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藏:斯诺登、美国国安局与全球监控-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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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勒令《卫报》上交所有文件拷贝。如果报社照办，政府就会得知斯诺登转交了哪些内容，而且他的法律地位会愈发危险。相反，《卫报》同意销毁所有相关硬盘，并且销毁全过程在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监督下完成，以确保满足其要求。所发生的一切按照简宁的话来讲就是“搁置、外交斡旋、偷梁换柱的精心上演，最后通力合作地‘予以示范性销毁’。”
“予以示范性销毁”是英国政府通信总部新近发明的词语，用于描述所发生的一切。这些政府官员在《卫报》员工的陪同下，上至总编下至新闻编辑部的基层员工一同观看了他们销毁硬盘的全过程，甚至要求将硬盘碎片进一步粉碎，以确保“在这些杂乱的金属碎块中不会再含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可以再落入中国情报机构之手”。按照主编拉斯布里杰这样回顾当时的场景，他还想起有位《卫报》员工在“打扫苹果MacBook Pro笔记本电脑的残余碎片时”，一位安全专家开的一句玩笑：“我们可以再叫来一架黑色直升机收拾现场。”
政府派特工前往报社强行销毁电脑，这一场景着实令人震惊，西方人一直以为这类事情只有在伊朗和俄罗斯这样的地方才会发生。但是不可思议的是，一家备受尊敬的报社竟会如此顺从、自愿服从于这样的指令。
如果政府以查封报社相威胁，那么为何还要虚张声势，而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查封？当斯诺登听到这样的威胁后，他表示说：“这种情况下唯一正确的答案就是：请继续，查封我们好了！”造成这种“自愿服从”的假象，不过是政府为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不至于出丑而使的伎俩，目的仍然是让记者不得报道最关乎于公众利益的重要事实。
更有甚者，将知情人士冒着丧失自由甚至生命带出的材料予以销毁，这完全与新闻的目的背道而驰。
除了将这种专横的做法大白于天下之外，政府闯入新闻编辑部，逼迫报社将所掌握的情报资料予以销毁，这本身就极具新闻价值，可是《卫报》显然是准备保持沉默，这更强有力地说明，英国新闻自由的现状是多么的岌岌可危。
吉布森向我保证无论如何《卫报》在纽约分部还存有整套文件拷贝。接着她又告诉了我一件更令人震惊的消息：《纽约时报》手中也有全套的拷贝，这是《卫报》主编艾伦·拉斯布里杰交给《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吉尔·爱博松的，以便确保万一英国法院迫使《卫报》销毁拷贝，报社还有办法看到相关文件。
这也实属不妙。《卫报》不仅未经同意就私下里销毁了自己手中的文件拷贝，而且事前没有找斯诺登或我进行商议，甚至都没有告知我们，就将这些拷贝交给了《纽约时报》，而斯诺登之所以一开始就将其排除在外，是因为他不信任这家报社与美国政府如胶似漆的亲密关系。
从《卫报》的角度而言，面对英国政府的威胁，他们不敢怠慢，一来没有宪法明文保护作为后盾，二来数以百计的员工和有着百年历史的报社需要保护。将存有情报的电脑予以销毁，至少比将文件交给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强些。尽管如此，我还是为他们对政府的旨意俯首帖耳感到不安，更有甚者，他们都不让我们事先知晓此事。
然而，在销毁硬盘的前后，《卫报》对发表斯诺登披露的信息一直表现出干劲十足、勇猛无畏。我相信在这方面，与其他规模相当、地位相仿的报社相比，《卫报》的表现更胜一筹。尽管权威机构不断施压的恐吓战术，编辑还是在不断发表国安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相关报道，这还是相当值得称道的。
可是劳拉和斯诺登却对《卫报》向政府施压表现出的屈从表示非常愤怒，特别是当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相关机密文件落入《纽约时报》之手更是如此。斯诺登尤为气愤，认为此举违背了《卫报》和他之间的协议，他一直希望是仅由英国记者来处理英国相关情报，特别是不得让《纽约时报》染指这些文件。这样一来，劳拉对此做出的反应最终导致了严重后果。
从我们爆料伊始，劳拉和《卫报》的关系就不甚稳定，现在这种紧张关系终于爆发。当我们一起在里约热内卢工作一周后，发现斯诺登前往香港藏身那天交给我的部分国安局文件已经损坏了（这部分文件我还没来得及交给劳拉）。在里约热内卢劳拉无法修复这些文件，不过她认为回到柏林也许会有办法。
在她回到柏林一周后，劳拉告知我文件已经修复，可以还交与我。我们安排了一名《卫报》员工飞往柏林领取文件，再将其带往里约热内卢并亲自交到我手中。可是显然这次英国政府通信总部上演的这出闹剧令大家心有余悸，《卫报》的员工接下来告知劳拉，他不会亲自把文件转交给我，而是要她使用联邦快递把文件寄送给我。
这使得劳拉怒不可遏，我以前从未见她如此大动肝火。她冲我喊道：“你看看他们都在干些什么？他们这样等于是在说，‘转交文件和我们没有干系，是格伦和劳拉两个人在直接进行文件往来’。”她又补充道，使用联邦快递将这样的绝密文件在世界各地寄送，让她从柏林寄往里约热内卢的我，无异于将此事昭告天下，向相关方泄露了我们的操作秘密，她想不出比这更严重的泄密措施了。
“我再也不会信任他们了。”她郑重地表示。
可我仍需要这些文件，其中包含了我正在撰写的文稿所需资料，以及很多亟待发表的内容。
简宁坚称这是误会，说这位员工曲解了他的主管的意思，在伦敦方面，有些管理者对帮助劳拉和我转交文件有些神经紧张。但她表示这根本不是问题。《卫报》方面会派人当天前往柏林去取文件。
可是已经为时已晚，劳拉表示：“我再也不会把任何文件交给《卫报》。我现在已经不信任他们了。”
这些文件数量之大、敏感性之高，使得劳拉不愿通过电子文档的形式进行传输，必须要有个我们信任的人亲自前往。此人就是戴维，当他了解到这一问题时，立刻主动请缨前往柏林。我们都觉得如此安排毫无问题。戴维了解此事的前前后后，劳拉认识他，也对他充分信任，他也一直准备前去拜访劳拉，讨论一些潜在的新项目机会。简宁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安排，并同意《卫报》将担负戴维的差旅费用。
《卫报》的差旅办公室安排了戴维乘坐英国航空的航班，并将行程信息用电子邮件发给了戴维。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他在出行期间会有什么问题。采写斯诺登文件相关报道的《卫报》记者以及转交往来文件的员工曾多次往返于伦敦希思罗机场（Heathrow Airport），并未遇到过任何意外。劳拉本人也在几周前才飞往伦敦。有谁会料到戴维这个颇为外围的人物会有什么风险呢？
8月11日周日的那天戴维起身前往柏林，预计将从劳拉那里取上文件一周后返回。可是在他应该到达的那天一早，我被电话铃惊醒，电话那端传来一个浓重英国口音的男子声音，他自称是“希思罗机场”的安保人员，问我是否认识戴维·米兰达。接着他说：“打电话来是为了通知你，我们依照英国《2000年反恐法》附录7（the Terrorism Act of 2000； Schedule 7）已将米兰达先生扣押。”
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反恐”几个字意义何在，完全搞不清所以然。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会被关押多久，而当我得到消息时，他已经被扣押了3个小时，这时我才知道这绝非是普通的出入境检查。对方解释英国有“合法权利”对其扣押长达9个小时，而法院还可以延长这一时间，或是对其进行逮捕。这位安保人员解释道“我们尚不明确下一步会怎样处理”。
英国和美国都深知，当涉及以“反恐”之名采取行动时，需要考量的问题从道德伦理到法律或政治便全都毫无底线了。现在戴维因为《反恐法》遭到扣押，可他甚至都没有准备入境英国，只不过是在英国的机场转机罢了。英国官方在技术意义上不属于英国的领域将他实施扣押，还扯上了最令人胆寒的莫须有的理由。
《卫报》律师和巴西外交官迅速采取行动，希望英国将戴维释放。我对戴维本人将如何处理这次扣押并不担心。他从小就是孤儿，在里约热内卢条件最艰苦的贫民区长大，所经历的艰苦常人难以想象，因此他也格外坚强、意志坚定且精明能干。我想他一定会准确判断到底出了怎样的事端，背后的缘由是什么。毫无疑问，我相信他不会让质询者好过，至少和他们给他自己的境遇不相上下。尽管如此，《卫报》律师还是认为被扣押时间达到如此之久实属罕见。
仔细研读《反恐法》后我发现，每1000人中才会有3个人被要求停下来接受质询，而且超过97％的质询不会超过1个小时，只有0。06％会扣押超过6小时，而且当戴维达到扣押9小时的上限后，他被捕的概率相当大。
《反恐法》所宣称的目标正如其名，是要对那些涉嫌恐怖主义的人士进行质询。按照英国政府的说法扣押权是用于“确定该人是否将要或者已涉嫌从事、准备或教唆恐怖行动”。依照这条法律，英国完全没有理由对戴维进行扣押，除非我的报道也被等同于是恐怖行为，而貌似这次的确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愈发严峻。我所掌握的全部情况就是，巴西外交官和《卫报》律师都已来到机场，希望能找到戴维，与他取得联系，但是全部无功而返。但是距离9小时还差两分钟的时候，我受到简宁发来的电邮，言简意赅地用一个词告知了我想听到的所有信息：“获释”。
戴维令人震惊的被扣即刻在全世界引发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认为这是一次意图险恶的恐吓行为。路透社的一篇报道显示英国政府的意图的确如此：“一位美国安全官员告诉路透社，此次……对米兰达的扣押和质询是为了向包括《卫报》在内的斯诺登材料接受者传递这样的信息，即英国政府为切断信息泄露的渠道可以说是动了真格的。”
然而，当着聚集在里约热内卢机场等待戴维归来的众多记者的面，我表示尽管英国采取这样仗势欺人的策略，我也不会停止我的报道。如果此事说对我起到了何许作用的话，那就是让我更加勇往直前。英国政府已经将其对权力的滥用发挥到了极致，在我看来，最妥善的反击就是继续施压，要求实现更大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这才是新闻工作的最主要职能。当问及我怎样看待此次意外时，我回答说，我认为英国政府会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这令他们强权镇压和滥用职权的嘴脸暴露无遗。
一位路透社的记者误读并曲解了我的观点，因为我是用葡萄牙语给出的评论，他理解成了我要对戴维的遭遇进行反击，并要把原本准备暂不发表的与英国有关的秘密文件都公之于世。这篇通信稿迅速以讹传讹，传遍了全世界。
在接下来的两天中，媒体愤愤然地报道称，我发誓会采取“报复性报道”。这又是荒诞不经的误传：我原本是指英国这种滥用职权的行为会让我更加坚定地继续我的工作。可正如我屡见不鲜的那样，无论你怎么辩解称自己的言论被断章取义，也丝毫无法阻止媒体的肆意传播。
无论是否误报，我的言论所引起的反响都是在昭告天下：多年来英美政府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用威胁或更糟糕的手段应对任何挑战。英国政府最近还在迫使《卫报》销毁电脑，并以《反恐法》为由扣押我的伙伴。揭秘告发者遭到指控，记者被以牢狱之灾相威胁。可是即便眼见如此大举冒犯，政府的卫道士和辩护者仍要义愤填膺地做出表率：我的天！他居然要进行报复！只有对官方的恐吓表现出驯服恭顺才是尽职尽责；若胆敢反抗则是与政府对着干，必须使其背上骂名。
当戴维和我终于躲开镜头的追踪时，我们才可以进行交谈。他告诉我在那整整9小时内他表现出了怎样的大胆对抗，不过他也承认自己的确感到了恐惧。
他显然是被盯上了：他所乘坐的航班旅客被要求向飞机外等候的特工出示护照。当他们看到他的证件时，立刻就以“反恐法”为由对他实施扣押，而且据戴维讲，“自始至终都在对他进行威胁”，称如果“不全力配合”就把他送入大牢。他们拿走了他所有的电子设备，包括存有个人照片、联系方式和聊天记录的手机，迫使他交出手机密码，否则就予以逮捕，戴维表示“我觉得他们在肆意侵犯我的整个生活，仿佛我已然一丝不挂”。
他不断回顾在过去10年间，英美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