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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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英主义或者不尊重他人观点的味道的东西，他们都觉得反感。你们的运动不能围绕着去告诉其他人不要做什么，而应该围绕一个时尚、正面的选择，一个我们大家都在作的选择。”

拉丽莎提议“先照顾活着的人”，卡茨觉得刺耳，杰西卡也用她那尖刻的不屑毙了它。于是他们围绕命名进行了一上午的自由讨论，极其渴望，在卡茨看来，一名职业公关顾问的加入。他们讨论了“更孤独的星球”“更新鲜的空气”“避孕套不限量”“已降生者同盟”“自由空间”“生活质量”“小一些的帐篷”以及“够了！”（卡茨非常喜欢这个名字，但其他人认为它还是过于消极了；他把它记下来，以备日后作歌名或者专辑名）。他们考虑了“喂饱活着的人”“理智些”“头脑更清醒”“更好的方式”“小数目的大力量”“少即是多”“不那么拥挤的小窝”“没人高兴”“永远不烦孩子的事”“不许孩子上车”“喂饱你自己”“够胆不生育”“减少人口！”“还可以做得更好”“或许一个也不要”“小于零”“踩刹车”“拆散家庭”“冷静些”“宽裕的空间”“多为自己考虑”“只生一个”“透口气”“更多空间”“爱护现有的”“选择不育”“童年的终结”“把孩子抛在脑后”“二人核心家庭”“也许永不”以及“急什么？”，并否决了上述所有名称。在卡茨看来，这番演练正是对运动本身的不可能性的例证，是预先构想的酷劲儿散发出的特有的腐臭味道。但是沃尔特以一种他在非政府组织中历练多年而得来的乐观的理智主持着这场讨论，而且，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的是，他计划投入的是真金白银。

“照我说，我们采用‘自由空间’，”他最后说道，“我喜欢它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自由’这个词的意思，并且盗用了‘开放的西方’这一言论。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它还可以做整个运动而不仅仅是一次小组活动的名称。比如‘自由空间运动’。”

“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名字中听到了‘免费停车空间’？”杰西卡说。

“这种联想没什么坏处，”沃尔特说，“我们都知道找不到停车位是什么感受。地球上少一些人，多一些停车机会，怎么样？关于人口过剩为什么不好，这其实是个立足于日常生活的非常生动的小例子。”

“我们需要查一下，看看‘自由空间’是不是已经被注册了。”拉丽莎说。

“去他妈的注册，”卡茨说，“人类知道的每个词组都被注册了。”

“我们可以在自由和空间两个词之间加个空格，”沃尔特说，“EarthFirst！＇50＇在地球和优先之间少加了一个空格，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不过我们不要感叹号。如果因为注册问题卷入诉讼，到时我们可以凭借多出来的这个空格打赢官司。那会很有意思，不是吗？为空间＇51＇而战？”

“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卷入诉讼。”拉丽莎说。

那天下午，在外卖三明治被吃下肚，在帕蒂回家，没有和他们打招呼又出去了之后（当帕蒂的双腿在过道上渐渐远去时，卡茨迅速地瞥了一眼她那条前台招待的牛仔裤），“自由空间”的四人组委员会为拉丽莎已经着手吸引并招聘的二十五个暑期实习生敲定了一个具体计划。蔚蓝山基金在蔚蓝莺保护区南部边缘拥有一处占地二十英亩的山羊农场，拉丽莎提议在那里举办夏末音乐节，提升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度，但她的这个构想立刻遭到了杰西卡的非难。难道拉丽莎对年轻人和音乐之间的新的互动关系一无所知吗？仅仅找来几个大腕明星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向全国的二十个城市派出二十个实习生，让他们在当地组织音乐节。“乐队们互相挑战。”卡茨说。“对，完全正确，二十个不同的地区乐队互相挑战。”杰西卡说。（她这一整天都对卡茨冷冰冰的，不过似乎为他帮助她打击拉丽莎而心怀感激。）通过提供现金奖励，他们可以在每个城市吸引到五个出色的乐队，而这五个乐队将争夺代表当地音乐圈参加西弗吉尼亚的周末乐队大挑战的权利，然后在“自由空间”的主持下，邀请大牌音乐人做最终裁判，并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去推动反全球人口增长运动，将生孩子变成一件老土的事。

即便是以卡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消耗掉的咖啡因和尼古丁的数量也已经相当可观，但他最终还是陷入了近乎躁狂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答应了所有的要求：专门为“自由空间”创作歌曲；五月份再来华盛顿，和“自由空间”的实习生们见面，帮助教导他们；作为神秘嘉宾亮相纽约的乐队挑战赛；主持在西弗吉尼亚举办的“自由空间”音乐节，尽全力重组“胡桃的惊喜”，以便在音乐节上表演；邀请其他大牌明星和他一起亮相，为决赛组成裁判小组。卡茨觉得，自己不过是在写一些空头支票，因为，尽管吞下的是实实在在的化学物质，但他状态的本质却是一门心思要将帕蒂从沃尔特身边带走：这就是他的节奏轨，其他一切不过是毫不相干的高端音。拆散这家人：又一个歌名。而一旦这个家庭被拆散了，他就不必去兑现他作出的任何承诺。

会议结束时已近下午五点，拉丽莎返回她的办公室去着手实施他们的计划，杰西卡上楼，不见了人影，卡茨躁动不已，于是答应和沃尔特一起外出。他想着这是他们两人最后一次一起外出。凑巧的是，最近突然蹿红的乐队“明亮的眼睛”当晚在华盛顿一处他们都熟悉的场地演出，乐队主唱是个很有天赋的年轻人，名叫康纳·奥伯斯特。演出门票已经售罄，但是沃尔特很希望能去后台和奥伯斯特见上一面，向他推销“自由空间”。兴奋得飞一般的卡茨打了几个不无掉价的电话，为他们搞到了两张门票。做什么都比留在大宅里干等着帕蒂回家强。

去看演出的路上，他们停下来在靠近杜邦广场的那家泰国菜餐厅吃晚饭，“我无法相信你要为我做这么多事。”沃尔特说。

“不客气，老兄。”卡茨拿起一串沙嗲烤肉，考虑着他能不能吃得下，随后决定还是不吃的好。继续咀嚼烟草并不是什么好主意，但他还是拿出了他的烟草罐。

“感觉就像我们终于可以去做我们在大学里讨论的那些事了，”沃尔特说，“这一切对我意义重大。”

卡茨不安地扫视着餐厅，除去他的老友，餐馆里的一切都能让他眼前一亮。他感觉自己刚从一个悬崖跌落，此刻还在使劲摆动着双腿，但很快就会坠地。

“你还好吗？”沃尔特说，“你看上去有些心神不定。”

“没事，我还好，还好。”

“你看上去可不怎么好。你今天已经嚼了整整一罐烟草了。”

“我只是不想在你身边抽烟。”

“哦，谢谢了。”

沃尔特吃掉了所有的沙嗲烤肉，而卡茨则往他的水杯里吐着唾沫，暂时感觉平静了一些，那种吸食尼古丁之后虚假的平静。

“你和那个女孩怎么样了？”他说，“我觉得你们俩今天有点儿古怪。”

沃尔特脸红了，没有回答。

“你和她上床了吗？”

“老天，理查德！这不关你的事。”

“哇，这是不是个肯定答案呢？”

“不，这是个他妈的不关你事的答案。”

“你爱上她了？”

“老天！够了。”

“瞧，我说那是个更好的名字吧。加上感叹号：‘够了！’‘自由空间’听上去像是林纳·史金纳乐队的歌。”

“你为什么这么希望看到我和她上床？怎么回事？”

“我只是在陈述我亲眼看到的情况。”

“这个，我们俩不一样，我和你。你明白吗？你能理解这世上可能存在比和女孩上床更有价值的事情吗？”

“是的，我明白。就抽象角度而言。”

“那么，别再说这个了，好吗？”

卡茨向四周望，不耐烦地搜寻他们的侍应。他的情绪极为恶劣，沃尔特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让他心烦。如果沃尔特还是太娘娘腔而不肯向拉丽莎示爱，如果他还想继续做他的美德先生，现在卡茨已经不在乎了。“我们走吧。”他说。

“等我的主菜上来了再说吧？你可能不饿，但是我饿了。”

“是，当然，当然，我的失误。”

一小时后，在九点半俱乐部门口，当挤在一群年轻人当中时，他的精神开始崩溃。卡茨已经好多年没有作为一名观众出现在演出现场了，从他自己年纪尚轻时开始，他就没有去看过什么年轻偶像的演出。此外，他也早已如此习惯“创伤”和“胡桃的惊喜”那种年龄较大的观众群，以至他完全忘记了年轻音乐人的演出现场会有多么不同。歌迷们那种群体认真劲儿堪比教徒。向来关注文化信息的沃尔特拥有“明亮的眼睛”的所有专辑，在泰国餐厅里还对其大肆赞美了一通，和他不同，卡茨只是间接地听说过这支乐队。而与俱乐部里那些留直发的男孩和那些不再骨感的时尚女孩相比，他们两个至少要年长两倍。当他们走向因幕间休息而空出来的场地时，卡茨能够感觉到来自不同方向的目光，有人认出了他。像这样出现在公共场合，把赞许——仅仅通过亮相——给予一支他几乎完全不了解的乐队，他觉得这可能是他作过的最失策的决定。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不知道哪种角色更为糟糕：是被认出来后接受恭维的明星，还是站在那里、无人过问的中年人。

“你想去后台看看吗？”沃尔特说。

“不行，老兄。我不想这么做。”

“作个介绍就行。一分钟而已。之后我会适度跟进。”

“我不想这么做。我不认识这伙人。”

幕间休息时播出的音乐——选择权为主唱特有——听上去非常古怪。（但作为主唱的卡茨向来厌恶做这件事，因为那会让他觉得自己装模作样、好耍花招、有优越感，而且他也不愿为了证明他在音乐方面有着顶呱呱的品位而承受压力，所以他总是将这个差事留给他的乐队伙伴。）乐队管理员此刻正在架设很多麦克风和乐器，沃尔特则滔滔不绝地讲着康纳·奥伯斯特的故事：他如何在十二岁就开始录制歌曲，如何仍然以奥马哈为基地，他的乐队又如何更像一个集体或者家庭，而不只是普通的摇滚乐队。年轻人从各个入口涌进来，梳着极短的马尾，眼睛明亮（多他妈令人厌烦、赤裸裸炫耀着青春的乐队名）。他的崩溃感中并不包含忌妒的成分，准确地说，它甚至全然超越了他个人的情感。那更像是一种对这个世界的分崩离析感到的绝望。美国正在两个国家打着丑陋的地面战，地球正像烤箱一样变热，而在九点半俱乐部，在他周围，是成百上千和那个烤香蕉面包的莎拉一个德性的年轻人，怀抱着他们甜蜜的渴望和天真的权利——什么权利？激动的权利。无限崇拜一支无与伦比的乐队的权利。在周六晚上花那么一两个小时，肆无忌惮地去仪式性地否定长辈们的怨怒和愤世嫉俗的权利。正如杰西卡之前在会议上提到过的那样，他们似乎对任何人都不抱敌意。卡茨可以从他们的着装看出这点，它们丝毫没有透出他那一代年轻人曾经怀有的那种愤怒和不满。他们聚在一起不是因为愤怒，而是为了庆祝作为一代人，他们找到了一种更温和、更值得尊重的存在方式。一种并非出于巧合而与消费有着更为融洽的关系的方式。因此也在对卡茨说着：死。

奥伯斯特一个人上了台，穿着浅灰蓝无尾礼服，挎着一把木吉他，满怀柔情地唱了几首颇长的独唱歌曲。他确实有两手，堪称少年天才，而卡茨也因此愈发难以忍受他。他那极端痛苦又饱含深情的艺术风格，他那将歌曲推至超越它们的自然持久限度的自我纵容，他对流行音乐传统犯下的巧妙罪行：他是在表演真诚，然后，当他表演出的真诚面临露馅的危险时，他表演他那真诚的痛苦，为真诚是如此难以做到而感受到的痛苦。之后，乐队的其他成员也出来了，包括年轻可爱、衣着挑逗的候补美惠三女神。整体而言，这是场出色的演出，卡茨还不至于没种到否认这一点。他只是觉得，自己是一屋子醉酒者中唯一完全清醒的那个人，是教堂复兴布道会上唯一的非信徒。他的心头涌起一股对泽西城，对它那些消灭信仰的街道的思念之情。在这个世界彻底玩完之前，他似乎在那里，在他自己那个分崩离析的小世界里，还有工作要做。

“你觉得怎么样？”在回去的出租车里，沃尔特欢快地问道。

“我觉得我在变老。”他说。

“我觉得他们相当棒。”

“关于青春肥皂剧的歌稍微多了一些。”

“都是关乎信仰的歌，”沃尔特说，“他们的新专辑作出了一种非凡的泛神论的努力，即在一个充满死亡的世界里，继续相信着某些东西。奥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