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本事的皇帝-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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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有点夸张，但用来说明当时学校之多、之盛，还是可见一斑的。

与此同时，很多地方私学繁荣，甚至堪与官学一比。

这个道理就很简单了：朝廷大力提倡发展教育，而官学难以满足广大干部群众的求学愿望。私学如雨后春笋般涌起，受到老百姓普遍的追捧。

这个时期，私学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超过了官学。

除了上面说的生源充足，私学师资队伍也很强大。

太学里的博士就那十几个名额，地方官学老师的编制也是很有限的，一大批饱学之士不能进入官学教师队伍，就自己办学授徒，其中既有今文经的学者，更有大量的古文经的信徒。

同时，一批熟悉经学的已经走上仕途的高级干部，甚至于已经在太学、地方官学进入教师编制的儒生，也在工作之余办学授徒。这既能扩大自己的影响，也能给自己搞点不菲的收入。

这是朝廷允许和提倡的。

由于古文经一直不能进入官学，它在私学大行其道，影响反而更大一些。

这样也多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刘秀虽然出身今文，但对于古文经信徒们的强烈诉求，并不是简单地排斥和拒绝，其实是用心良苦的。

只要言之有理，能够自圆其说，大家都来说经吧！

跟官学管理模式有所不同的是，私学的学籍管理较为松散。

私学的学生主要分为及门受教和着录弟子两种。

前者是指学生到场听课学习，亲身聆听老师或者老师委托的资深门生的讲经授课；后者则是指学生在名师门下挂名，而不必亲自到场听课，实际就是“挂靠学籍”。

前者一个老师名下的学生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上千人；后者就没谱儿了，学生达上万人的都有，反正没有名额编制限制。

谁有多少学生，往往是老师炫耀的资本和实力的象征；而投在哪个名儒门下习经，也同样是人们在学术界、官场的一块闪亮的招牌。

不容忽视和必须提出的是，在文化教育繁荣之际，古文经学不可避免地发扬光大了。

在朝廷层面，在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层面，古文经虽然没有列入官学教材，但是它的影响已经难以遏制。在郡县，它逐渐地、完全地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和社会文化的主流内容。

由于古文经注重言之有理，讲究训诂考据，坚持实事求是，理性和科学的成分明显多于今文经学，不仅在当时受到普遍欢迎，而且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为今天影响全世界的“汉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丰厚而坚实的思想基础、学术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汉学之肇始，在于刘秀同时倡导今、古文经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样，在刘秀的倡导下，帝国中央、地方都很重视教育，官学、私学都很昌盛，不仅培养了人才，传承了文化，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同时，刘秀还开了一个好头，此后他的子孙们也大都十分重视教育，使东汉一朝的文化教育水平达到了历史上一座引人注目的高峰。

刘秀对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有着极为深刻地理解，首次把尊文重教上升为国家战略，举全社会之力推进学习型朝廷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在当时和此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后人说刘秀是“最有学问的皇帝”，不仅是肯定刘秀本人的文化素质，而且显然包含了对他力推建设学习型组织、培养学习型干部的赞誉。

当然，刘秀“文以化人”的战略举措还不止这个，他还建立、恢复和完善了一系列礼仪制度，在匡正世风、创建文明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谓礼仪，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属于道德范畴，是社会意识形态，跟相关的制度一道成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

今天常说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是完全有根据的。

如果考据起来，我们的原始先民在跟大自然既相互博弈又和谐相处之中，就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

当然，这些风俗习惯有的是健康的，值得继承发扬的，也有的是粗陋的，应该批评和放弃的。

这种健康的良俗良习历经夏、商、西周三代的发展，凝聚成为一种规范人们行为，融合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包罗万象的社会准则，后世的学者称之为“礼制”。

那个时候，人们的一言一行，社会上的风吹草动，都要由这样那样的礼制管着。

到了东周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动荡不止，军事冲突不休，社会急剧变革，许多东西都玩完了，这种包罗万象的礼制也崩溃了，史家称之为“礼崩乐坏”。

但是，社会的发展毕竟是不可能离开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只是不要搞得太过分。

由秦至西汉初，秦礼和在其基础上与时俱进的汉礼，都是独立于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之外，专门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的。其中，秦礼博采各国之长，汉礼又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进行了变通，还是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

西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进行过大规模的改造，汉礼更加完备，更加系统，也更加便于实施。

而王莽摄政和篡汉以后，出于销蚀刘汉影响，彰显新莽特色的目的，为了改制而改制，对汉礼大加增删，把不少已经约定俗成、为老百姓普遍接受的东西搞得乱七八糟。

好在新莽存世时间很短，王莽搞的许多东西都很快被雨打风吹去。但是，王莽主政时大力提倡虚伪、卑鄙和残忍，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所谓的礼制也就没谁去多考虑了。

刘秀称帝之后，一直把重建礼制摆在重要位置，亲自倡导和主持制订覆盖社会各个方面的礼仪制度。

所以，他在位期间，汉礼得以浴火重生，并且结合实际得以与时俱进，重新得到发扬光大。

《后汉书》等史籍所记录的汉家礼制大约三十种，多是刘秀亲自厘定。

推行经学治国，至于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可以商量，甚至可以共同发展；大力提倡教育，至于官学还是私学都可以发展，甚至可以相得益彰，总之，只要能够牢固确立帝国主流文化思想、提高国人人文素质即可。

结束语　雄主之道，归于文化

本文写到这儿，应该收官了，我们用老百姓的视角浏览了刘秀的一生，从他呱呱坠地到辛苦求学，从回乡种地到扯旗造反，从投身艰苦卓绝、险象环生的疆场到在武攻文卫、纵横捭阖中总揽权纲，基本上已经介绍得差不多了。

但我从头看看，又觉得意犹未尽。

在收官的时候，理一理思绪，把刘秀之所以能够雄主天下，之所以能够成为最有本事皇帝的原因总结，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把刘秀在学习、打仗、用人、治国等方面的与众不同之处抽象一下，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这样做很困难，因为历史已经无法改变，而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因人而异，常变常新。

一切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值得人们玩味的东西，包括已经和正在远去的历史。当拂去历史的灰尘，拨开时间的浮云时，我们期望发现这些社会现象背后的真相和社会变化背后的文化。

一切都在变，唯有社会推进、时代变迁结晶而成的文化难以磨灭。

文化承接过去，铺设未来，融入国人血脉，指示社会演化，让我们无法拒绝。

刘秀，对中国政治文化有独特贡献，非常值得人们长期审视，深入探究。

探究文化，我们需要摒弃浮躁，平静心态，用心体会。

雷振，男，汉族，生于1965年，安徽宿州人，现为安徽党政干部。自幼喜欢历史，潜心研究汉史二十多年，读书笔记达八十余万字。

大学毕业后，雷振在省、市、县直机关工作二十多年，了解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权力运行的全过程。

历史，从另一角度说，也是一部政治利益关系调整史和政治权力运行史，本书则是真实历史和作者政治经验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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