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36大悬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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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战功第一的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也无关，但是他也没能幸免。洪武十八年（1385），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背疽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皇上所赐，不敢不吃。徐达明知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了，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
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于洪武三年（1370）就告老还乡，还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了“免死券”。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但他的儿子朱同却没有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欷？#91；不已。
这样，终洪武一朝，在明初开国功臣中，身为公侯而得以幸存者，仅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而已。
朱元璋嗜杀之谜
枉杀功臣，历朝都有，但只有大明王朝的朱元璋创下了历史之最——杀得最多，杀得最冤，杀得最绝！
朱元璋为何如此嗜杀，如此狠毒？后世评说者做出了许多有力的推断。
有的人认为，明太祖马上得天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南征北战，都是能撑得起一方天地的角色。但他的太子皇孙都温顺柔弱，他担心一旦他百年归山，他的子孙无法控制局面。
据史载；太子朱标对朱元璋的滥杀无辜不以为然，曾多次劝谏。有一天，朱元璋把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条扔在地上，叫朱标捡起来，朱标左观右看，无处下手。朱元璋笑了，他说：“这根荆棘条不好拿吧？假如我替你将那些尖刺削光磨平，岂不是很好拿了吗？——现在我所杀的，都是将来有可能威胁到你的皇位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啊！”
可见，他的滥杀功臣，是在为大明王朝消除隐患，以确保他子孙后代皇位的安全。
有的人认为，朱元璋出身草莽，早年浪迹江湖，深知贪官污吏强取豪夺之恶，草民深受欺凌投告无门之苦。他仇视权贵，仇视压迫，仇视阴谋，他想建立一个官吏奉公守法、百姓安居乐业的清明世界。
登基前夕，战乱未定，他就任命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会同杨宪、刘基等二十人负责制定法律。他自己也“每御西楼，召诸臣赐坐，从容讲论律义”，逐条审议，然后颁布执行。洪武六年（1373），他又派刑部尚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总计六百零六条，颁布执行。
他是一个以法治国的严厉的君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一例，还是战争时期，粮食紧张，朱元璋曾严令禁酒。大将胡大海的儿子犯酒禁，当斩。都事王恺进言：胡大海正在前线拼杀，可饶。朱元璋大怒道：“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我号令！”说罢，竟自己抽刀把他杀了。这与他冷冷地对胡惟庸说“杀人偿命”，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那些功臣勋旧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天下是自己血拼出来的，他们和朱元璋共过生死患难，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那些法令条文是管束小民的，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骄恣横暴，为所欲为。史载：洪武三年，“时武臣恃功骄恣，得罪者渐众”；洪武四年，“时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凌暴乡里”。洪武六年，朱元璋敕令工部专门铸造了申戒公侯的铁榜，规定公侯人家倚势凌人、夺侵田产财物，和私托门下、隐蔽差徭的，都处斩罪。
但他们在铁榜之后，仍不收敛。如蓝玉，蓄庄奴假子数千，鱼肉乡里，尝占东昌民田，御史依法提审，蓝玉竟一顿乱棍把他打走。又令家人贩购云南私盐，阻坏盐法。又如郭英，私养家奴百五十余人，又擅杀男女五人。周德兴（与朱元璋同村）营宅第逾制，赵仲中城破遁逃，等等。
朱元璋曾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以猛、以严治国，是朱元璋的既定方针，这些人触犯法令，实是罪有应得，根本不存在嗜杀或滥杀的问题。
还有人认为，朱元璋一生受到了太多的精神冲击，地位的卑下、处境的恶劣、战斗的艰苦、牺牲的惨烈，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太多的创伤。一旦黄袍加身，过大的落差使他有恍然若梦之感。他常常幻想这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唯恐得而复失。自卑、恐惧、危机意识纠结在一起，在他的精神上形成了一种变态的被害妄想。他是一种偏执型的人格障碍者，时时犯疑心病，到处安插耳目，遍布特务网，到头来仍然是惴惴不安，心神不宁。在日益加剧的恐惧感的追迫下，经历了长期战争岁月的洪武皇帝，本能地倾向于一种较为彻底的解决办法——从肉体上消灭他想象中的潜在对手，这就是他一再地制造冤狱，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根本原因。
一人犯罪，按一家一族进行屠杀。枭示、凌迟、剥皮、抽筋，以及刷洗、抽肠、黥刺、？
、劓、阉割、挑膝盖等名目繁多的非刑折磨。从朱元璋致人于死命的方式方法的选择上看，他早已堕落成乐于用他人血污来填补自己精神空虚的虐杀狂。
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所遇到的性格类型》一文中指出，这一类的精神病患者是“被成功毁灭的人”。
焦躁，狂怒，精神失控，疑心病，恐惧，被害妄想，终日追踪着朱元璋，折磨着他，直到他生命的终结。
5．正德帝：荒乱之谜
明武宗正德帝是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位皇帝。他天资聪颖，只要是和做皇帝无关的事儿，从斗鸡走狗、骑马射猎到吹拉弹唱，甚至于梵文、阿拉伯文，都一学就会。人们认为他荒淫暴戾，怪诞无耻，是少见的无道昏君。然而，近些年来，历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对这个结论提出了质疑。
“豹房”里的荒唐帝王
朱厚照是张皇后亲生，而且是嫡长子。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明孝宗病逝，年仅十五岁的朱厚照顺理成章登上皇位，改年号为正德。
朱厚照生来好动，自幼贪玩，尤其喜爱骑射。孝宗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太祖朱元璋那样文武兼备的圣君，所以对他的骑射游戏颇为纵容，这也养成了他日后尚武的习气。孝宗怕他玩物丧志，在病逝前一天，特意把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召至乾清宫暖阁，委以托孤的重任：“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
即位之初，厚照就显示出了恶作剧的才能，在奉天殿他常常让猴坐犬背，燃起爆竹，一时间猴跳狗奔，皇宫的庄严荡然无存。原来在东宫侍奉他的那帮宦官，特别是太监刘瑾、谷大用、张永等八人，更是得到他的宠幸。小人得志，蛮横得不得了，众人叫他们“八虎”。
这帮人整天陪武宗吃喝玩乐，击球走马，放逐鹰犬。这些玩腻了，朱厚照突然想体会一下经商的乐趣，“八虎”便出主意，在宫中模仿市集开了六家酒馆、店铺、妓院。太监扮做老板、百姓，武宗则扮做富商。朱老板与宦官们相互贸易，讨价还价，争忿喧哗。买完东西就上饭馆，然后逛妓院，醉在哪里便住宿在哪里。像这样的宫廷闹市，夜以继日，一连就是几天。
后来，他又觉得宫里太闷，规矩太多，有如牢笼，遂在皇宫西侧筹建豹房。工程需要投入，厚照于是对金银产生莫大的兴趣。刘瑾乘机进言说：你父亲当皇上的时候，天下官位都由司礼监举用，这活极肥。你要不信，把掌印太监抄了，准有三屋子金银。再把官全换了，让新官一人拿个一两万，直接贿赂朝廷，咱们就赚啦。如此建议，厚照居然“大欢乐之”，并立刻委托刘瑾去办。
豹房位于西华门外，与宫殿相连，有室两百多间，历时五载落成，耗费国库白银二十四万多两。
豹房建好后，厚照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从此不再受宫廷内清规戒律的限制，整天与宦官、番僧、异域术士厮混在一起，玩得昏天黑地，只在傍晚的时候会见群臣。朝中大臣照例一再规劝，厚照也照例温言嘉谕，接着迅速置诸脑后。诸多老成之臣失去耐心，纷纷辞去，或因谏诤被升任外调，只剩三阁老李东阳等人与刘瑾周旋。
名曰“豹房”，应该是豢养生猛野兽、禽鸟虫鱼的处所，其中更应以豹为主。实际上，据《万历野获编》及明朱国桢著的《涌幢小品》等书记载，其中仅有文豹一只、土豹三只而已。蓄养得最多的是大群的各族女子，她们被训练成能歌善舞、充满邪气的妖艳私娼，供武宗狎玩。
正德四年（1509），厚照开始喜欢蒙古人，制作了大批毡帽皮裘，动员一宫的人穿上，互相扮演鞑子自娱。又与众蒙古人策马奔驰，往往终夜不还，投宿民家，行止与凡人不分。当时的朝鲜使臣回国报告说，皇帝所为之事，非如陈后主、隋炀帝，而如小儿之戏。
史载，武宗“每夜行，见高屋大房即驰入，或索饮，或搜其妇女，民间苦之”。其侍臣知悉主子怪癖，竟助纣为虐，搜掠良家妇女以充“幸御”，有时竟达“十车”之多。到后来，武宗就连平民寡妇亦不放过，弄得“民间汹汹，有女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尽”。
正德五年（1510）出了一件大事，宁夏安化王朱寘以诛刘瑾为名反叛。虽然反叛一个月即被平定，但其檄文中陈述的刘瑾罪状引起了朱厚照的警惕。
原来，“八虎”表面上相交甚欢，实际上刘瑾为了独揽大权，常常排斥其他“七虎”。这一次，“八虎”之一的张永参加了平叛，搜集了许多刘瑾的罪证，悄悄地告了他一状，罪名有十七条之多。朱厚照看后倒吸一口冷气，想刘瑾执掌大权以来，执法理财，拣选干才，倒也做了一些于朝政有益的事；而树威结党，凌虐百官，显然并非善类。朱厚照秉性中也有刚断的一面，随即派人捉拿刘瑾，并且亲自主持了抄家。得私刻玉玺一枚，穿宫牌五百，以及盔甲、弓弩等违禁物品，金银财宝则不计其数，特别是发现他平时常用的折扇中，竟然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朱厚照这才大吃一惊，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
凌迟，俗称“千刀万剐”，在明朝属于法定刑，按规定要割千刀以上，三日而死。每下一刀吆喝一声，犯人昏厥则泼醒再割。如犯人捱不足三日，传说刽子手是要抵罪的。刘瑾挺过了第一天的三百五十七刀，回牢居然还喝了两大碗稀粥，真不知他哪来的胃口，这个六十岁的老阉奴实在具有极佳的心理素质。第二天，割到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刘瑾再也没有挺过去。
“威武大将军”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厚照烦透了沉闷的皇宫和无聊的政事，微服行游京师也提不起兴致来。佞臣江彬于是鼓动武宗离开京城到西北游幸，这对于一向以雄武自居的武宗颇有吸引力，因为他一直梦想着能在广阔的草原上一展雄姿，开创不世之业。江彬还告诉他那里多美妇，这自然更增加了武宗的兴致。
正德十二年（1517），武宗一行浩浩荡荡来到宣府。
宣府即宣化，当时称为宣府镇。它雄踞京师西北，扼守在长城线上，距北京约四百里，是蒙古敌军南下的必经之途。武宗决定在这里营建镇国府。
为什么称“镇国府”呢？原来武宗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凡往来公文一律以威武大将军钧帖行之，并为自己更名为朱寿，后来又加封自己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亘古以来，还没有哪个皇帝自降身份向朝廷称臣的，真是视国事朝政为儿戏。《明史？武宗本纪》说他“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
在江彬的鼓动下，武宗除了大肆修缮镇国府外，还下令将豹房内的珍宝、妇女运来，填充镇国府。他把宣府称做“家里”，有久居常驻之意。宣府是北方的重要军镇，是抗击蒙古入侵的第一道防线。武宗在内心里仰慕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盼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立下赫赫军功。而且，在宣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再也不用听大臣们喋喋不休的劝谏了。他下令大臣一律不许来宣府，只有豹房的亲随可以随时来去。
在豹房和镇国府两处，武宗为所欲为，乐不思蜀。
正德十二年十月，蒙古王子伯颜叩关来袭。朱厚照大为兴奋，火速回京布置亲征。其时距土木堡之变不到七十年，朝臣听到“亲征”一词无不神经过敏。于是又是一轮的规劝、教训，甚至威胁，但朱厚照决不愿意放过这次实战机会，终以“大将军朱寿”的名义统兵出战。作为惩罚，他不给任何一个文官随驾的荣幸。
据《明武宗实录》载，双方大战几天，朱厚照亲临前线同敌人战斗，据说还亲手斩敌一人，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