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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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创办的中文报纸。创办人为中岛美雄，最初称《燕京时报》，一九○一年十月创刊，一九三○年三月停刊。
〔10〕指《顺天时报》的《爱国的两说与爱国的两派》的社论。
一九二三年一月，北京大学学生因旅顺、大连租借期将满，向当时的国会请愿，要求收回旅大。北洋政府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被迫于三月十日向日本帝国主义提出收回旅顺、大连和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十四日遭到拒绝后，即爆发了规模几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反日爱国运动。四月四日《顺天时报》发表上述社论。其中说：“凡一国中兴之际。照例发生充实民力论及伸张国权论两派。试就中国之现状而论。亦明明有此二说可观。……国权论者常多为感情所支配。……民力论者多具理智之头脑。……故国权论者。可以投好广漠之爱国心。民力论者。必为多数人所不悦。于是高倡国权论容易。主张民力论甚难。”
〔11〕“再而衰，三而竭”语见《左传》庄公十年，春秋时鲁国曹刿的话：“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12〕他山的好石语出《诗经·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13〕反基督教的叫喊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京报》载有北京非基督教大同盟的宣言，说明它的宗旨是“反对基督教及其在华之一切侵略活动”。该同盟又于四月十五日创刊《科学与宗教》半月刊（《京报》临时增刊），当时很有影响，引起了普遍的反基督教的呼声。
〔14〕这里说的教士的公证，指五卅惨案发生后，一些在中国的外国教士曾发表宣言，对中国学生的爱国斗争在表面上表示同情，实际上是为了和缓当时的紧张局势。
〔15〕向罗马教皇诉苦北京大学某些教授为五卅惨案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致电罗马教皇，希望他“竭力发扬作为基督教的基础的友爱精神”，幻想得到罗马教皇的“同情和支持”。
〔16〕“排货”指当时的抵制英国货和日本货。
〔17〕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北京民众为五卅惨案在天安门开大会，据当时报载：参加者因过于激忿，曾有人演说时以利刃断指书写血字，又有人当场晕倒。
〔18〕“文学家究竟有什么用处”《妇女周刊》（《京报》的副刊之一）第二十七号（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载有署名畹兰的《文学家究竟有什么用处》一文，其中说：“我真奇怪，自沪案发生后，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刺激之下，为什么总不见有一个文学家出来狂喊？
……于是我的问题出来了：‘文学家究竟有什么用处？’”按畹兰即当时北京大学学生欧阳兰。他曾在《猛进》周刊第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发表过《血花缤纷》一诗（副题为“悲悼沪案牺牲者”）。
〔19〕LeonardodaVinci莱奥那多·达·芬奇（1452—1519），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和科学家。
〔20〕汉口的牺牲者五卅惨案发生后，汉口群众计划于六月十三日召开大会，抗议英、日等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工人和学生。当时湖北督军萧耀南却于前两日（十一日）解散学生会，并枪杀学生四人；
工人群众也在这天晚间遭英国海军陆战队射击，死伤多人。
〔21〕“到民间去”原是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的口号，它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反对沙皇政府。“五四”以后，特别是在五卅运动高潮中，这个口号在我国知识分子中间也相当流行。
〔22〕有枪阶级的打架季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军阀的内战，如一九二○年的直皖战争，一九二一年的湘鄂战争，一九二二年的奉直战争，一九二四年的江浙战争，都发生在夏季。
〔23〕首善之区指首都。《汉书·儒林传》载：“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这里指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首都北京。
补白〔1〕
一
“公理战胜”的牌坊〔2〕，立在法国巴黎的公园里不知怎样，立在中国北京的中央公园里可实在有些希奇，——但这是现在的话。当时，市民和学生也曾游行欢呼过。
我们那时的所以入战胜之林者，因为曾经送去过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夸工人在欧战的劳绩。现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战胜也忘却了，而且实际上是战败了〔3〕。
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
我们弓箭是能自己制造的，然而败于金，败于元，败于清。记得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
却答道，“有天灵盖”！〔4〕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现在又发现了一种“民气”，更加玄虚飘渺了。
但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我近来也颇觉“心上有杞天之虑”〔5〕，怕中国更要复古了。瓜皮帽，长衫，双梁鞋，打拱作揖，大红名片，水烟筒，或者都要成为爱国的标征，因为这些都可以不费力气而拿出来，和天灵盖不相上下的。（但大红名片也许不用，以避“赤化”之嫌。）
然而我并不说中国人顽固，因为我相信，鸦片和扑克是不会在排斥之列的。况且爱国之士不是已经说过，马将牌已在西洋盛行，给我们复了仇么？
爱国之士又说，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何以国内连年打仗？或者这话应该修正：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
我们仔细查察自己，不再说诳的时候应该到来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也就是到了看见希望的萌芽的时候。
我不以为自承无力，是比自夸爱和平更其耻辱。
六月二十三日。
二
先前以“士人”“上等人”自居的，现在大可以改称“平民”了罢；在实际上，也确有许多人已经如此。彼一时，此一时，清朝该去考秀才，捐监生，〔6〕现在就只得进学校。“平民”这一个徽号现已日见其时式，地位也高起来了，以此自居，大概总可以从别人得到和先前对于“上等人”一样的尊敬，时势虽然变迁，老地位是不会失掉的。倘遇见这样的平民，必须恭维他，至少也得点头拱手陪笑唯诺，像先前下等人的对于贵人一般。否则，你就会得到罪名，曰：“骄傲”，或“贵族的”。因为他已经是平民了。见平民而不格外趋奉，非骄傲而何？
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7〕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的说道：
“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8〕，一路的呵。”
徐锡麟〔9〕刺杀恩铭之后，大捕党人，陶成章〔10〕君是其中之一，罪状曰：“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何以学催眠术就有罪，殊觉费解。）于是连他在家的父亲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兴旺，这才被尊称为“老太爷”；有人给“孙少爷”去说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杀了，神主入祠的时候，捧香恭送的士绅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凯打倒二次革命〔11〕之后，这才冷落起来。
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佛教初来时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三教同源”〔12〕的机运就成熟了。听说现在悟善社〔13〕里的神主已经有了五块，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谟哈默德〔14〕。
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他们是恶棍了。
月球只一面对着太阳，那一面我们永远不得见。歌颂中国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隐匿了黑的一面。譬如说到家族亲旧，书上就有许多好看的形容词：慈呀，爱呀，悌呀，……
又有许多好看的古典：五世同堂呀，礼门呀，义宗〔15〕呀，……
至于诨名，却藏在活人的心中，隐僻的书上。最简单的打官司教科书《萧曹遗笔》〔16〕里就有着不少惯用的恶諡，现在钞一点在这里，省得自己做文章——
亲戚类
孽亲枭亲兽亲鳄亲虎亲歪亲
尊长类
鳄伯虎伯（叔同）孽兄毒兄虎兄
卑幼类
悖男恶侄孽侄悖孙虎孙枭甥
孽甥悖妾泼媳枭弟恶婿凶奴
其中没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为历朝大抵“以孝治天下”〔17〕。
这一种手段也不独讼师有。民国元年章太炎〔18〕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太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往日看《鬼谷子》〔19〕，觉得其中的谋略也没有什么出奇，独有《飞箝》中的“可箝而从，可箝而横，……可引而反，可引而覆。虽覆能复，不失其度”这一段里的一句“虽覆能复”很有些可怕。但这一种手段，我们在社会上是时常遇见的。
《鬼谷子》自然是伪书，决非苏秦，张仪〔20〕的老师所作；
但作者也决不是“小人”，倒是一个老实人。宋的来鹄〔21〕已经说，“捭阖飞箝，今之常态，不读鬼谷子书者，皆得自然符契也。”人们常用，不以为奇，作者知道了一点，便笔之于书，当作秘诀，可见禀性纯厚，不但手段，便是心里的机诈也并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将十元钞票嵌在镜屏里当宝贝么？
鬼谷子所以究竟不是阴谋家，否则，他还该说得吞吞吐吐些；或者自己不说，而钩出别人来说；或者并不必钩出别人来说，而自己永远阔不可言。这末后的妙法，知者不言，书上也未见，所以我不知道，倘若知道，就不至于老在灯下编《莽原》，做《补白》了。
但各种小纵横，我们总常要身受，或者目睹。夏天的忽而甲乙相打；忽而甲乙相亲，同去打丙；忽而甲丙相合，又同去打乙，忽而甲丙又互打起来，〔22〕就都是这“覆’“复”作用；化数百元钱，请一回酒，许多人立刻变了色彩，也还是这顽意儿。然而真如来鹄所说，现在的人们是已经“是乃天授，非人力也”〔23〕的；倘使要看了《鬼谷子》才能，就如拿着文法书去和外国人谈天一样，一定要碰壁。
七月一日。
〔24〕
三
离五卅事件的发生已有四十天，北京的情形就像五月二十九日一样。聪明的批评家大概快要提出照例的“五分钟热度”〔25〕说来了罢，虽然也有过例外：曾将汤尔和〔26〕先生的大门“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钟之久”。（见六月二十三日《晨报》）有些学生们也常常引这“五分热”说自诫，仿佛早经觉到了似的。
但是，中国的老先生们——连二十岁上下的老先生们都算在内——不知怎的总有一种矛盾的意见，就是将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时又看得太高。妇孺是上不了场面的；然而一面又拜才女，捧神童，甚至于还想借此结识一个阔亲家，使自己也连类飞黄腾达。什么木兰从军，缇萦救父〔27〕，更其津津乐道，以显示自己倒是一个死不挣气的瘟虫。对于学生也是一样，既要他们“莫谈国事”，又要他们独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们无用。
倘在教育普及的国度里，国民十之九是学生；但在中国，自然还是一个特别种类。虽是特别种类，却究竟是“束发小生”〔28〕，所以当然不会有三头六臂的大神力。他们所能做的，也无非是演讲，游行，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