓的“边荒集”所在地。当然了，那是假的）向檀道济投降。有了这两位榜样的示范效应，后秦河南各地的守臣纷纷效仿，晋军兵不血刃，连克多城。之所以会如此容易，自然有秦军兵弱的原因，恐怕也有晋军间谍策反的功效。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后秦的守将都当了软骨头，新蔡（今河南新蔡）太守董遵便坚守不降，但他的力量毕竟太微弱了，新蔡城很被檀道济攻破，董遵被生擒。这位董太守大概是位学究型的干部，被擒之后大声喝问檀道济：“古代的圣王仗义伐国，都待国士以礼，你们为什么要兴无名之师，待国士以非礼！”檀道济为了杀一儆百，给抵抗者树一个反面典型，也不和他啰嗦古书，立即让手下人大刀一挥，送他去见古代的圣王。随后檀道济乘胜进军，又轻取许昌，俘获了后秦的颍川太守姚垣和大将杨业。
在王镇恶与檀道济部的北边，沿汴水西进的沈林子、刘遵考部进展也很顺利。入秦境不久，襄邑（今河南睢县，慕容垂败桓温之地）的地方大土豪董神虎聚众一千余人响应晋军，沈林子便以董神虎部为向导，合兵攻克仓垣（今河南开封北），后秦的兖州刺史韦华投降。
在更北边，王仲德所率的晋军水师从巨野泽进入黄河，然后溯流而上，前方便是黄河边上的著名重镇滑台（今河南滑县，当时地处黄河南岸，因黄河改道，今天这个地方已在黄河之北）。
滑台之争
滑台曾为翟魏都城，慕容垂灭翟魏时并入后燕，北魏南下攻燕时，滑台部份守将乘主帅慕容德出征之机，叛降北魏，此地便归北魏所有。因为拓跋珪当时无心经营河南，滑台就成为了北魏在黄河以南的唯一据点，而北魏占有滑台，就等于在黄河河道上设置了一道随时可以关闭的闸门，给晋军利用黄河河道运兵和运粮造成很大的威胁。
这本来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因为此时刘裕的战略方针是尽量争取北魏保持中立，避免两线作战，但只要东面主攻的四路晋军按计划在洛阳会师，其对后勤补给的需求必然大增，而黄河水道自然就成为晋军最主要的补给线，它的运输效率，不是其他水陆通道可以代替的。因此对于滑台，晋军真是攻也不好，不攻也不好。
但谁知人运气好的时候，撞到头的都是肉包子。北魏的滑台守将，兖州刺史尉建慑于晋军的强大声势，竟吓得弃城北逃，使得晋军不费吹灰之力，便意外地拿下滑台。王仲德得了便宜之后，顺便又卖了一个不值钱的人情，向魏国宣布说：“我们本来打算用七万匹绢布的价钱向魏国借道，没想到你们的人这么好客，连钱也不收就把道让给我们了！”
北魏的开国之君，一代雄主拓跋珪已于七年前逝世，现在的当家人是二十四岁的拓跋嗣，这个年纪只相当于刘裕儿子辈的北魏最高领导人还是有脾气的。当他得知这个让北魏大丢面子的事件后，没法不大怒，便派刚刚在平定并州叛乱中立下功勋的相州刺史叔孙建与将军公孙表前往南方与晋军交涉。
所谓交涉，当然不会是晋魏两国的代表找一个国宾馆或是五星级酒店，然后宾主双方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看法。
叔孙建与公孙表二人，率领大军从河内气势汹汹地开到枋头，随即又派兵渡过黄河，就在滑台城下，当着城上晋军将士的面，将“过份好客”的尉建斩首，投尸黄河，以向晋军示威，然后再派人质问王仲德侵犯边境的原因。王仲德把原先说过的理由加上“清扫山陵”之类的借口又向魏使忽悠了一番，把这个皮球软软地踢了回去。不过拓跋嗣不肯罢休，又派叔孙建前往彭城质问刘裕本人。
为一件事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这种任务的难度对于著名的政坛老千刘裕来说，实在是太小儿科了，他很光明正大的回答叔孙建说：“第一、洛阳，是我们晋国的故都，已经被羌人侵占很久了，我们必须要收回。第二、我国历代先皇的陵墓长期沦落异国，无人清扫，我们早就计划要重新修整祭祀。第三、桓氏宗族、司马休之父子、鲁宗之父子等我国的败类，逃到北方之后，后秦不但不遣返，将他们收留，甚至还给予资助，成为我国的隐患。因此，我大晋如今兴兵讨伐羌人，实属理直气壮的正义之举！只是在讨伐过程中，我们需要暂借魏国的道路通行一下，并不敢破坏我们之间传统友谊。”
应该说，刘裕这番话算得上有理有据，不卑不亢，也给足了北魏面子，拓跋嗣有了台阶下，暂时也就没做进一步的反应，叔孙建、公孙表所率的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