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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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登基到离世，乾隆基本上都是按这个日程生活，六十多年没有变化。
历代皇帝临朝，都是大臣们齐集之后，皇帝大驾才姗姗而来。可是在乾隆朝，却屡屡出现皇帝枯坐宫中，苦等大臣不到的情景。其原因不是乾隆朝的大臣们特别傲慢或者懒惰，而是因为皇帝起得太早了。每天微露曙光之际，皇帝就已经穿戴整齐，做好准备，静坐宫中。经常是太监们出去看了好几次，大臣们“始云齐集”。皇帝等得不耐烦，只好“流连经史，坐以俟之”，看书来打发时间。以至于皇帝经常发火，降旨要求群臣提前上班：“凡朕御门听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会齐集否。数次之后，始云齐集。即今日亦复如是。诸臣于御门奏事，尚且迟迟后期，则每日入署办事，更可想见。”又说：“近见各部奏事，率过辰而至巳（相当于今日晨七时至九时之间），朕昧爽而兴，惟流连经史，坐以俟之而已。此岂君臣交儆、勤于为治之义耶？”
即使生病，乾隆也照常工作。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他连日宴请外藩蒙古，召见大臣，身体疲惫，又患伤风感冒，整天咳嗽不止。御史朱续晫趁机上奏折，请皇帝注意休息，这几天要减少工作量，“寡欲以养身，握要以图政，谨持大纲，保养精神”。不料乾隆并不领情，反而批评这名御史说，暑去寒来，气候变化，人身体不适应而生病乃经常之事，帝王也是常人，生病不能避免，“至于节一身之劳，遂将国家政务，不事躬亲，尚执要之名，而开丛脞之渐，则错缪已甚”。（《清高宗实录》）
第三，乾隆所打造的高效率官僚队伍。
乾隆政治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以过人的眼光和手腕，恩威并施，宽严相济，打造了一支能打胜仗的干部队伍。乾隆不像传统帝王那样，重德不重才。他对大臣的要求是，“务得有猷有为”。对那些高分低能、只知谨守官箴、缺乏实际操作能力的书呆子，他一直厌恶有加。
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后，他鉴于朋党之忧，开始大力起用与官场中帮派没有关系的新人，以对鄂、张朋党釜底抽薪。在乾隆十三年前，他唯一破格提拔的是讷亲。此人年纪虽轻，却在雍正末年即已进入军机处，办事干练，颇为雍正所赏识。乾隆曾经说：“讷亲向蒙皇考嘉奖，以为少年大臣中可以望其有成者。”乾隆即位后，相继任命他为授镶白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协办总理事务、进封一等公爵，一时权倾朝野。不料遇到了倒霉的乾隆十三年，因金川之役不力而一命呜呼了。虽然杀了讷亲，从任用讷亲的经验中，乾隆却发现使用年轻大臣的好处。那就是这些人思维敏捷、精力充沛、办事干练，满足了乾隆皇帝用人的高标准。而且，这些人没有那些宦海沉浮多年的老臣们圆滑世故，做事干脆利落。他们与朝中朋党没有什么关系，皇帝用起来十分放心。继讷亲之后，皇帝提拔最力的是自己的小舅子傅恒。乾隆五年（1740年），这个人还不过是一个蓝翎侍卫，乾隆七年（1742年），他被任命为内务府大臣，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讷亲被杀后，他一跃成为首席军机大臣，其时年龄不过才二十五岁，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年轻的“宰相”。除此之外，他还以火箭速度提拔了舒赫德、兆惠等满族才俊，并且陆续任命汪由敦、刘统勋、梁诗正、于敏中等汉族官员入主中枢，从而真正建立起了自己的班底。
一个三十多岁的皇帝，居然任用比自己还小十多岁的年轻人做首席军机大臣。这一任命，可以说完全出人意料。好在乾隆皇帝识人眼光独到，所用诸人，颇能服众。小舅子傅恒被重用，绝不仅仅是为了安慰死去的孝贤皇后，而是因为他确有过人之处。他见识远大，忠诚勤劳，办事干练，并且礼贤下士，待人宽厚，颇有他姐姐的遗风。史载他“款待下属，每多谦冲，与共同几共榻，毫无骄汰之状”。他前后领袖军机二十三年，始终得到皇帝的信任。兆惠从军机章京起家，乾隆“知其才可用，屡擢至侍郎”。在后来平定新疆的战争中，他功勋卓著，黑水营之围，他率三千人抗敌万人，坚守三个月，成为清代军事史上的名将。历任湖广、云贵总督的李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至于刘统勋、梁诗正等大臣，也都以干练著称，成为一代名臣。咸丰时期的大臣张集馨评价乾隆的用人说，乾隆年间，国家繁盛，督抚虽不免贪黩，然其才具皆系大开大阖手笔，每遇地方事体，无不举办。
乾隆晚年，到访中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成员们对大清帝国的许多事务都不以为然，唯对他们遇到的许多官员的素质评价很高。在他们眼中，乾隆驾下的官员们绝大多数都风度不错，能力很强。比如约翰·巴罗评价说：“北直隶的老总督是个满人。他那轻松自然、礼貌恭敬而又尊贵自重的态度，是现代欧洲最有风度的侍臣都无法比肩的。他对使团事务周切关注，在天津款待我们时趋势自然，给下级官员和家仆指示时平易慈祥，赢得了众口一致的爱戴。他是一个七十八岁高龄，非常可爱的老人。个矮，眼小而亮，神态慈祥，长须银白，整个形象沉着镇静，不怒而威。”对于和砷，斯当东的评价是：“和中堂的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马戛尔尼也认为：“和砷相貌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樽俎之间，交接从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
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政治疾病是“肠梗阻”，也就是最高决策无法有效通过官员阶层贯彻到社会底层。乾隆朝中前期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乾隆朝中前期官僚队伍效率颇高，执政能力极强，皇帝的重大决策基本可以得到有力贯彻。这就为乾隆盛世的到来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干部保证。
第四，乾隆前期惩贪措施的成功。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惩贪态度最坚决、手段最严密、手腕最强硬的皇帝之一。
乾隆心思细密，万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因此，他整顿吏治，是从抓请客送礼之类的小事开始。腐败如同细菌，一旦有了滋生的落脚点，就会迅速蔓延。小小不言的礼物如果不加防范，必然发展成大额贿赂。所以他明确规定，各级官员之间，不得再以送“土宜”，即“土特产”之类的名义赠送礼物。皇帝说，“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层屡递及，督抚之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不赀”。（《清会典事例》）
针对公款吃喝日益普遍的事实，皇帝还规定，督抚大员们的酬酢宴会一切费用，“应出资自办”，派委属员负担筵席费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县等“藉端要结，甚且赔累”，（《清会典事例》）扰乱民间。
官场上，收受门包一直是一个小小的痼疾。说起来似乎为害不大，但实际上却极损政体之尊严，启腐败之先声。因此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规定，奉旨出差巡查的官员，凡到州县地方，有敢借机收受门包的，“与者照钻营请托例治罪，受者照婪赃纳贿例治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皇帝又通谕各省，从督抚到道府，要严格管理家人，“概不许收受属员门包，各督抚传事禀话，交中军巡捕等官传禀，不许另设立管门家人”。史上第一回，皇帝的惩贪规定细化到了大臣们的家人。（《清会典事例》）
人们的普遍印象是乾隆比雍正仁慈，但实际上，乾隆朝对贪官的惩处远严厉于雍正朝。乾隆以前，惩贪实行“完赃减等条例”。该条例规定，凡贪污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内将所贪的公款全部补赔，就可以免死减罪发落。如果一年之内没有全部补上，还可以再宽限一年，让官员自己在监外继续筹款赔补。第二年还没能全部补赔的，犯官进监，而其妻子仍可帮他补赔。直到家产尽绝，才被处死。这样拖来拖去，贪官污吏没有几个被明正典刑的。
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皇帝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废除了“完赃减等条例”，代之以“完赃不准减等”的新例。不管你家里多有钱，贪污白银只要满了1000两（相当于今天的20万元人民币）即判处斩首，决不宽贷。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惩贪力度上了一个极大的台阶，使无数贪官人头落地，家破人亡。凡贪污或受贿案件，承办大员一旦查有实据，立即请旨将犯官革职、查抄，籍没家产异常迅速、严密而彻底，贪官污吏的下场不仅身首异处，而且家产无论精粗多寡一律入官，真是落了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在中国历史上，惩贪严厉者，在朱元璋之后，乾隆可排第二名。
立法如此之严，执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惩贪举措，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防范严密，明察秋毫。乾隆皇帝充分利用密折制度，广布耳目，充分监察大臣们的一举一动。而且对同一个人，他往往命多人秘密考察，以免偏听偏信。这样就掌握了大量真实情况。比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命令湖北巡抚开泰秘密考察湖广总督鄂弥达的官品操守。开泰回禀说，鄂氏年老体衰，不过尚能正常办公。其家人闻有收受门包之事，不过数量不多，而且鄂氏自己好像也不知情。皇帝看后批示，鄂氏的问题不仅如此，你反映的并不全面：“非但此也！鄂弥达往查湖南省，令其子拜各属员，亦间有收受礼物者，操兵全不阅看……”通过这种方式，所有高级官员时刻感觉自己处于四周同僚的监察之中，时时自危，居官自然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谨慎。
二是执法从严，决不姑息。高级官员如果事涉腐败，即使情节轻微，数量不多，也决不轻恕。
云南总督恒文是乾隆喜欢和信任的大臣之一，他头脑灵活，能力突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关系。乾隆说他“历任封疆，受恩最重”。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恒文按各地惯例为皇帝准备“土贡”。他因云南产金，拟购买黄金制作几个金手炉献给皇帝。当时黄金市价为每两金子换14两银子，而恒文为了占便宜，只给10两银子。这当然是以购买为名，行勒索之实，确实相当卑鄙，不过占这么点小小便宜，情节也确实谈不上重大。
此事被揭发后，乾隆颇感意外，立即派尚书刘统勋为钦差大臣前往严查。虽然案情轻微，皇帝却决定立刻赐恒文自尽。后来因查出此事之缘起是经下属怂恿，情有可原之处，遂改为终身监禁。给恒文买金子帮过忙的云南巡抚、云南布政使、云南按察使一并被革职，其他56名州县官员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皇帝对涉及贪腐之案毫不宽假的坚决态度于此可见。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布政使杨灏借工作之便，侵占3000多两白银案发，杨灏被处以斩监候，伺二十二年秋后处决。乾隆二十二年秋审，也就是复核死刑犯时，继任湖南巡抚蒋炳认为杨灏已经在一年内把赃银全部弥补，建议判他死缓，九卿科道及三法司对此都无异议。案卷进呈，乾隆皇帝“阅之不胜骇然”，气得手直打战，“不胜手战愤栗”，当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连篇累牍，痛斥这一建议之荒唐。他说，杨灏身为三品大员，乃克扣至3000余两，本应立行斩首，“监候已系朕格外之恩”。对如此恶劣的犯罪情形，皇帝以为大臣们自然会建议处死，不料居然大臣们一致认为应改判死缓。狼藉至此，犹得宽免一死，“则凡督抚大吏，皆可视婪赃亏帑为寻常事，侵渔克扣，肆无忌惮”。“其何以饬官方而肃法纪耶”！
杨灏被立即处死，提出改判动议之湖南巡抚蒋炳被罢官抄家，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附和此议之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赵弘恩、鄂弥达、蒋溥、李元亮、王际华、李清芳、王和、勒尔森、舒明、董邦达、金德瑛、刘纶等68人，分别处以革职留任、降级留任、销级、销纪录、降级、注册等处分。
第二天，皇帝仍然气不能平，又下达长谕，痛斥官官相护之风。乾隆说：
夫明刑弼教，乃国家刑政之大纲……近日内外问刑衙门习气，不求其情罪之允当，惟事妇寺之仁……至俨然服官从政，自当知凛遵宪典，而犹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宽，则谁不蔑法营私，小民将必深受其害……岂有方岳大员，婪赃累累，而尚藉口完赃，俾得偷生视息，有是理乎！……九卿科道，每于秋审棚内哓哓致辩，不过求宽一命，或为自己积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