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评传-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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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较险，兵力也比较雄厚，而南城较薄弱。此时天气已经非常炎热，晋军长途跋涉，十分疲惫，朱龄石一时犯湖涂，便与刘钟商议：是否让士卒先停驻休息，养精蓄锐，等探明蜀军的薄弱处再行进攻？
刘钟听罢，明确反对说：这次行动扬言以大军出内水，让谯道福不敢离开涪城，我军才得以出其不意，打到彭模。蜀军想不到我们突然到达，防备松懈，都已吓破胆，打败他们并不难。如果现在不抓紧时间进攻，让蜀军识破我军的真实意图，谯道福必然率涪城之师赶来增援，到那个时候，敌军人情安定，良将又已经赶到，再想一举攻破彭模就不容易了。而且我军长途远征，粮草供应困难，敌军若坚守不战，让我军求战不能，又无法长期维持，二万大军搞不好都要当蜀人的俘虏！”
朱龄石毕竟是有良将素质的，要不然他也不会被刘裕看中了，听罢后立即猛醒：伐蜀必须速战速决，没有拖的本钱。于是他立即下令进攻，此时众将多认为应该先易后难，先攻彭模南城，但朱龄石认为，先克南城，不足于威慑北城，而打下北城，南城可不攻而下，所以不接受众将意见，下令进攻北城。
义熙九年（公元413年）七月，朱龄石率刘钟、蒯恩等大将猛攻彭模北城，因为蜀军兵力本处下风，士气不振，又乏良将，战斗从早上打到晚上，谯蜀军队大败。包括侯晖、谯诜在内的十五员大将被斩，彭模北城被攻破。南城的守军见北城失守，完全丧失了守城的勇气，逃得一个也不剩，南城随后也被晋军占领。彭模之战取胜后，通往成都的大道已经完全敞开，朱龄石命全军弃船登岸，向着这座谯蜀的政治中心疾进。
朱龄石伐蜀 下
与此同时，出中水的晋军虽因主将臧熹突染重病，改由副手朱林指挥，但行动一点也没受影响。连续击败谯抚之和谯小苟，推进到广汉。
蜀王谯纵接到外水和中水的败报，得知晋军已经迫近成都，不由吓得目瞪口呆。他从来就不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当初可能是老天爷喝醉了酒开的玩笑，各种机缘的凑合，竟让无识无能无胆的谯参军摇身一变，也成了开国之君。可惜时光已过去八年，就算按西游记的计时理论，上边也过去八天了，老天爷酒醒了，玩笑结束了。
等重新清醒过来，谯纵发现自己只剩下一招“走为上计”好像还行得通，赶在晋军到达之前开溜，目标：去投奔涪城的谯道福。逃出成都后的谯纵并没有一个劲向涪城跑路，他大概也知道此行幸免的机会不大，所以先到谯家的祖坟拜别祖先。在这里，谯纵的一个女儿很现实的对谯纵说：“国势如此，父亲逃得到哪里能免一死？只不过徒增羞辱罢了。与其被当作后世的笑柄，不如一起死在先人的陵前。”这道理谯纵不是不明白，但知易行难啊。自杀？怕痛！好死不如赖活着，能逃且逃吧。于是谯纵又逃了，他的女儿比他有骨气，从容自尽于陵前。
再说防守涪城的谯道福得知彭模失守的消息，急忙抽出五千精兵，亲自带队火速驰援成都。谁知刚走到半路，正好与逃命的谯纵迎路相遇。一看谯纵那付狼狈样，谯道福不猜也知道原因了，气得他大骂这位旧日的主君：“大丈夫难得有这样一份基业，你这么轻易就把它扔掉了，还想逃往哪儿去？人谁没有一死？就没见过怕死怕成你这付德性的！”
谯道福越说越气，拔剑向谯纵掷去，正中谯纵的马鞍，昔日的部下此时反目，把这位蜀王吓得只好又逃。但他身边的人也不是傻瓜，既然连谯道福都不保他了，我们还跟着他干什么？谯纵跑出不远，随从已全部走散，只剩下他单身一人，谯纵终于感受到了彻底的绝望。比起被抓住之后受刑而死，也许还是上吊的痛苦少一点，经过这一对比，在位八年终于蜀王选择了自己的驾崩方式，好在虽然落魄，一根结实的绳子还是不难找的。当谯纵将自己的脑袋伸进绳套，也许还在想：都怪那个该死的侯晖，当初要是我再坚持一下，不当这个天杀的蜀王就好了……
赶跑了谯纵的谯道福并没有气馁，他比那位蜀王要有魄力，还想再拼一下，爱拼才会赢么？首先，谯道福把全体士兵召集起来，向他们灌输必胜信念：“我平日里厚待你们，正是为了今天！蜀国是存是亡，主要得看我谯道福，和谯王没多大关系。如今我还活着，还足以与晋军一战。”其次，作完了思想工作，再进行物质奖励，谯道福把库府中所有的财物都拿了出来，全部赏给士兵。
如果是在光荣的战略游戏中，又是精神鼓励，又大把地撒银子，那军队早该士气高涨，跃跃欲试了。可惜他的部下不是游戏中的NPC，都是些聪明人，个个精得跟贼似的，知道谯蜀已经亡国了，犯不着跟谯道福去自寻死路。领赏赐的时候人人一脸忠义，等财物一到手，全都一哄而散，只留下谯道福一个光杆司令。谯司令好容易才合上惊愕的嘴巴，原来自己比谯纵也强不到那儿去，势已至此，只好也选择逃跑了。
但就像谯纵的女儿早就说过的：你还能逃到哪里？不久谯纵的尸体被巴西人王志发现，给砍下了人头，送往成都，谯道福也在逃亡途中被当地人生擒，后被朱龄石斩于军营的大门之外。至此，刘裕的战略规划又获得一次重大成功，立国八年的谯蜀灭亡，巴蜀之地再次回到了晋朝的版图。
义熙土断 上
再说自刘毅和诸葛长民被先后铲除，刘裕在朝中已不存在强有力的政敌，地位如日中天，可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家，刘裕已经可能将自己的一些重大的治国理念，由构想升级为实际行动。于是，就有了著名的“义熙土断”。
何谓“土断”，又为什么要土断？要解释这些今天看起来已经很晦涩的名词，就不得不把眼光向前推，重新回到百余年前大乱的开端。西晋中后期从八王之乱开始，无休止的战乱和仇杀就席卷了中国北方，而同时代的中国南方相对要和平安宁一些，因此为数众多的北方民众为躲避战祸，纷纷迁往南方，寻求新的安身之地，成为所谓的“侨人”。
因为侨人的南迁大部份是自发的行动，并无政府的统一规划，所以到达南方的侨人们既有相对集中的聚居点，更多则分散而居，“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在南方重新立国的东晋政府，为了管理这些侨人，实行一国两制，设置了大批的没有实土的侨置州、郡、县（到后期部份侨置州、郡、县还是有了实土，虽然一般都比较小），侨人分散而居的现实，也就使得这些侨置机构格外的多，侨州与它所属的侨郡、侨郡与它所属的侨县，往往并不在一处，甚至相隔很远，彼此不相连。
就拿京口所在的晋陵郡来说，最夸张的时候，同时设有六个州的十多个郡政府和六十多个县政府！一个县长的管辖范围也许就和今天一个居委会大妈差不多，而且这些“居委会”往往还是分散成好多小点的。
比如你是东晋人士，家住京口某条小巷，你对门的张三是A郡人，隔壁的李四是B郡人，巷子口的王五是C郡人，各自要听命的大老爷都不是一个人。要是某一天巷子里发生纠纷：张三和李四打架，误伤王五，那处理起来可就麻烦了，得惊动ABC三位市长，到时候光为了解决谁说了算的这个问题都能让人烦死，推捼扯皮肯定是少不了的。
晋王朝对侨人与南方当地人实行的是区别管理，两者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例如，两者使用的户籍资料就不一样。记录当地人资料的是政府的正式户籍，为了防止虫蛀，它所使用的纸张都用特殊药物处理过，呈**，所以叫作“黄籍”。而记录侨人资料的因为只是临时户籍，使用没有经过处理的白纸，叫作“白籍”（当然，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并非所有北方流民都入白籍，也并非所有南方人都入黄籍）。和今天大不一样的是，在当时有份临时户口比有正式户口好，因为有临时户口的侨人是可以享受免税和免劳役特权的，而有正式户口的爷们，你们就给我老老实实地交粮纳税出苦力去吧！
看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有疑问：既然这些侨人已经把家帮到南方，那让他们直接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不就行了，何必再叠床架屋另设机构，难道还嫌行政效率不够低下？而且又为什么要给侨人提供免税的特权，嫌国家财政不够困难？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存在的事物，就一定在某方面有它的合理性，不管它在其他方面看起来是多么的荒谬。我们知道，由于地心引力的原因，水总是往低处流的。同样，由于利益引力的引导，人也总希望向高处走。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事件，只要用这条线索去追查，基本上都能找到它产生的原因。下边，我们就用刑侦学上通过受益人查找嫌疑人的方法，看一下谁是这种制度的受益者。毫无疑问：就是侨人。作案动机有了，那么侨人是否有作案能力呢？
我们查阅一下史书，就会发现：侨人尽管是战争难民，但他们并不是弱势群体！中国在唐宋以前，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一直高于南方，而且北来的侨人往往是以武装集团的形式涌入南方，对南方土著构成从文化到武力的全方位优势，这一点只要看看东晋的政坛就一目了然：司马皇族本身就是北方人，东晋的一流大士族：琅琊王氏、颖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全是侨人，东晋的历史，差不多就是这些侨人集团在联合与对抗中共同执政的历史。而南方原有的土著大族，如顾、陆、朱、张等家族，在东晋历史上从未挤入中央决策层。
既然东晋政府是由侨人们说了算，那它出台的政策，自然就要优待侨人。就拿针对侨人的免税政策来说：上得了台面的原因，是侨人们背井离乡，生活困难，需要优待；而台面下的原因，则是东晋的各位中央首长们给自身侨人小集团提供的福利，属于“正大光明”的以权谋私。
同样，侨置郡县大量涌现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既有台面上的原因：一、朝廷虽然已是偏安半壁，但正统不可失，保留北方郡县的编制，显示我们收复失地的决心永不动摇！二、侨人虽移居他乡，但他们原来生活的地方在战乱前基本上都比移居地发达，还存有郡望门第、地域乡里等观念，普遍希望保留自己的原籍，就像当年上海知青到云南，仍希望保留自己的上海户口一样。也有台面下的原因：一、有这么多从北方来的侨人干部，如果不设置侨郡、侨县，怎么安置？难不成让人家在洛阳时的省部级干部，忠肝义胆地带着北方流民南下投奔朝廷，到建康后却只能在县团级上混？二、下层的侨人往往成为大士族的私人部曲，设置了侨郡、侨县，才能方便地将侨人与当地人分开，有利于保护北来士族们的利益。总之，大家都是侨人，帮别人也是帮自己，有官一起做嘛。
“人人平等”之所以在绝大多数时代都是一句不可能实现的空话，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活动能量从来就不是相同的。因此不论古今中外，在多数时候国家出台的各种政令，总会不可避免地向权势集团倾斜。于是，侨置州郡县和侨人优待政策就顺理成章的出现了。
义熙土断 下
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权势集团的利益毕竟是两回事，晋朝的侨人政策在为各大士族及侨人谋福利的同时，也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一、大量免税、免役的侨人存在使得国家收入大减；二、侨置州郡复杂零乱的管理方式一方面而使得行政效率低下，一方面也易使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增加了大量不必要的开支。三、由于纳税人减少，国家就必须从更少的羊身上剪下更多的羊毛，从而大大加重了侨人以外普通民众的负担。四、因为有了这样鲜明的对比，负担正税的当地人也往往想方设法逃亡，然后去弄一张临时户口，混入侨人的行列，从而使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断加强。严肃的现实渐渐展现在东晋掌权诸公的面前：这样的状况能永远持续下去吗？放任不管会不会导致亡国？而国如果不存，让北方胡人吞并的话，士族们在南方营造出私人乐土又如何能够保持？
因此，晋朝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尽管他们大部份也是侨人）也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针对性的提出了土断政策。土断，简单来说，就是省并或取消侨州郡县，让侨人以其定居之处为准，编入国家的正式户籍，取消原先的优待。显而易见，严格执行土断将伤害到大部份既得利益集团，要让他们挥刀自宫，不可能不招致或明或暗的反抗，如果中央没有足够的强力推行，只会沦为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