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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笕ㄔ谖眨谑蔷凸室馕痹炝艘环獍猜簧礁菜妓车男牛萌思僮八托牛缓笤阡爻敲趴谧プ〈巳耍赘ⅰＭ被沽芯倭税菜妓车�7条罪状，请求玄宗处死安思顺。
玄宗对哥舒翰与安思顺的旧怨相当清楚，甚至还充当过和事佬让二人和解过。此时，他不是不明白安思顺是被哥舒翰诬陷，但此时正值需要哥舒翰之时，就不得不牺牲安思顺了。安思顺自然也不甘心坐以待毙，派人贿赂巴结杨国忠，请杨国忠出面求情。然而，玄宗为了笼络哥舒翰，已经下定了决心。天宝十五年（756年）三月初三，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都被处死，家人流放到岭南。
哥舒翰受命于危难之际，却利用国家的危难来对付政敌。如此胸襟之人任唐军主帅，唐军不免危矣！后世史学家评论说：“哥舒翰废疾于家，起专兵柄，20万众拒贼关门，军中之务不亲，委任又非其所。及遇羯贼，旋致败亡，天子以之播迁，自身以之拘执，此皆命帅而不得其人也。”（《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
杨国忠出力营救安思顺不成，开始意识到哥舒翰已经对自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从此开始畏惧哥舒翰。
当时天下人都认为安禄山叛乱是因为杨国忠骄横放纵所致，无不对杨国忠切齿痛恨。甚至连安禄山起兵也是以讨杨国忠为名，可见杨国忠声名狼藉到了何等地步。部将王思礼力主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曾经暗中劝哥舒翰说：“安禄山起兵是以诛杨国忠为名。我们应该用汉挫七国之计（指汉景帝杀晁错一事），您只要留兵3万守关，率领其余精锐回京师诛杀杨国忠，大事可成！公以为如何？”哥舒翰摇头不应。王思礼又道：“若是给皇上上表请求诛杀杨国忠，皇上未必会同意。我愿意率领30骑人马，回长安劫取杨国忠到潼关，如此，公可斩之。”哥舒翰愕然道：“若如此，真是哥舒翰反，不是安禄山反了。此言何可出诸君口？”于是，王思礼不敢再说。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
『注：王思礼，高丽人。青年时入居营州（今辽宁朝阳），以功授右卫将军、关西兵马使，曾跟随哥舒翰征九曲。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加金城郡太守。翌年，兼太常卿，充元帅府马军都将，从讨安禄山叛军。关于此人，在马嵬驿事变中还会提到。』
不久，王思礼与哥舒翰密谋一事便传到杨国忠的耳朵里，有人对他说：“现在朝廷重兵都在哥舒翰之手，如果哥舒翰回军西指，你的性命就难保了。”杨国忠闻言后大为恐惧，急思对策，然后对玄宗说：“兵法‘安不忘危’，潼关虽有重兵把守，但后面再无兵，万一失利，京师就很危险，请选监牧小儿3000于苑中训练，以防万一。”玄宗觉得这话有理，立即让杨国忠去办此事。杨国忠迅速招募3000精兵，日夜训练，由他的亲信剑南军将李福德、刘光庭分别统领。杨国忠还是不放心，又奏请招募10000人屯兵于灞上（今陕西西安东南），由心腹将领杜乾运统领，名义上是抵御叛军，实际上却是为了防备哥舒翰。
哥舒翰得到消息后，知道杨国忠的部署都是针对自己，怕遭暗算，背后受敌，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上表，奏请将驻扎在灞上的军队归潼关军队统一指挥。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一，哥舒翰以商讨军情为由，将杜乾运召到潼关，随后借故将其斩首，由此吞并了灞上军队。
经历这次事件，哥舒翰和杨国忠二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由暗斗发展到明争。杨国忠得到这一消息，愈发恐慌，对儿子说：“吾无死所矣！”近在咫尺的哥舒翰的存在，使他有如芒刺在背。而哥舒翰同样终日不安，但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诛杀杨国忠。后世有句著名的话：“自古未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哥舒翰的迟疑不决不但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大唐的天下。
前线主帅与后方宰相的内讧，消耗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哥舒翰忧心忡忡，“恐为国忠所图”（《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病情也因此加重。他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处理日常军务，只好把军政大事委托给行军司马田良丘，田良丘不敢专断。哥舒翰又让部将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王思礼、李承光二人则忙着争权夺利，难以配合，全军号令不一。加上哥舒翰到了晚年，因位高权重，军纪虽然一如既往，但却不关心士卒疾苦。监军宦官李大宜在军中时，不但不管事，还整日以与将官赌博、饮酒、弹琴为乐，而普通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玄宗派人慰劳军队时，士兵反映缺少衣服，玄宗特意做了10万战袍赐予军队，但哥舒翰却压住不发，以至兵败之后，衣服仍藏在库中。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征战，却连最根本的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自然心中充满怨恨，由此导致了上下离心。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哥舒翰统兵“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有威无恩，正是哥舒翰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
就在哥舒翰固守潼关、与杨国忠明争暗斗的这段时间，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激起当地百姓的无比愤怒，大失人心。平原太守颜真卿、常山太守颜杲卿等率军民奋起抗击叛军，河北多郡相继响应。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先后率军出井陉，入河北，在九门、嘉山等地，接连大败史思明部，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叛军东进、南下又被张巡、鲁炅阻于雍丘和南阳。安禄山前进不得，后方又受到威胁，军心动摇，打算放弃洛阳撤回范阳。战争形势出现了明显有利于唐军的转机。
这期间，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曾向玄宗建议：发兵北取范阳，迫使潼关、洛阳一带的叛军主力回师援救范阳，以减轻潼关叛军重兵临关的巨大压力。这是非常高明的战略，能够使唐军实现转守为攻。但玄宗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没有同意郭子仪的建议。
自从安禄山叛乱开始的一刹那，玄宗便开始一杆子打死地不相信手握重兵的将领，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封常清和高仙芝的根本原因。之所以重用哥舒翰，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哥舒翰有多么能干，有多大的威名，而是因为哥舒翰是安禄山的死对头，他绝对不会转身跟安禄山联合。对人事的任命竟然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足以证明玄宗本人完全失去了盛唐时期的英锐。而郭子仪本人后来的几经沉浮，也充分说明皇帝们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生怕统兵的将领们兵权和功劳太大，以致出现第二个安禄山。这也直接导致了唐朝廷开始任用宦官来执掌兵权，成为后来唐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哥舒翰在潼关始终采取了固守的策略，据守天险，阻叛军于潼关之下。叛军主力徘徊于潼关之下，长达半年之久，却始终无法逾越天险，西进一步，成为令人难堪的胶着状态。哥舒翰担心玄宗怪他不肯出战，之前多次向玄宗上言，强调自己固守的策略：“禄山虽窃河朔，而不得人心，请持重以弊之，彼自离心，因而翦灭之，可不伤兵擒兹寇矣。”（《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
安禄山见强攻不灵，便命部下崔乾祐事先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率4000名老弱病残的部队屯于陕郡，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但哥舒翰不为所动。他心中非常清楚，尽管他手握所谓的20万大军，但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人多而不精，且全无斗志，所以他坚持闭城。但哥舒翰忘记了，在他背后，还有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盯着他，正寻找机会除掉他。
天宝十五年（756年）五月，玄宗接到叛将崔乾祐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的情报，此时满朝文武正为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取得的大捷而兴奋，玄宗乐观地估计了战局，求胜心切，下令哥舒翰转守为攻，立即出兵，收复陕郡、洛阳一带。为此，玄宗还特意卜了一卦，卦相显示说：“贼无备，可图也”。
哥舒翰闻讯大惊，立即上书玄宗，认为：“安禄山久习兵事，现在公开叛唐，欲攻长安，不可能不设防。一定是用羸弱之兵来引诱我们，如果出兵，正中其计。再说叛军远来，利在速战，我军据险扼之，利在坚守。何况叛军残虐，失去人心，兵势日蹙，将有内变，那时乘机攻击，可不战而胜。现在诸道兵还未集，形势对我们并不十分有利，应该缓以待之。”
从奏表上看，哥舒翰与当初高仙芝、封常清二人守潼关时的观点完全是一样的，都是主张坚守潼关，然后派朔方军北取范阳，占领叛军老巢，促使叛军内部溃散，这一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策略在当时是切实可行的。
不仅是哥舒翰，就连身处河东前线的朔方军主将郭子仪、李光弼也持相同的观点。二人在奏书中说：“翰病且耄，贼素知之，诸军乌合不足战。今贼悉锐兵南破宛、洛，而以余众守幽州，吾直捣之，覆其巢窟，质叛族以招逆徒，禄山之首可致。若师出潼关，变生京师，天下怠矣。”（《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八·哥舒翰传》）主张派大军直捣安禄山老巢范阳，俘获叛军妻子以为人质，叛军内部必溃。颜真卿也上言道：“潼关险要之地，屏障长安，固守为尚。贼羸师以诱我，幸勿为闲言所惑。”其它反对哥舒翰出战的奏章也如雪片般飞向玄宗的案头。
就在玄宗迟疑不决的关键时刻，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不肯出兵是意在谋己，为了调虎离山，立即对玄宗说：“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玄宗久处太平盛世，不懂军事，于是轻信了杨国忠的谗言，连续派遣中使催促哥舒翰出战，以至往来使者“项背相望”。不久，又下手敕严厉指责哥舒翰说：“卿拥重兵，不乘贼无备，急图恢复要地，而欲待贼自溃，按兵不战，坐失事机，卿之心计，朕所未解。倘旷日持久，使无备者转为有备，我军迁延，或无成功之绩，国法具在，朕自不敢徇也。”并派宦官边令诚前去督战。玄宗已经完全失去了年青时的精明头脑，急于求成，对敌我力量对比作了错误的判断，加之听信谗言，刚愎自用，驱使唐军自寻死路。
备受压力的哥舒翰见皇帝降旨严厉切责，知道势不可止，于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四领兵出潼关。出关前，哥舒翰似乎已经预料到此战必然失败，不禁抚膺恸哭。兵法云：“将能而君不驭者胜。”而现在哥舒翰处处受到朝廷的掣肘，明知不该轻易出关，却因被诏命所迫，不得不出战。可以说，他是怀着视死如归的悲痛心情踏上了征程。从根本上说，失败将不可避免。唐军主帅的阵前痛哭，昭示了一个王朝无可奈何的没落。
六月初七，哥舒翰军与叛军崔乾祐部遭遇在灵宝西原（在今河南省西部）。六月初八，两军交战。灵宝南面靠山，峰峦陡峭；北临黄河，波涛汹涌；而中间是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可谓是用兵的绝险之地。崔乾祐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自领老弱病残兵与唐军交战，且战且走，以为诱敌之计。
哥舒翰与行军司马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观察军情，看见崔乾祐兵少，就命令大军前进。王思礼等率精兵5万在前为前锋，庞忠等率10万大军殿后，哥舒翰自己率领3万人在黄河北边的山头上观战，并击鼓助威。两军一交战，叛军故意示弱，偃旗息鼓而逃。
王思礼见四周地势险要，不敢贸然前进，只是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叛将崔乾祐竟带着羸兵前来挑战。他们队列不整，东一堆，西一簇，三三五五，散散漫漫，简直就像从未习过队列的百姓。唐军土兵见此境况，不由地发起笑来。不待王思礼发令，唐士兵就抢先突进。眼看追及叛军，叛军却马上偃旗退避。王思礼于是挥兵直追，庞忠等接应部队亦随后跟进。于是两军争先恐后地拥入山峡，只见两旁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一条越来越窄的隘路，令人毛骨悚然。王思礼感到不妙，停下观望。
此时，哥舒翰一见地形，便立即发现中了崔乾祐的奸计，想要摆脱困境，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乘浮船在黄河中流指挥战斗。当时制高点为叛军所占领，情况十分危急，唯一的出路只有奋勇向前，冲破前面叛军的堵截，杀出一条血路。哥舒翰见崔乾祐兵马不多，便督促将士奋勇前进。由于山道狭窄，唐军如同滚竹筒中装满的豆子，只能一个挨一个前挤后拥地向前滚。
此时，叛军伏兵突起，居高临下，从山上投下滚木擂石，唐军将士全部拥挤在隘道，兵力难以展开，死伤甚众。哥舒翰急令用毡车在前面冲击，试图打开一条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