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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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尊重你。”理查德说。
“哈—哈—哈！”
“你有头脑。如果今年夏天你想待在纽约，我不介意和你交往。”
“听上去不怎么行得通。”
“我只是说，如果那样的话也不错。”
她有大约三小时可以沉浸在这种幻想里——凝视着接连不断向芝加哥方向急速流动的汽车的尾灯，想着做理查德的马子会是什么感觉，想着一个他尊重的女人有没有可能成功地改变他，想象着她自己再也没有回明尼苏达大学，并在脑海里勾画着他们或许会找来一起住的公寓的样子，品味着在她那瞧不起人的大妹妹面前亮出理查德时的情景，幻想着家人看到她变得多么酷时大吃一惊的表情，憧憬着夜晚她的橡皮擦之旅——直到他们抵达芝加哥南部，回到了现实当中。此刻已是凌晨两点，而且理查德找不到赫雷拉的朋友们的住所。铁路站场和一条黑糊糊、阴魂不散的河流不断挡住他们的去路。街上空空荡荡，只有开出租车的吉卜赛人和在书上才会读到的那种可怕的年轻黑人在游荡。
“有张地图就好了。”帕蒂说。
“那条街有编号，不应该这么难找的。”
赫雷拉那几个朋友是搞艺术的。理查德在一位出租车司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他们那栋看上去似乎没人住的房子。门铃晃悠悠地挂在两根电线上，居然还能响。有人将遮挡一扇前窗的画布挪开，然后气呼呼地走下楼来。
“不好意思，老兄，”理查德说，“没办法，路上耽搁了，我们只需要凑合个几晚。”
这位艺术家穿着松垮垮的廉价内裤。“我们才刚开始装修那间屋子，”他说，“里面现在还潮得很。赫雷拉不是说你们周末才过来吗？”
“他昨天没给你打电话？”
“打了。我告诉他那间客房还乱得一塌糊涂。”
“没关系。我们很感激。我有些设备需要拿进去。”
帕蒂没法帮忙拿东西，只能守在车旁，看着理查德慢慢把车里清空。给他们住的那间房里充斥着一股浓浓的石膏板泥浆的味儿，但当时帕蒂还太年轻，分辨不出那是什么味道，也觉不出这股味道能带给人舒服的家的感觉。沾满泥浆的梯子上夹着一个亮晃晃的铝盘，是房间里唯一的光源。
“老天，”理查德说，“他们是怎么干的活？一群猩猩干的吗？”
一堆布满灰尘和泥浆的塑料遮布底下有张光秃秃、锈迹斑斑的双人床垫。
“我估计这可赶不上你通常享受的喜来登酒店规格。”理查德说。
“有床单吗？”帕蒂怯怯地问道。
他去主房里一顿乱抄，拿过来一床阿富汗毛毯、一张印度床罩和一个平绒枕头。“你睡这儿，”他说，“外面有张长沙发，我可以睡那里。”
她疑惑地看看他。
“很晚了，”他说，“你需要休息。”
“你确定吗？这里有足够的空间。长沙发对你来说恐怕不够长吧。”
她筋疲力尽，但是她想要他，而且也带着必要的用具。她有种冲动，想立刻去做那件事，让它在她还来不及想太多和改变主意之前就无可挽回地发生。很多年之后，差不多在她的人生过了一半的时候，她才明白那晚的理查德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绅士，并为之大感惊讶。而当时，在那间潮乎乎的正在装修的屋子里，她只能想到或许是她之前误解了他的意思，再不然，就是她这个没法帮忙搬东西的无用鬼兼讨厌鬼让他倒了胃口。
“外面有个算得上是洗手间的地方，”他说，“也许你的运气比我好，找得到电灯开关。”
她渴望地看着他，他却立刻故意移开了目光。由于由此而生的意外和恼火，以及旅途的劳累、时间的紧迫，再加上房间条件的恶劣——帕蒂关掉灯，和衣躺在床垫上哭了很长时间，她小心留意着不被听见，直到失望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才六点，强烈的阳光就把她照醒了，接下来是一小时又一小时的等待，等着公寓里有人开始活动，而这让她变得更加情绪暴躁，于是她那天真就成了一个讨厌鬼。那是帕蒂一生当中最不温顺的一天。赫雷拉的朋友们言行粗鲁，而因为跟不上他们在文化方面的旁征博引，帕蒂觉得自己只有一英寸那么高。他们给了她三次短暂的机会来证明自己，之后就完全当她透明，再往后，他们和理查德一起离开了公寓，她这才松了口气。不久，理查德独自带着一盒甜甜圈回来了，作为给她的早餐。
“我打算今天把那间房收拾好，”理查德说，“他们干的活差劲得让我恶心。你想不想搭把手，比如用砂纸把墙壁抛光？”
“我想我们可以去湖边走走什么的。我是说，这里太热了。或者去家博物馆？”
他严肃地打量着她。“你想去博物馆？”
“我只是想出去转转，在芝加哥好好玩玩。”
“晚上我们可以出去玩。你知道杂志乐队吗？他们今晚有演出。”
“我什么都不知道，难道这点现在还不够明显吗？”
“你心情不好。你想离开这里。”
“我什么都不想做。”
“如果我们把房间收拾齐整，今晚你可以睡得舒服些。”
“我不在乎。我就是不想用砂纸把墙壁抛光。”
厨房那边脏得让人恶心，怕是从来没有人打扫过，闻上去一股精神病的味道。帕蒂坐在理查德昨晚睡觉的那张长沙发上，试着读一本海明威的小说。她随身带了几本书，想要给他留个好印象。可是，热气、臭味、疲倦、喉头的硬块以及理查德正在播放的杂志乐队的唱片，所有这些让她根本集中不了注意力。当热到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她走进理查德正在给墙抹灰泥的那个房间，告诉他她要出去走走。
他没穿上衣，汗水顺着胸膛往下流，胸毛平平地贴在身上。“这个街区可不怎么适合散步。”他说。
“那么，或许你可以和我一起去。”
“再给我一小时。”
“算了，不必了，”她说，“我自己去就行。我们有这里的钥匙吗？”
“你真想一个人拄着拐杖出去？”
“是的，除非你愿意和我一道。”
“我刚说了，过一小时，我就陪你去。”
“可我不想等一小时。”
“这样的话，”理查德说，“钥匙在厨房桌上。”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刻薄？”
他闭上眼，似乎在从一默数到十。他有多么不喜欢女人、不喜欢她们说的话，这一点昭然若揭。
“你干吗不去冲个凉，”他说，“等我干完手头的活。”
“你知道，昨天，有那么一阵儿，你似乎是喜欢我的。”
“我确实喜欢你。只是我有活要干。”
“好吧，”她说，“干活。”
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街上甚至比公寓里还要热。她撑着拐杖相当快地往前晃去，竭力控制着眼中的泪水，竭力表现得好像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晃到河边时，她发现这条河比夜晚看上去温和了许多，不过就是长满了水草且受了污染而已，并没有多么邪恶，也不会吞噬一切。河对面是墨西哥人聚居的街道，街道上饰花结彩，想必是为了庆祝即将到来或者刚刚过去的墨西哥节日，但也有可能只是一种永久不变的装饰。她找到一家有空调的墨西哥快餐店，坐下来喝了一瓶可乐，沉浸在她少女气的悲伤情绪里；店里虽有人盯着她看，但没人过来骚扰她。她的身体热切地渴望着理查德，而她的其余部分却早已看出，和理查德一起上路是个错误的选择：她想从他那儿、从芝加哥这个城市得到的所有东西，一直以来都不过是存在于她脑海里的狂妄的幻想。在周遭的嘈杂声中，高中西班牙语课上那几个熟悉的句子不断在她耳边浮现：“对不起”、“天气很热”和“夫人想要点什么？”。＇18＇她鼓足勇气，点了三个墨西哥玉米卷吞下肚，看着窗外数不清的公交车来来去去，每辆车后都拖带着一股被阳光照得微微发亮的灰尘。时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流逝着，今天，在空耗了无数个下午之后，自述人已经有了丰富的相关经验，可以清楚地辨识出这种感觉：抑郁（时间似乎没有尽头，却又令人伤感地飞逝；每一秒都满满当当，每个小时却又空无一物），直到最后，下班时间到了，一伙年轻工人走进快餐店，对她大为关注，同时谈论着她的拐杖＇19＇，她才不得不离开。
等她顺着原路返回，太阳已像个橘黄色的圆球挂在东西向街道的尽头。此刻，当她允许自己明白过来，她才发觉她的真实意图其实是在外面待很长时间，好让理查德为她担心，不过看来她这个小算盘完全没能打响。公寓里空无一人。她那间房的墙壁已经基本搞定，地板仔细地扫过了，床也已经为她铺好，干净整洁，有真正的床单和枕头。印度风情的床罩上放着一张理查德留给她的便条，用小小的大写字母写着一个俱乐部的地址和怎么乘坐高架铁路去那里的路线说明。最后一句是：警告：我必须带着我们的房东一起去。
在决定去还是不去之前，帕蒂想躺下来稍微睡一会儿，结果一直到很多个小时之后，她才被赫雷拉夜归的朋友们吵醒，一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随后，她单腿跳着来到主房里，从他们当中最不友好的那位——前一晚穿着内裤下来开门的那位——那儿得知，理查德和一些别的人走了，让他们转告她今晚不必等他——他会及时赶回，送她去纽约。
“现在几点了？”
“一点吧。”
“凌晨？”
赫雷拉的这位朋友不怀好意地瞥了她一眼。“不是凌晨，是发生了日全食。”
“理查德呢？”
“他和碰到的两个女孩一起走了。没说去哪里。”
正如之前说过的，帕蒂不善于估算车程。本来，要想及时赶到韦斯特切斯特，和家人一起动身去莫鸿客山庄，她和理查德必须在那天早上五点就从芝加哥出发。可她大大地睡过头了，醒来后发现天空阴沉，风雨将至：一个不同的城市，一个不同的季节。理查德还是不见踪影。她吃了几口昨天剩下的甜甜圈，翻了几页海明威，到十一点，就连她也看出来他们怎么都不可能按时赶到目的地了。
帕蒂硬着头皮给父母打了个电话，对方付费。
“芝加哥！”乔伊斯说，“我无法相信。你附近有机场吗？你能尽快赶上航班吗？我们还以为这会儿你已经到了。你爸爸想早点出发，周末的交通状况可不太好。”
“我搞砸了，”帕蒂说，“很抱歉。”
“那么，你能明天一早赶到那里吗？宴会明晚才开始。”
“我会尽全力的。”帕蒂说。
此时，乔伊斯已在州议会任职三年。如果接下来她没有向帕蒂一一列举所有即将聚集在莫鸿客向一桩婚姻致以崇高敬意的亲朋好友的名单，没有大加渲染她的三个弟弟妹妹是多么热切地期盼着这个周末，而当祝福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又让她（乔伊斯）感到多么的荣幸，那么或许帕蒂会拼尽全力赶到莫鸿客。然而，事实是，听着妈妈的滔滔不绝，一种奇怪的平静和确定降临在帕蒂身上。芝加哥飘起了小雨；充作窗帘的画布被风吹起，密歇根湖的味道和混凝土被雨水打湿后好闻的味道飘了进来。当一贯的怨恨消失，帕蒂用一种全新的冷静眼光审视自己，她意识到即使她缺席父母的周年纪念，也不会给任何人造成伤害。事已至此。她看到自己几乎就要自由了，迈出这最后一步让她感觉糟透了，不过并不是不好的糟糕，如果这个说法不会让人觉得自相矛盾的话。
理查德打来电话时，她正靠窗坐着，闻着雨水的味道，看着一间废弃已久的工厂屋顶上的杂草和灌木被风吹得弯了下去。
“真是抱歉，”他说，“我一小时内赶回去。”
“你不必着急，”她说，“反正已经太迟了。”
“可派对明晚才开始。”
“不，理查德，明晚是晚宴。我应该今天就到那里的。今天下午五点。”
“糟糕。你在开玩笑吗？”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我脑子这会儿有点乱，我没怎么睡够。”
“好了，无所谓。你完全不必着急。我想我现在要回家了。”
她的确回家了。她将她的行李箱从楼梯上推下去，接着是她的拐杖，然后在霍尔斯特德街拦了一辆吉卜赛人开的出租车，之后先坐一辆灰狗巴士到明尼阿波利斯，然后转另外一辆到希宾。吉恩·伯格伦德此刻正躺在一家信义会医院里奄奄一息。午夜已过，希宾市中心的街道上空空荡荡，气温华氏四十度左右，大雨倾盆。沃尔特的面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红。巴士站外，在他父亲那辆一股臭烟味的油老虎汽车里，帕蒂双臂环住他的脖子，大着胆试了试他的接吻技术，满意地发现他是个接吻好手。
第三章 自由市场促进竞争
在提到帕蒂的父母的时候，自述人希望，抱怨甚至公然指责的口气流露于字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