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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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下来，家里连块裹身子的布都没有。幸好二哥河里提水时捞了块破绸子，才裹了身子。从小到大，没吃过几顿肉饭，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十六岁以前没穿过鞋，别人都吃过了剩一口给我，别人都穿破了改一改给我。没懂事前，没有人看，被捆在炕上一捆就是一天。刚刚懂事，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割草，晚上回到家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叫去睡觉。一个是爹管教得严，我爹最看不上的是孩子贪玩偷懒，见到了就是一顿巴掌，没好没歹；再一个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看着爹娘成日里在地里挣命，不易呀，想帮他们分分忧。
从小没人疼过我，穷再加上孩子多，爹妈顾不上我。记得八岁那年大病一场，发寒热，一会儿像火烧，一会儿像掉进冰窖，家里请不起大夫，只好在炕上躺着。正是农忙时候，谁也腾不出手来照顾我，炕上放一大盆水一张被，冷了自己盖被，热了就喝水。一个人躺在那儿，其实就是等死啊，可惜我命大，活过来了。
张宏杰：你恨你的父母家人吗？
朱元璋：不恨，他每都不容易啊，能把我生下来我已知足了，他每是喜欢我的，因我自小脑筋好使，送我读了两个月的私塾哩。我读书聪明，私塾的孩子都不如我，我想着如果生在富贵人家也能考个功名，做大官人哩。可是家里实在供不起，只好回地里做活。
最恨的是那些官吏大户们。那些大户们，真是狠如毒蝎啊。我们一家人苦熬苦作，都被他们剥削去了。记得十岁那年，二哥娶亲，家里花销大，交不起租子，腊月里大户王胜领着一伙家丁，把家里剩下过冬的一斗半麦子抢走了，把家里破柜子、锅子都抄走了。我爹一辈子没向人低过头，那次给王胜跪下了，因大嫂正怀着孩子，求他让过了这个年，那王胜不但不听，还打了我爹一个耳光。一家人寒冬腊月，从东乡搬家到西乡，那一年，正是在土地庙里过的，至今一想起我爹给王胜跪下的那一刻，我心里还直翻腾，那时候，我真恨不得上去给王胜开膛破肚，看看他们的心是什么做的。打那儿以后，我一直想，将来有一天我发达了，一定把王胜等活活剥了。也自从那一天，我就真正懂事了，发誓不论吃什么苦，受什么罪，哪怕死后下地狱，也一定要出人头地，不再受我爹这样的屈辱。
张宏杰：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使你痛恨天下所有的大户？
朱元璋：天下的大户们心肠都是黑的。他们没有一个不是贪得无厌，凌弱吞贫，虐小欺老。对佃户的租子，千方百计加价搜刮，一粒也不能少；国家的赋税徭役能逃就逃，能推就推，想办法欺骗官府，瞒产瞒田。那些当官的，每日里只知道饮酒作乐，不管百姓疾苦，下属拜见要给“拜见钱”，过节要“过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个事要“常例钱”，往来迎送要“人情钱”，发个传票需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平白无故也要钱，叫做“撒花钱”。主管监察的肃政廉访下乡，竟公开带着管钱的库子检钞、称银。闹灾时下乡放赈的官员公然把赈米贱价卖给大户（《草木子》卷四）。你说，这些人可不可恨。我们穷人的苦楚，就是这些人酿的。
张宏杰：我记得你曾说过：“若在民间，则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在，心实怒之。”
朱元璋：是呀，所以自打平了陈友谅，我就想好好做个规矩，铲尽天下这些不平事。廉能的官员不小心犯了过错，我不去追究，但谁贪污，哪怕一两，我也折磨死他。
张宏杰：我觉得朱先生身上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倾向，一种是极端的秩序、节俭、自我约束，另一种是狂暴、攻击、虐待狂，这两种反向的冲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理性掩盖的巨大破坏力量。
从本质上说，朱先生应该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农民，因为他是在一个典型的勤劳本分的农家长大。事实上，当初他参加农民军，选择“叛乱”时，也是迫不得已，并且犹豫再三。当时他栖身的皇觉寺被乱军烧了，无家可归，即使如此，他还是翻来覆去地想了好些日子，一直决断不下，最后在菩萨面前占卜三次，三次都是吉卦，这才下了决心。所以说，虽然他胆大有决断，但绝不是反社会型的人。是元末的农民起义选择了他而不是他选择了起义。
朱先生性格另一面的本源是成长过程中受到的伤害。严酷的童年形成了他的偏执倾向，而至正四年（１３４４年）的遭遇又大大加剧了这一倾向。朱先生，至正四年（１３４４年）是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朱元璋：是我最不愿想起的一年。
张宏杰：还是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朱先生的这段痛苦经历。如你们所知，中国历史上灾荒一直连绵不断。至正四年，淮河流域大旱，后来又闹蝗灾和瘟疫。关于灾荒、饥饿、食人之类的记载，中国史书上笔笔皆是，我随便引述一下明末陕西灾荒的记载，以帮助你们了解当时的情况。
马懋才的《备赈大饥疏》：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正文 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5）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爨，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所食。……死者相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
关于朱先生家的遭遇，我也不细说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朱先生家虽然穷，却一直非常和睦，相互依靠，感情很深。那一年四月初六，父亲朱五四饿病交加而死；初九，正当壮年的大哥去世；十二日，大哥的长子去世；又过了十天，母亲也饿死了。
这一年他十七岁，眼睁睁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一个个在面前死去，却丝毫也无能为力，只有和还活着的人相对痛哭。十几天内，连失四个亲人，对一个半大孩子，心灵的摧残不言而喻。我想，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的心变成了铁石。对世界的仇恨牢牢地在心里生了根。大嫂带着剩下的儿女去逃荒了，只剩了他和二哥，连埋葬亲人的坟地都没有。实在没办法，狠狠心厚着脸皮去求地主刘德，谁知刘德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呼叱昂昂，把他们俩痛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还是邻居刘继祖看不过眼，给了他们一块荒地，这才没让亲人的尸体去喂野狗。
朱元璋：你每说，那大户哪有一个是好心的？那饥荒年月，他每眼睁睁地看着你一个个饿死，家里一样是大鱼大肉。其实半个月前家里断粮的时候，爹去他家借过一回粮，也是给他骂出来的。哪怕他把家里喂狗的粮食给我们，爹娘也不至于饿死。后来，来了放赈的官，我每满心欢喜，以为爹娘有救了，谁料这官偷偷把粮卖给了商人！你说这贪官可不可恨？
张宏杰：这一经历对朱先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此，他没有了家，成了游方和尚，实际上就是乞丐，在大江南北乞讨了三年。家庭中为数不多的温暖和亲情没有了，他生命中唯一一点可贵的东西被命运剥夺了，只剩下饥饿、寒冷、冷眼，在他眼里，整个世界和他都是敌对的，他人对他都心怀恶意。在寒冷的冬夜，他仇恨一切穿暖吃饱的人。
卡伦：在冬季里能活下来的树木都是有角质层保护的针叶，在虐待中长大的人都有一颗铁石的心。他们报复起别人来绝不会心慈手软。他们的经历教他们相信，世界就是一个角斗场，适者生存，强者必须消灭弱者。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情地追求自我利益是最高法则。严酷的事实粉碎了他们身上最后一点诗意，生活告诉他们，弱者只有灭亡一条路，活下去，就必须成为强者，必须去打击、消灭、压制别人。这种人需要与任何软弱的感情做斗争……尼采为这种心理动力提供了极好的例证：他的超人把任何形式的同情都视为第五纵队，“是敌人从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害怕并且时刻提防心中的柔情，因为这将使他们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中解除武装，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会威胁他们与自己进行的交易。这种人从不指望世界会给他们任何东西，他们深信，如果继续忠于自己的生活观———即生活就是战斗，并拒绝传统道德和内心柔情的诱惑，那么他们就能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
因此，他们常常是虐待狂，他们希望奴役他人，玩弄他人的感情，挫折、诽谤、羞辱他人。
张宏杰：朱先生的整个后半生的努力都是对早年经历的补偿。桩桩件件都是如此。他在穷困时，无力给父母买坟地，买棺材，即位后，他在家乡修了异常高大、华丽的皇陵。建筑坚固精良，至今犹存。他的家庭贫无立锥之地，四处搬家，渴望定居而不能。他即位后，非要将首都定在十年九旱的家乡，大臣怎么劝阻都不听，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建了九年，后因他事作废。他受尽贫苦，从小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关爱，甚至由于缺少照顾而差点死亡，所以他对自己的子孙后代表现出过分的关心和保护。他为子孙后代规定了林林总总的规矩，详细到不用他们自己做任何思考的程度。他规定自己的后代不必工作，享受终生福利。结果到明末社会经济情况恶化，无力供应皇族时，这些没有谋生技能的子孙只能去当仆人甚至乞丐。他出身赤贫，属于社会最底层，做了皇帝之后虽然生活上比较俭朴，但排场上一丝也不能含糊。他特别强调等级尊卑，一旦有谁不注意越了规矩，处罚非常严厉。
弗洛姆：你们两个人的分析都很精彩，但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任何一种精神问题其起源都是复杂的，一个简单的模型不会说明所有因素。在我看来，朱先生的问题至少还有两个侧面：施虐狂，也就是反社会人格，以及囤积心向。
从你们的叙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朱先生难以控制他的暴力攻击、污辱他人倾向，并且行为中缺乏道德标准，没有羞耻感。他充满强烈的虐待狂冲动，他从使他人遭受不幸与受其统治中获得满足、寻求欢乐，这是反社会型人格的重要特征。造成这种人格障碍的原因应该是早期情感剥夺、社会歧视两大因素。朱先生起义前的很长一段半流氓式生活对他的一生也具有很大影响，这一点不容忽视。
正文 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6）
中国的小农社会造成社会心理中的囤积心向，在这一点上，朱先生也有明显表现。有囤积心向的人的特征是重秩序和条理，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积的节省上。在他们看来，外部世界在威胁、冲破其牢固的阵地，井然有序意味着已控制了外部世界，为了免受被侵犯的危险，就须把一切东西放置、保存在适当的位置上。朱先生为自己的子孙和人民制定了那样多的规定，限制人民自由外出，我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他想把一切固定住。他对人民的活力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他们那种强迫性的清洁是要摆脱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另一种表现。在自己藩篱之外的任何东西，他们都认为是危险和“不清洁的”。他们通过强制性的洗涤，以消除有威胁性的接触所带来的“污染”。所以，朱先生采取了一定的闭关锁国政策，在历代伟大的君主中，只有他对扩张领土没有任何兴趣。相反，他对外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并且把“里通外国”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想清除的大臣头上，以此强化人民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被视为一种威胁，只有远离或者占有他人，才被看做是一种安全。从他这一代开始，中国明显地内向化了。
朱元璋：刚才诸位先生说了那样多，我大略听懂了。先生们都是好意，为我的病。可是有些话，说得我心不服。譬如说我虐待狂，说我无德。我确是嗜杀，但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为一国之君，过于仁柔，如何摧并强暴，护助弱小？我正是为了维持天下道德。弗先生说我杀人时快乐，凭天发誓，我从没有过，我只是生气啊。
弗洛姆：这涉及一个基本的心理学常识———文饰作用。朱先生的话我可以理解。受到基本价值观的影响，人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施虐倾向，所以人们会在心理上抑制这种“不道德”的冲动。然而，弗洛伊德已经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