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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部分

最有本事的皇帝-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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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说郭像吕后、霍光家族一样,实际上是面向全国公开家庭矛盾,是明显地把家庭问题国家化,把夫妻矛盾政治化。

按照刘秀的为人,不是被逼到一定的份儿上,不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断然不会这么干的。

还有,刘秀这儿的“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是引用的《诗经》里表白爱情的句子,他的文采和对阴丽华的爱恋跃然于诏书。

在国家最高级别的正式文件里表达对老婆的宠爱,在刘秀也是很另类的做派。

诏书一下达,朝廷高级干部们个个惊愕,摸不着头脑。

但这事太大,谁也不敢乱表态。

同样因为这事太大,不妨替群臣提几个问题。

问题是请问刘秀同志的。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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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

 ̄网〃√

问题一,在上述诏书里,你明确阐述了废郭的原因:她缺少谦恭之德,像前朝霍光、吕后家族那样专横跋扈,无法对她委以重任。

那么,请问郭女士为什么那样厉害?除了性格因素,还有其他原因吗,比如她背后有强大的河北集团的支持。

问题二,在诏书里,你明确阐述了立阴的原因:她出身草根村野,是我的至爱,是母仪天下的最合适人选。

那么,请问阴女士“出身微贱”,是你的“梦中情人”,你在上大学时就知道了,还感慨过,当一哥这么多年你干什么去了?还有,阴女士背后没有人吗?

好了,别忽悠人了刘秀同志,我们看得比较清楚,在你废郭立阴的背后,其实是小家、大家中各方政治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

在这个诏书里,刘秀的立场、感情和有关措施表达得是如此清楚,已经没有谁不明白了。尤其是在诏书的结尾,他还赌气而且决绝地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本来是很不正常,很不应该的,对朕和新皇后也并不是什么大喜事,对国家来说更不是什么福气,你们都不必上书道贺。”

无论如何,君令如山,在诏书下达的同时,刘秀即派大司徒戴涉、宗正刘吉带着有关手续来到郭圣通那儿,从她手中收走了皇后的玺绶。

郭圣通也无可奈何,只好移居别宫。

按照诏书里对郭圣通的指斥,她已是家规不容,国法难饶,对她实行幽禁、赐死、流放都是可以的。但是,指斥归指斥,名声坏归名声坏,有关机构和人员并没有找到郭圣通的哪怕一条可以对号入座定罪的证据。

这说明,当初立她,现在废她,都是刘秀出于政治考虑,都是他利用或者抑制外戚的一种谋略。

在刘秀,客厅是朝廷的延续,家事是国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于国家,这显然是不幸;而对人君,这也未必就不是悲哀。

这也恰如刘秀在诏书里所说的,这并不是什么大喜事,对国家也不是什么福气,大家都不必道贺了。

话又说回来,刘秀毕竟是一代人君,就像他征伐对手以对方不再构成威胁为止,他抑制外戚也不搞赶尽杀绝,以不再扰乱朝纲为限。

郭圣通虽然被废,可刘秀并没有把她打入冷宫,而是给她安排了一个恰当的去处和归宿。

易后诏书下达没有几天,刘秀就把郭圣通的二儿子刘辅由右翊公提拔为中山王,并且把常山郡(治今河北石家庄一带)划拨给中山国。同时,刘秀封郭圣通为中山王太后。

郭圣通怀着悲愤而复杂的心情,和儿子刘辅去了中山国的都城卢奴。

三年后,也就是公元44年,刘辅又被刘秀封为沛王,辖地在今天江苏的丰县、沛县和安徽的宿州、淮北一带。

船随水走,郭圣通成为沛王太后,又跟着儿子从卢奴来到沛国国都相县(今安徽濉溪西北)。

在卢奴,郭圣通过了三年衣食无忧、心情郁闷的日子。相县,则成了她的终老之地。

有废后自然就有废太子

在刘秀换皇后的同时,时任太子刘彊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人物。

在中国任何一个家庭,要说爹娘吵架孩子不受影响那是不可能的,在皇帝家也不例外。

现在,刘秀怎么安排太子刘彊成为全国干部群众热议的话题。

刘秀虽然子女成群,但太子人选很重要,于朝廷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太子刘彊被立时年仅两岁,还不记得事情,现在,他已是18岁的大小伙子了。

刘彊是个聪明人,他清楚地知道,老妈被废,自己虽然是嫡长子,但太子的地位很难保住,把位子让出来是早晚的事,因为不光是阴阿姨,连她的几个儿子也都很优秀,都很受老爸宠爱。

所以,他感到危险正在向自己一步步逼近。

既然太子的位子早晚要离开,与其让老爸来拿,不如自己辞让,还落得个态度主动。

于是,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刘彊多次通过身边的人和自家爷们儿向父皇表达心愿:自己诚恳地愿意辞去太子之位,像其他兄弟那样做个王,到自己的封国去。

起初,刘秀觉得不太忍心,并没有答应,多次给予回绝。

在这儿,刘彊的惶恐和刘秀的犹豫,都是有着深刻的背景和原因的。

刘秀之所以在换下刘彊上很是犹豫了一番,是因为废立太子事关民心所向和政局稳定。按照制度,太子是皇位的首席继承人,除非他犯了滔天大罪,是不能随便换来换去的。

也就是说,换太子比换皇后更要拿出很有力的理由和证据。

同时,刘彊从小勤奋好学,长大也并没有什么过错,是个懂事乖巧的孩子。

都是自己的亲骨肉啊!拿下他老妈,刘秀已经经历了长期复杂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权衡,现在要是把刘彊也拿下,刘秀确实一时下不了手。

但是,换下刘彊,让刘庄当太子,也是刘秀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不得不做出的结论。

给刘彊、刘庄这哥俩儿换换位置,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家族幸福稳定,是必须的。

刘彊从小就志向远大,喜好读书学习,爱动脑子、爱钻研问题。同时,身为太子,刘秀也常常带他上朝,见习国政的决策和运筹。但是,让刘秀深感困扰和不安的是,刘彊往往热衷钻研兵法和征伐之道。而上朝回来,每当老爸问起帝王之术,刘彊也往往表示要征服八方,开疆拓土。

换句话说,这孩子从小就想用拳头来征服天下。

很遗憾,这恰恰是刘秀所甚为担忧的。

刘秀小时候不是军属,也不是行伍出身,更没有上过军事院校,可他作为军事奇才,身不由己地卷入一场又一场战争之后,他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或跃马挥剑,身先士卒,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疆场奇迹。后人评价说他是“最会打仗的皇帝”,应该说并非过奖。

但是,战争是残酷的,刘秀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也见惯了生灵涂炭,长期的鞍马劳顿也使他感到很疲惫。在长期的学习、工作、生活和征战中,刘秀形成了自己的战争观:

钻研兵书、练兵习武只是手段,目的只是为了追求正义和保境安民。自己不能容忍社会黑暗和别人的侵犯,但也绝不想故意挑衅滋事,主动侵犯别人,以免给别人、也必然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灾难。

换句话说,刘秀认为自己该打的仗一定要打,但绝不自己主动去找仗打。

这与毛泽东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几乎是一回事。

随着一哥的位子坐得越来越稳,刘秀在不得不东征西讨的同时,也越来越厌倦战争。而随着统一全国战略意图的逐步实现,他的这种厌战心理也逐步积累到了极致。

刘彊的年轻气盛和逞勇好斗,显然不符合刘秀的心思。

如果将来把一哥的位子交给刘彊,这个好斗的儿子会干什么,刘秀简直不愿去想。在平时生活中,以及带着刘彊研习朝政时,刘秀难免要纠正和指引小刘彊。

其实,按照当时的国情,老爸教育儿子,老师教育学生,哪怕有时候话说得重了一点,本来都是正常现象。就像刘秀这样,在教导小刘彊时责备他一下,都纯属正常。

但是,小刘彊他妈却不这么看。

在心神不定的郭圣通看来,刘秀对小刘彊越来越严格了,都是阴美人在背后搞鬼。

自己吃着醋,儿子的太子位置受到威胁,郭圣通很是不爽,就在后宫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怨恨刘秀,嫉妒阴丽华,猜忌小刘庄等阴丽华所生的孩子,几股焦灼恼恨的情绪整天在心中燃烧,郭圣通见谁都想骂一顿。

刘秀也曾经认真地做过她的思想政治工作,多次规劝她,开导她,但她油盐不进。

阴丽华本来就不是招惹是非的人,一见郭姐这个样子,就首先放下身价,处处忍让,不与郭姐一般见识。

公元39年,也就是刘秀下诏封十个儿子为公的这一年,阴丽华为了平息家庭矛盾,一度搬到京城以外的行宫里去住。

这说明刘秀家的后院里已经处处冒烟了。

家庭矛盾也是很能折磨人的,如果这个家庭矛盾还跟工作搅和在一起,就更让人烦恼了。平民这样,皇帝也不例外。

公元43年6月,在忧虑多年、犹豫了两年之后,刘秀终于下诏:更换太子。

刘秀下达诏书说:“东海王刘阳是皇后(阴丽华)的儿子,理应继承大统。现任皇太子刘彊执意谦让,情愿退居藩国。出于父子之情考虑,实在难以违拗。因此,现在宣布刘彊为东海王,立刘阳为太子,改名刘庄。”

这样,刘秀给这哥俩儿换了个位置。

这哥俩儿易位无论在家里、在朝廷都是大事,而且极其深刻地影响到帝国的政治走向。刘彊也在心灵深处经受了一番剧烈的变化,说是一次脱胎换骨也并不夸大其词。

似乎一夜之间,不,其实是从老妈被废以来的数百个日日夜夜,刘彊渐渐长大了。

老妈郭圣通被废,已经在后宫彻底失去了影响力,河北集团也多少有点蔫了,刘彊觉得自己很是无助。这时,他的老师、宫廷侍讲郅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刘秀废皇后、易太子都是大动作,在朝廷都属于重要决策、重大行动,按说,他的如云的谋士、如林的武将,甚至于众多的亲朋故旧中,应该有人出来提建议出主意,但是,盯了半天,没有见谁出来说话,唯有郅老师在关键时候站出来说话。

不太正常嘛!

大家都干吗去了?

一个文人中的“猛人”——郅恽

郅老师是刘秀文臣中的猛人,很有个性,一生坎坷,特立独行,早年就是个愤青。

郅恽,汝南西平(今属河南)人,生卒年月不可考,但据推算可能跟刘秀年岁差不多,因为当年王莽横行、刘秀读大学时,他也是个典型的怀才不遇的知识青年。

郅老师少年时就胸怀大志,酷爱读书学习,经常手不释卷,对西汉博士韩婴的《韩诗》、严彭祖的《严氏春秋》以及天文历法造诣都很深。

同时,他的品行也颇受人好评。年仅12岁时,老妈过世,他就以超过礼制的孝行来表达哀思。

但是真正让郅老师青史留名的,还是他的为人耿直和直言敢谏。

同时,他的这种敢说别人不敢说的,敢做别人不敢做的,是建立在他的水平基础上的。郅老师理论水平极高,对国家政治和社会人生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而且他想到的就敢说出来,也敢做出来。

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当年王莽横行时,满腹经纶的郅老师就经常跟朋友感慨世道混蛋、民生艰难,企盼着能有仁人志士出现,来顺应历史潮流,力挽狂澜,建功立业。

郅老师本人也跃跃欲试,听说时任颍川郡太守逯并喜欢招贤纳士,他前去毛遂自荐。

不过,逯太守并不是什么有雄才大略的主儿,也不怎么识货,接受了他,只是让他在衙门里打打杂。

郅老师很恼火,大声斥责逯太守,说自己本来具备姜子牙、管仲的才华,是可以建功立业的,从没听说过有谁让姜子牙、管仲在衙门里打杂的!

他发了一通脾气,扬长而去。

在颍川惹了一肚子气,郅老师依然豪情万丈,又来到都城长安,直接向王莽上书。

他的这次上书也是一篇奇文,理直气壮,引经据典,言辞铿锵,说王莽应该停止祸害老百姓,把天下还给姓刘的。

郅老师这样的劝说,一般人谁也受不了,何况王莽。

王莽就像被打到了七寸,极为恼怒,立即把他打入诏狱,给他安个大逆不道的罪名,打算找机会砍了他。

后来,可能是反抗王莽、王莽要灭的人实在太多,官府顾不得杀他,他被大赦出狱。

一出来,他就与同乡郑敬一起南逃,来到苍梧(今广西梧州)。

不久,也就是公元27年,郅恽辗转来到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很不得意,百无聊赖。正巧,刘秀的积弩将军陈俊正在这儿用兵,准备收复扬州(治今安徽和县)。

陈俊早就听说郅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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