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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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凡伊摇９�99年的战役，中国方面之死伤率达60％一70％，很少生还。公元前119年的战役，汉军虽获胜，但是14万马匹出塞，不到3万南归。武帝长久的御宇期间，前后执行这样的战役8次。除此之外他也出兵朝鲜，其平西南夷，已深入今日之越南，并且也在青海与藏人交兵。
政府征发与农民生计
全部战费为数几何？司马迁略称内地输送64石的粮食只有1石运达前方的说法，虽然不能在事实上认作确切无讹，但他这句话至少暴露后勤问题的艰巨。并且武帝之战略在于巩固边防，当敌方威胁既除，便大规模移民实边，因之耗费更多。很多筹款的办法因而产生，包括向商人抽资产税，抽舟车许可证税，以赎锾代刑罚，政府专利于盐、酒及铁，又直接参与经商。这种种征发，以及战事本身都使中央集权之趋势有进无退。以下尚待说明，皇帝亲自与闻军政，与汉朝宫廷之政治有极大的关系。
汉武帝是否因他的军事行动而折断了帝国的脊椎骨？历史证据不容我作这样简单的结论。即在匈奴战事最高潮之际，中国境内的繁荣并未受影响。此中矛盾也给关心中国历史之人士一个机缘检讨一个具有恒久性的问题：从纪录着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其中情形以战国时代魏国之李悝所叙最为剀切。及至班固在公元第一世纪作《汉书》时，犹觉得这故事中有关税收及财政一节在当日仍息息相关。他所说李悝的计算，有如下述：
一个农夫，带家室共五口，治田一百亩。每亩出粟一石半。全年收获为一百五十石。土地税十分之一，除去十五石，尚有一百三十五石。每口食粮每月一石半，五口全年食用共消耗九十石。一百三十五石除去九十石，尚存四十五石。每石值钱三十文，剩余四十五石共值一千三百五十文。除去地方举办祭祀等公益三百文，可以作为家室用度的为一千零五十文。衣服每人应费三百文，五口共为一千五百文，不足四百五十文。此外治病与丧葬之费不计，而因军事动员之额外赋税又不计。
李俚补救之策是由政府襄助出粜谷物。当粮食在市场剩余时由官方收购，不足则官方抛售。在武帝时代此项政策由治粟都尉领大农（粮食部长兼代财政部长）桑弘羊主持。桑从商人出身，在此时兼替公家牟利，以筹措一部分收入，补足军费。这办法一经他起用，以后在很多的朝代里，还一再的被仿效。
上述李悝的计算成为中国专制时代的一般准则，与长城同样恒久不灭。其数目字可以因时期而不同，但是这公式与原则即罄历史家记忆也莫不如此。在这种政策下，农民总是被迫去开发生田，一到耕地经营成熟，总是用精密之工作去增加生产。所以中国农民虽不受庄园管制，享有理想上之自由，每家农户也是自耕农身份，也算得是一个小本的生意人。只是由于本地市场之窄狭，他们也经常受高利贷及各种盘剥之苦。当政府收购或出卖粮食时，其业务非一班文学之士的官僚所能胜任，也缺乏适当之法律足以保障程序之圆满。简而言之，政府经商涉及变动的数字，而农业之管制方式，则视一切为定型。此中之缺乏协调，经常不断地在中国历史中产生悲剧。当中得注意的是，以后有些朝代企图部分地使其财政商业化时，总遇到强烈的反抗，没有一次能有长久及圆满的结果。以汉代来说，桑弘羊即死于非命，由此也可揣想，其规划无成功的希望。
中央集权的程度既已如是，中国之官僚对于佃农之出现不得不重视。政府的实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食及人力为准则。大凡地主一出现总有威胁这税收基层之趋势。以上述例子看来，小自耕农亦无力再供应一个地主。只是中国的作法通常忽视这全般情势，仍受中央集权的影响。他们倡导小自耕农而不满于地主，已半将他们自己管制的方便，混杂在人道的立场内。固然，只有均平主义而无经理上之纵深，在经济思想上不能算是圆满周到。可是另一方面，既有全部集中筹谋之必要（如对付匈奴来犯），我们也不能指斥全部措施为“错误”。可以断言的则是，税收与土地占有有密切的关系，二者也需要与中枢行政配合。如是之牵扯构成中国宏观历史中之一大固定特色。
武帝期间之征发，民不堪命是对以上情形而言，这已由司马迁和班固提及。汉代尚赋予省级（郡）官僚相当的权力，他们可以选用手下的官僚，但是下端亲民之官，则始终缺乏封建体制里领主与封域的密切关系。它的税收为土地上之收获的1／15（不及7％），人头税为每个成人每年120钱。再有兵役，可以令每个及龄壮丁赴前方征戍3日，或付代役金300钱。对汉代国富而言，此税率不能算是极苛，但是征收时系全面的课予全民，不管农户是否仅有田5亩。到了农村，税则全部有条理的执行。武帝期间已有人指责，实付税数超过法定“数倍”。此中有一蹊跷，例如公元前108年皇帝巡视各地时，很多郡守因筹备供应不及而被责，两个郡守甚至自杀谢罪。可见得在后勤方面讲，上级已用最大的压力加予下级，不仅到头仍有不如意之处，而且理想与事实之间差距极大。
武帝去世后他的积极筹边政策已被放弃。所幸不久之后匈奴也不能维持他们的团结。中国方面于公元前72年再遣发远征军及于草原地带。到了公元前55年，匈奴分裂为五部自相征伐。南匈奴随后降汉，接受了中国的名号，使汉廷再将边防的卫戍减少。
外戚专权
可是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已产生了一个皇帝外戚得权的成例。刘彻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也深恐自己的权力落入他人之手。在他的私生活里，他不能忘情于女色，因此而发生不少周折。在军事行动中他对自己所宠信的将领赏赐过厚，而对其他人则处分过厉。总之，在征匈奴诸役的过程中他集结了庞大的权力，既不能使之制度化，也不便让人代理。李广为能将，得人心，汉军及匈奴对他有同样的敬畏，可是始终不得封赏。在最后一次征战之中，他被逼迂回，终在行军时失道。大将军卫青，是皇后卫子夫之异母弟，扬言要报告皇帝听候御前处分，李广羞愤之余，引刀自裁。但另一面，卫青的三个儿子尚在孩提之中，巳因父亲的军功封侯。另外一个将军霍去病是皇后的外甥，也始终受皇帝恩宠。各方传闻前线将土饥不得食，霍去病行军之厨车南归时犹有剩余之珍品，皇帝也置之不问。只因霍去病英年早逝，不及封上大将军名号。后来此名号落在他异母弟霍光头上，而霍光终生未帅兵出塞，可是却成为朝政纠纷的中心。
武帝既殁，霍光为摄政，辅助一个八岁的小皇帝，如此13年，这髻龄的皇帝也未有子网而先殁。霍光与皇后商议之后迎立一位皇子为帝，才27天，他认为这皇嗣不符合他理想的尺度，废之而更在武帝的另一个后裔。他才18岁，旁人指出他和霍光乘坐同车之时表现着极度不安的形色。
可是霍光也并没有成就无人敢与之争的权威。公元前80年他执行了一次整肃，反对他的一派多人被处死，包括前述执行武帝财政的桑弘羊。现存的史料根据当日朝廷纪录写成，内中指出这些人意在谋反，企图罢废皇帝，而另立其他一位皇子。可见他们与霍光之冲突，可以追溯到很多小心眼的争执和家室间的纠纷上去。
但是霍光的行政措施，在当时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可谓深得人心。他在执政期间对武帝好大喜功的边防政策有了明显的收敛。在他主持国务的20年间，赋税已经豁免和降低，和匈奴的淡判也在开始。公元前8l年朝廷主持了一伙有关盐铁专利政策的公开辩论。之后政府放弃了酤酿的专利。
皇权的性质
综合说来，汉武帝刘彻和霍光不可能一眼看穿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作为的真意。即使千百年后，想要全部洞悉，仍至为不易。在讨论他们的行为与个性之余，很少人曾想及的则是，中国的皇位乃是世间无从合理维持的一种制度。皇帝非神，而兼二者之性格。他不合理而又非全不合理，也是脚踏两条船。他不能如儒家之采取人本主义，也不能加法实之全部铁面无私，而又要兼顾两家之长。即在专制时代的初期，皇帝已任用13万个官僚去治理6000万的人民，他所能凭借的手段极少，而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一面须通过无数的矛盾与暖昧，一面又要有威权和气魄。
一个带有同情心的读者可以领悟到天子之责为“天子”，乃是不意之间被命运派去处理一个局面。如果我们借彼观此，可以想见密西西比河会更换河道而趋向弗罗里达入海；一次旱灾、蝗灾会使爱荷华及堪萨斯全部颗粒无收；而北方与加拿大为邻的国界大部为沙漠，当中只有很少的几个绿洲。汉朝的皇帝以天下第一的农夫自居，不时发出通告，表示对人民生计的关怀。我们无从指斥其余部为矫揉造作。因为他们向小自耕农抽税而倚之生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只是从一种比喻看来，他们所设计的制度和行政的方式，也还是倒金字塔式，上重下轻。越去权威愈远，与原来没想之间的差误愈多，所以权力务必凝聚在上。有时理想中的至美至善和实际情形的差异可以大得惊人。
西安朝廷中。半宗教性的安排增强了皇帝的地位。他是人世间最后的威权，他的仲裁带着神权的判断力量。在这种作风下，制造了一种权力政治的传统，视一切技术问题为道德中的是非。即在今日，此种习惯仍在不少事例中出现。要是站在上端的人物不能摆脱人的弱点时，当朝中换班或政策改变之际，各项阴谋与诡汁可能泛滥到无可收拾，及于宦廷内外。
霍光于公元前68年在平静的情况下去世。但是两年后的一次政变使他的妻儿及多数的亲眷丧生。但一连串事件仍方兴未艾，外戚仍在宫廷之内的政治内幕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大将军仅为朝中名号，已不参与边境之征讨。传统上这一职位总是为皇帝的姻兄或舅父把持，实际上居其职者总是一个政客，而不复为高级将领。总之他倚此名位声势使朝臣失色，并且威震不离宫闱之间的人主。这传统上之成例一经树立，以后只有继续展开，终至王莽篡位。
王莽的改革
王莽是中国历史中最离奇的角色之一。他一方面被指斥为翼位者、伪君子和操纵言论的好手，可是另一面也被恭维为理想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带革命性的人物。环境上显示他可能有些性格接近上述评断，可是没有一个简单的称号足以将他一生行止归纳无余。好在我们以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研究历史，用不着将他详尽的传记搬出。
王莽是汉朝皇太后的侄子，他也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另一个皇帝，因而又成了皇后的父亲。他自己于公元前一年为摄政之前，她的三个叔父和一个从兄已相继以大司马、大将军的名号辅政达28年。当时汉代宫廷陈腐无生气，如果王莽能在此时振衰去弊，他的功业可能使历史家刮目相看。只是他夸大不实，因此他以华美的言辞所作的各种公告更带着盲人瞎马的成分，他的矫揉造作也更不可宽恕。
他所对付的问题不难阐释：汉朝以庞大的农村经济为基础，因为这样的结构，朝廷也只能以公众的精神作为施政方针。只是这时候汉朝的存在已两百年，宫殿和外戚因恩泽封侯者谓之“内廷”，和其他百官公卿之“外廷”对立。后者一般由资历晋升，多数成员对儒家仁民爱物的观念颇为重视。也在这同一时期之内，一般农村内的人力与田地，向来构成向帝国当兵纳税之基础者，有逐渐落入私人手中的趋势，时人称之为“兼并”。这现象一出现，日后这些资源即逃出政府的掌握。这一问题也与2000年的帝制政府结下不解缘。
由于土地税系从每一亩之田地抽纳，人头税也以每个人为单位，照理他的易主（包括为奴隶的贩买）不应当影响到税收的多寡。可是这种情形却出现于古代的农村之中，税收的底册不可能随时修正反映到实际的情况，即同时的罗马帝国也有类似的情形。不管当初的底册是用何种精密的方法调查而得，以后各地都只存在一种硬性的定额。中国以户口为单位，每每因人口迁移、财产易主而造成税收短绌。地方政府解决这问题的捷径，乃将应收数额转嫁在其他户口头上让他们补足原数。可是如此一来只会引起人户逃亡，亏额更大，坏影响之所及也成螺旋式增大。原来税率轻，处理不得法，可能令纳税人民不堪命。税重，甚至可以逼迫良民为盗匪。除此之外只有减除税额，只是这办法也会在官僚机构之中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