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与刘邦-第10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拖着长长的母音。

就在这时，传入了一种水田式的种稻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尽管还是非金属制品，但犁镐等工具类的东西也整套整套地传了进来，还传人了绳子、席子和草鞋之类的稻秆制品，估计水稻耕作方法也随之传了进来。这就等于说，无论是谁，只要老老实实地按照这套办法来行事，都可以过上以种稻为生的日子，这一切就是当时那种条件下具有普遍性的文明。不过，当时并不像中国那样，这里缺乏具有多种生活方式的不同民族混合进来的条件，因而产生的是一个文化色彩极为单一的一也即是很单纯的一古代社会。

大概是在水稻种植传入日本之后没过多久，或是稍早一点，正是刘邦和

项羽争夺天下的时代。经过农业生产力大大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包括形而上的各种思想流派在内，中国古代文明可说已经发展到完全成熟的地歩。

假如原封不动地使用〃文明成熟〃这个意义含混的词汇，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文明里甚至已经有了许多世界近代史才有的因素。似乎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迹象，即从上一个时代继承下来的各种形而上的思想流派已经在社会上扎根，每个流派都创立了培养人才的教育团体。

一种叫做士的个性群体也自成一体地出现了。日本所说的士，是指封

360

建诸侯大名的家臣，而中国这个时候的士则是指具有某种思想和志向、自

己决定命运的单个的人。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那种如同青鱼子（卵）一般以均等性和无个性的方式，隶属于部族或家族的生存模式，仍然遍及社会各个角落。所谓士，似乎讲的就是既与这种形态相关，又与这种社会

现实保持一丝距离的个性群体。

中国历史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后世的文化统一性高，但好奇心求

知心却减弱了。后汉末期开始，所谓亚洲型文化开始停滞。令人惊叹的是，这种停滞，竟一直持续到近代。可是先秦时代到汉代，中国社会生机勃勃；这个时期的人跟其他朝代的人简直不像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

从思想方面来说，秦朝是个进行法家思想实验的朝代，关于该朝代的建立，人们甚至有过怀疑，认为在其背后有法家的秘密团体介入宫廷，为国家提供理论根据，促使其设立一整套机构，甚至连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级官僚机制都设计好了。

使秦朝垮台的力量，不管怎么说还是来自流民。

当时有很多人利用和操纵这股力量，并使之保持回旋的余地。这些人

身边有老庄信徒、兵家、懦家信徒，以及被那些称为纵横家的专门玩弄外

交权术的人。至少在表面上没有法家，这不禁使人在心里产生一个疑问，当时各学派信徒是不是明显存在，或暗地里存在着要首先打倒法家主义的意识呢？

笔者1975年5月中旬曾经去过洛阳。当时，这座城巿自唐朝以来就以

甲天下著称的牡丹花巳经凋谢了。

洛阳旧市区的民房全是用青灰色的砖瓦建成的，站在十字路口，难免会产生一种芥川龙之介笔下的杜子春似乎就要现身的感觉。铁路线一侧有一幢大屋顶的近似体育馆的建筑物，走进去一看才知遒，里面保存着一处贮存粮食的巨大粮仓。1969年，因为准备在这里建工厂，事前钻孔了解地

下土质状况时，从地底下发现了一块刻铭砖。砖上刻着三个字：〃含嘉仓，，0

据说当时赶紧动手发掘，粮仓才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361

仓穴的直径十一米，深七米，大得好像站在边上都要被吸下去似的。说是仓，其实并不是建筑物，而是沿黄土层深挖下去（黄土层不渗水），把深坑四周稍稍加固，放人吸湿材料和其他一些东西，从上面把粮食倒进去。

粮食大多是从长江附近各地征收来的贡米，全部是用船只运来的。粮食经过运河进人黄河，再从黄河逆流而上，经陆路运到这座洛阳城，储存到这类仓穴里。据说大米能保存五年，小米九年。

当然，这样的穴并不止一个。含嘉仓被发现之后，包括这座仓穴在内，仅洛阳一地，同类的穴就发现了二百六十一个。

站在仓穴的边上，对中国式的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的方式不禁感慨良

深。

唐玄宗时，地处关中高原的长安闹饥荒，皇帝曾率领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来到洛阳。与其命人运送谷物，还不如皇帝带头到有仓穴的地方去享用。这情景真可以说是历历在目，甚至令人想到，他们是不是就在仓穴边上忙不迭地吃进肚子里去。

玄宗时，安禄山掀起叛乱。曾有一个时期，安禄山攻陷洛阳后一直死赖着不走，形势恶化的时候也像粘住似的不肯离开这里，就是要让他的十几万士卒吃上粮食。

我目不转睛地俯视着犹如埋了一个大捣米缸的含嘉仓，觉得仿佛对历

史上的一个场景有了真正的理解。在与项羽进行决战的后期，刘邦始终牢

牢地抓住黄河岸边的成皋、荥阳两城，至死也不肯挪动一歩。特别是荥阳西北有一座敖山，秦帝国当初曾在这座山上像蜂窝似的挖了许多洞穴，里

面都储藏着粮食。据说敖仓就是敖山粮仓的简称，刘邦面对项羽急如星火般的猛烈进攻也不肯离开这里。假使把刘邦获胜的原因用漫画的手法归结

为一点，恐怕就只能说是在于固守这座敖仓吧！

眼里盯着含嘉仓，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流民的场景。中国每隔几百年就要碰上一次极为严重的灾荒。倘若说到绿色的东西，连根杂草都见不到，这种情况下，整个村庄的人都会成为流民，靠袭击

362

别的村庄来吃到食物，而被袭击一方的村民就丟下村子集体当了流民，为寻找吃的东西而四处流浪。所谓英雄，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只要听说什么地方有人能让五千人吃上饭，流民们就会一拥而上，投到他的旗下。

没过多久，当那个首领也难以保证五千人的吃饭问题时，首领就要四处去寻找，然后和流民一起投到能保证五万人吃上饭的更大一点的首领手下。到最后，能保证百万人食物的人就成了最大的势力，有这种本事的人在中国就叫做英雄。在日本，符合这一定义的英雄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日本降雨量高，山野里的水极少干涸，即使有灾荒也只限在很小的地域，诸如流民漩涡般地遍及整个大地的那种〃中国现象〃，^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中国的政治总是以让人们吃上饱饭为第一要义。流民大规模出现之日，就是某个朝代灭亡之时，在那场动乱中就会出现让流民吃上饭的大首领，一面做出让人吃饱饭的架势，一面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反过来讲，对于不能让人们填饱肚皮的王朝来说，那就等于是上天要它改朝换代。上天把新的使命降到了另外一个能让大家吃饱饭的人物的头上。

这里所说的让大家吃上饱饭，是否做到了姑且不论，至少要竭尽全力做出让人吃上饱饭的架势。由于有这种架势，中国历史上便产生了取之不尽的政治哲学和政策理论。

在日本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流民现象，所以既没有与此相应的首领，也没有因此而产生出过多的政治哲学和政策理论。在被称为日本有

史以来最大乱世的室町时期（公元1392？1573年），农业生产取得了飞跃的发展，但并没有被政治牵连进去。想到这一点就会知道，日本历史上所说的英雄，似乎跟中国历史上的那种定义并不完全一样。同时，日本并没有出现过像中国皇帝那样强大的权力，关于这一点，从其根本性的差异中似乎也可以窥视到某种问题。项羽是个楚人。

关于楚人的问题，小说正文里巳经从不同角度涉及了很多，这里就不

~^^達：。

他们是自古以来就在长江沿岸进行大面积水稻耕作的民族，跟中原人

363

的语言有所不同，正像小说正文里提到的那样，甚至还有一种学说认为楚语属于古泰语系。作为广义楚人一支的吴、越等国，到项羽时代已不复存在，但处于长江下游这片吴越文化圈里的人们，也许曾泛舟渡海，把水稻耕作带到了韩国或日本的北九州，这也是可以想到的。总之，不知是不是

有稻作文化这一共同点，笔者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认为楚人的民俗和气

质，与古代的日本好像具有某种类似血缘的关系。

据信中国古代文明是由谋生手段各异的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如果这

种想象正确，对于中原地区来讲，楚就是最后一种异质文化了。

只是到了这一时期以后，文字和写作都使用中原地区产生的表达方式，楚文化的一半就完全被中原文化给融合了进去。然而，与中原地区相比，楚的社会生产方式不同，王朝制度也不一样，农民的文化和气质也相去甚远。这些楚人在项羽的率领下，犹如洪水猛兽般地直朝黄河流域的中原杀

将过来，这段历史恐怕还是从未出现过的吧！从这一意义来看，也可以说，楚人的稻作文化和湖沼文化就被投入到中原文明这一巨大漩涡里去了。从这一意义上，还可以说，项羽的所作所为和他那近似溶化般的灭亡一一其具体表现就是楚军士兵全都归顺了刘邦的四面楚歌一一乃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后一次展示，也许还可以认为是形成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的第一个起点。项羽死于公元前202年。

在日本被称为弥生式文化的稻作生活方式，作为早已成熟的一整套程序传人日本，大体上也是在此前后。当然，这跟项羽及其手下那些长江沿岸种稻人的失败并没有直接关联，但作为历史年表记在脑子里，还是不无益处的。

日本人从中国引进汉字和汉文典籍，还是那以后很久的事情。

自引进以后，日本社会就把自己的历史以记录的形式编写下去，但在展示人间世相百态时，比起自己社会的实例，更爱借用汉文典籍中登场的中国古代典型历史人物。

这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社会到江户末期（公元7化？784年）才成熟，在赖山阳（公元784？1192年）撰写《日本外史》之前，还没有本国

364

通史方面的著作。如果说日本是中国文明周边化的文化，这样讲似乎有蔑视日本之嫌一一尽管笔者认为朝鲜和越南也是如此一但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是很难写出通史来的。

纵使能写出来，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是贫乏的。《日本外史》里就有这种弊病，但那不是赖山阳的过错，恐怕还应该说是日本社会的性格造成的。中国社会的情况则不同，正像我们巳经说过的那样，过着自给自足田园生活的人们一下子就摆脱了束缚，奔向了广阔的天地。所以，浮沉在那种环境中的人们就要掌握好浮沉的本事和技巧，这样塑造他们的形象就必然要深刻得多。也就是说，容易产生典型形象，从战国时代到秦末战乱时期尤其如此。

在这些典型人物的坟墓还没有破败不堪的时候，出现了一位真实记录历史的人物一司马迁。他与宋朝以后的学者不同，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能够客观公正地观察人和事，纵使他贸然来到二十世纪，也能毫不陌生地生活下去。

估计在他二十岁时，按推算当是公元前126年，曾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足迹遍布天下。在这次旅行中，置身于发生过历史事件的山川草木环境之中，司马迁耳闻目睹了当地的记载、传说和风土民情。

他肯定在那些现场大力搜集过材料，这从《史记》中屡屡出现的俗语就

能想象出来。当地了解历史掌故的那些老人的用词均被原原本本地写在书里，

几乎没有使用概念和抽象的用语，生动的人物形象与整个文章浑然一体。

在这次长途旅行过程中，司马迁还走访了当年楚汉两军人马鏖战过的番县、薛县和彭城，到过被称为楚人根据地的长江下游和江南地区，接触到那里别具一格的房舍、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故，肯定对这一切产生了好感。从他文章中的语调完全可以看出，他对亡楚和项羽情不自禁地注人了多么深厚的感情。

下面，讲几句有关笔者自己的话。

我始终认为，所谓文明，本是一种光源，四面八方都可以利用。反过

365

来讲，不能为四面八方利用的东西，肯定不能称之为文明。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始终有一种感觉，即日本中世纪〈指十二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某个时期以前的知识文化，当是唐朝文化周边化的结果。比如说，宋朝政治论文里常常带有观念性，日本文化受其影响的事例就很少，但对那些唐朝诗人的诗情画意，却具有也许超过现代中国人的栩栩如生、身临其境般的感受能力，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我的上述感觉。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初期，日本以压倒一切的势头大量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