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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部分

75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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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一代诗仙,走完了他生命的全程,但是他那一千多首惊天动地的好诗,却一路追随着不死的诗心翻山跨海,流传后世,让人读后怦然心动,仍然可以感觉到李白当年多感的心绪和天纵的才气。

【三 杜甫愁何在】

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睿宗太子李隆基在武德殿登基,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而在文坛上,大文学家宋之问因曾经依附武三思,被睿宗赐死;大文士苏颋袭封许国公;张九龄以道侔伊吕科为左拾遗。开元盛世的一些重要人物在这一年陆续登场,一场雄伟壮丽的历史大戏就此拉开了序幕。

就在这一年的正月,杜甫出生于巩县(今属河南)。杜家为官宦世家。杜甫十三世祖杜预是晋代名将,被人称为“杜武库”。他不仅善战,而且多才,注释过《左传》,是杜甫最尊敬的家族人物。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膳部员外郎,后来任修文馆直学士,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为“文章四友”,又是与宋之问、沈佺期齐名的诗人,是五言律诗的奠基者。所以杜甫很引为骄傲地说:“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

杜甫有一个叔父叫杜并,是杜审言的次子。十六岁时,因父亲被人诬陷关押,杜并孤身杀了仇家,为父亲报仇雪恨,结果自己被人当场打死。这种极端的复仇行为,在当时为人们所嘉许。杜并因此被称为“孝童”,名士苏颋亲自给杜并作墓志,刘允济作祭文。叔父这一悲壮的义举,一直让杜甫有无尽的遐想。

杜甫的父亲杜闲曾任兖州(今属山东)司马、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母亲崔氏是清河世家大族崔家的女儿,正如杜甫所说的“舅氏多人物”,“吾舅尽知名”。崔氏在杜甫尚未记事时便故去。杜甫字子美,排行第二。哥哥早夭,弟妹都是继母卢氏所生。杜甫幼年时一直寄居在东都洛阳建春门仁风里二姑母家。他少小体弱多病,二姑母为人贤德,对杜甫关爱备至,胜过亲子。有一次,杜甫和表兄弟都染上时疫,二姑母总是先照顾杜甫,然后照顾自己的孩子。结果杜甫的病一天天好起来,而二姑母的儿子却病死了。杜甫长大后从仆人口中听说了这段故事,非常感动,还为这位“先人后己”的姑母写了一篇墓志。

杜甫少年时代长时间居住在洛阳。洛阳为唐代东都,其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并不亚于长安。洛阳的繁荣昌盛、物阜民安令杜甫激动,洛阳的声名文物也熏陶渐染着杜甫,他从小就有机会受到各种文化艺术的熏陶,这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杜甫在十四、五岁时,已在洛阳文坛崭露头角,小有名气。大文豪李邕、诗人王翰、进士崔尚和魏启心等人都非常重视他,后二人还把他比作汉代的史学家班固和文学家扬雄。他还经常出入达官贵人的府邸,结识了岐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并因此结识了著名的梨园人物李龟年。杜甫有诗《壮游》回忆当时的生活:“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欲物多茫茫。”

年轻的杜甫生性豪爽,嗜酒如狂,嫉恶如仇,经常藏否人物,褒贬是非。这是才高者的共同习性,也是才高者的共同悲剧。杜甫的这一性格特征,为他后来的困顿失志、颠沛流离埋下了伏笔。

当时正是“开元全盛日”,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即所谓“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如此盛世,为爱好旅游的诗人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尤其是四海平定,四方来朝,大统一的版图使得文人们的远足范围大为扩大,能够游历于漠北、岭南、大河上下。漫游被广泛认为是惊险而浪漫的经历,因此成为盛极一时的风尚,文人们无不争相趋之。当时的名诗人们大都有过游历的经历,如孟浩然曾往来京洛,纵游吴越,西抵巴蜀,南下湘桂;李白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五岳寻仙,名气更大;岑参多次赴边塞,远至安西北庭等绝域,鞍马风尘,刀光剑影。

杜甫的第一次漫游除了受当时风尚的影响,也是希望能通过漫游结识各地名流,干谒行卷,彼此揄扬,造成声名,以便科考时较有希望录取,或能被有声望有势力的州郡长官及边帅举荐,为将来步入仕途做些准备。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杜甫到东都洛阳去参加进士科考试。他当时狂放不羁,极为自负,连历史上的屈原、贾谊、曹植、刘桢等大文学家也没放在眼里,满以为凭着他的才学,功名唾手可得,从而施展抱负,平步青云。但结果却是科场落第,懊恼之情,难以名状。于是,他带着蔑视考功郎的傲气,到齐赵平原,作第二次漫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的名作《望岳》便是在此期间写成。结尾的两句是流传千古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流露了诗人的不凡气度,以及开阔的胸襟。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杜甫结束了漫游生涯,回到洛阳,在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下修筑了陆浑庄土室,在这里住了好几年。这期间,他与司农卿杨怡女结婚。婚后,夫妻二人伉俪情深,相濡以沫,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夫人杨氏一直陪伴杜甫走完人生的历程。

天宝三年(744年)的春夏之交,杜甫在东都遇到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大诗人李白。两人一见如故,一反文人相轻的千古陋习,倾心交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同年秋天,李白和杜甫同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一带),和诗人高适相遇。三人一同登上单父(今山东单县南)的琴台,感慨万分,发思古之幽情。然后又同去梁园(今河南开封)酒楼开怀畅饮,即兴赋诗,指点江山。不久,杜甫和李白、高适分别,李白南下江东,高适回到梁宋,杜甫则打算西去长安。杜甫与李白依依惜别,但从此以后两人便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面。

天宝五年(746年),杜甫来到魂牵梦萦的长安。希望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谋取官职。此时当权的宰相,正是以妒贤忌能、阴险奸诈著称的李林甫。

唐朝从太宗李世民开始,有皇帝面试取士的办法,渐而形成制度。天宝六年(747年),玄宗遵循祖制,下诏“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应试,对策听选,意思就是皇帝亲自主持面试,然后授以官职。宰相李林甫忧惧士子在面试时会揭发自己贪权不法之事,想阻塞天下言路,便对玄宗说:“这些人都是贫贱寒士,不知道忌讳,只能以狂妄的语言污浊圣上,还是让尚书省长官考他们吧。”建议首先由各郡县长官进行初选淘汰,然后再由尚书省长官试问。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经过李林甫的精心安排,结果,全部应试者没有一个人通过。这样一次全国性的公开招贤考试,居然没有一人合格。消息传出,朝野震动,舆论哗然,李林甫却上报称贺,说是政治清明,“野无遗贤”。杜甫也因此在仕途上遭遇了第二次遇挫。

此后,杜甫生活日渐贫困,“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经常饥寒交迫。他的族孙杜济当时住在长安南郊,杜甫时常厚着脸皮去打秋风。杜济生活也不富裕,对杜甫老来蹭饭十分不快。他表面不说什么,但打井水淘米,便故意摆动水桶;到园中摘菜,也放手乱摘一气。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放下架子,向一些达官贵人投诗,陈述自己的困境,或明或暗地请求对方给予提携,但却是无功而果。于是他又想效法汉代杨雄、司马相如,通过献赋来求仕。

天宝十年(751年)正月,玄宗举行大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李唐王室宗庙)、天地。杜甫趁机献了《三大礼赋》,终于得到玄宗的赏识,诏令由李林甫出题,在集贤院试杜甫的文章,等待朝廷任命。这一等,便是四年。到天宝十四年(755年),才补了一个河西尉的小官,县尉的官阶为从九品,主管一县治安,杜甫拒不赴职,又改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一个掌管京城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小官,官阶是从八品下,略高于县尉。杜甫哭笑不得,十年奔波,仅获此微职。但迫于生计,他只好屈就。就是这么个小官,他也没当几天。

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杜甫正回家探亲,在奉先与家人团聚。杜甫先带着妻小从奉先北上三川,到了鄜州(今陕北富县),听到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便打算前去投奔。但举家行动不便,杜甫安顿了家属,独自一人赶去灵武。他先来到延州(今陕西延安),在城南七里的小河(后改名杜甫川)稍作停顿,在从延州往灵武途中,被安史乱军俘获,并押解回到长安。

大劫难后的长安,满目疮痍,遍地狼藉。叛军四处劫掠,滥杀无辜,城中无时无刻都弥漫着血腥味。杜甫目睹沦陷后的长安面目,写了一系列“诗史”名作。《春望》便是在这期间所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首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里面既有纯属个人的心绪,也有与时代相通的气息。

至德二年(757年)正月,洛阳叛军发生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与严庄、李猪儿合谋杀掉。消息传来,长安城中人心浮动。这一年的二月,肃宗进驻凤翔,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叛军开始处于不利的位置。许多被押在洛阳的唐官员趁机逃跑,有些人潜逃回长安,带来了最新的消息。于是,长安城中的人纷纷投奔到凤翔。杜甫也决定逃走,他来到怀远坊大云寺,寺主赞公和尚赠给他盘缠和衣服。杜甫化妆后悄悄溜出金光门,直奔凤翔。

经历了千辛万苦,杜甫终于在凤翔见到了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样子相当狼狈。肃宗任命他为左拾遗。左拾遗是一个谏官,是给皇帝的政事提意见的,官阶为从八品上,官品虽低,却是属于所谓的“近臣”。肃宗还在授官诰文中写道:“襄阳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杜甫当时入仕不满一年,之前不过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官,遭遇战乱后,能够担任相当于天子近臣的谏官,心情相当激动。他感激皇恩浩荡,连请假去探望家人的愿望也没有说,就意气风发地投身到中兴大业中,但是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被卷入到房琯事件中。

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名臣房玄龄第五代孙,父亲房融是武则天时宰相。房琯少年时在陆浑伊阳山读书十多年,与杜甫是“布衣之交”,清人熊宝泰《杜甫》诗云:“千秋诗史有谁知?房杜交深患难余。”由此可见房琯与杜甫关系非同一般。房琯在当地方官时能除暴安良,所到之处多有遗爱。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幸蜀,房琯闻风追赶,当日就被拜为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一步登天,当上了宰相。房玄龄、房融、房琯是历史上有名的房氏“五代三宰相”。

至德元年(756年)八月,玄宗听说肃宗在灵武即位后,便派宰相韦见素、房琯到灵武册封肃宗。肃宗记恨韦见素原来依附杨国忠,因此对其相当冷淡,却故意对房琯虚心以待。房琯见到肃宗后,大言国事,慷慨激昂,肃宗大为感动,之后军国大事多与房琯商议。

房琯喜接宾客,好发议论,多方引荐提拔知名之士,但其为人轻鄙庸俗,群臣多对其不满。当时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到灵武来拜见肃宗。贺兰进明曾在张巡、许远守卫睢阳时拥兵自重,见死不救,但这样的人却能得到肃宗的信任,并委以重任。贺兰进明与房琯曾是政敌,便利用玄宗、肃宗父子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诬陷房琯说:“晋用王衍为三公,崇尚浮虚,以致中原板荡。现今房琯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引用之人皆是浮华之辈,与王衍无不同。陛下用琯为宰相,恐非国家之福。再说房琯在成都辅佐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领诸道节制,且置陛下于沙塞空虚之地,又布其私党于诸道,使统大权,其用意是不管上皇哪一个儿子得天下,他都不失富贵,这难道是忠臣应该做的事吗?”意思是说,房琯是墙头草,既忠于玄宗,也效力于肃宗。从此,肃宗开始疏远房琯。

房琯见自己失势,便想立下盖世奇功来赢回肃宗的信任,于是主动请求率军出兵,从叛军手中收复长安洛阳。肃宗同意了。房琯不懂军事,便任命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为参谋,军务全部委托于李、刘二人,但偏偏这二人也都是书生,不谙军事。出兵前,房琯大放豪言说:“叛贼曳落河(胡语,壮士的意思)虽多,安能敌我刘秩!”

至德元年(756年)十月,房琯兵分三路:裨将杨希文率南军,从宜寿(今陕西周至)进军;刘贵哲率中军,从武功进军;李光进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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