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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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没有太多可说的。她接受了两次手术，第二次是为了处理第一次造成的感染，之后她就成了一名熟练的拐杖使用者。她妈妈在她第一次手术时搭飞机赶来，由于她对待医护人员的态度就好像他们都是些智力可疑的中西部乡巴佬，帕蒂不得不一再替她道歉，此外，只要乔伊斯不在病房，她还得表现得格外友好。而当事实证明，乔伊斯对医生的不信任或许是正确的，帕蒂大为失望，但直到第二次手术的前一天，她才把要再动手术的消息告诉她。她让乔伊斯安心留在纽约，不用再飞过来，她身边有一大堆的朋友可以照顾她。
沃尔特·伯格伦德从他母亲那里学会了如何悉心照顾生病的女人，他利用帕蒂长时间的行动不便，重新插入了她的生活。帕蒂做完第一次手术的那天，沃尔特抱着一盆四英尺高的小叶南洋杉出现在病房，说她可能更喜欢盆栽植物而不是活不了几天的鲜花。之后，除去周末回希宾帮父母干活，他几乎每天都挤出时间来看望帕蒂，并很快以他的友善赢得了她的运动员朋友们的喜欢。当中那些相貌平庸的姑娘对沃尔特听她们说话时的专注度大为欣赏，说还没有哪个男孩像他这样不计较她们的长相。凯茜·施密特，帕蒂最聪明的朋友，声称沃尔特的才智足够让他进最高法院。女运动员世界里来了这样一个人人都觉得可以自然放松地与之相处的男孩，这实在是件新鲜事，在学习间隙，大家一起在休息室里鬼混，仿佛他也是女孩中的一员。所有人都看得出他疯狂地爱着帕蒂，所有人，除了凯茜，都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
凯茜，如之前提到的，比其他人更为敏锐。“你并没有真正爱上他，是吧？”她说。
“可以说是，”帕蒂说，“但也可以说不是。”
“那，你们俩还没有……”
“没有，我们什么都没做过。我可能不该告诉他我被强奸过。我说了之后，他变得怪兮兮的。变得格外……温柔……体贴，还有难过。现在他好像在等着我的一份书面许可，或者说等着我采取主动。可我现在拄着拐，有心无力呀。感觉就像我身边跟着一条非常友好、训练有素的小狗。”
“这可不怎么好。”凯茜说。
“是啊，确实不好。但我也没法赶他走，因为他对我好得不得了，我也的确喜欢和他聊天。”
“你有点儿喜欢他。”
“没错。或许比有点儿还要更多些。但……”
“但是你没有为他疯狂。”
“完全正确。”
沃尔特对一切都感兴趣。他仔细阅读报纸和《时代》周刊上的每一个字，等到四月，帕蒂可以半自由活动了，他又开始邀请她一起去听演讲，看艺术电影和纪录片，这些原本是她做梦都不会想到要去做的事。不论是因为他的爱，还是因为受伤为她创造出了大把的空闲时间，总之，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透过她的运动员外壳看到了她的内在光芒。尽管她觉得除了体育，自己对几乎所有知识领域的了解都比不上沃尔特，但她还是感激他让她知道，她其实是个有自己的想法的人，而且她的想法可以和他的不一致。（这点和伊丽莎形成鲜明对比。如果你问伊丽莎美国的现任总统是谁，她会笑一笑，说这个她可不知道，然后就将另一张唱片放入她的立体音响。）沃尔特的脑袋里装满了各种严肃而独特的见解——他痛恨教皇和天主教会，却赞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希望这可以促使美国更好地节约能源；他推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认为美国也应该采取类似措施；与三里岛核事故相比，他更关心汽油的低价格和开发高速轨道交通系统的必要性，说后者将会使客车绝迹，等等等等——而帕蒂则喜欢大力赞同他反对的事情。她尤其喜欢就女性的屈从地位和他争论。学期快要结束时的一个下午，两人在学生活动大楼一边喝咖啡，一边就帕蒂的原始艺术课教授进行了一番难忘的对话。帕蒂用赞许的口气向沃尔特描述了该教授的讲课内容，对她认为他个性中欠缺的部分给予了巧妙的暗示。
“呸，”沃尔特说，“听上去又是一个满口谈性的中年教授。”
“哦，他讲的都是些和生育有关的雕塑，”帕蒂说，“如果我们能找到的五万年前的雕刻品都是和性有关的，这可不是他的错。而且他长着一把白胡须，单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可怜他了。我是说，你想想看，他站在讲台上，试图大谈特谈‘今天的年轻女性’和性的话题，你知道啦，我们‘瘦巴巴的大腿’什么的，他知道他让我们不舒服，也知道自己长着白胡须，上了年纪，而我们都还，你知道的，很年轻。但他还是忍不住要说那些话。我觉得那真是不容易。自己忍不住让自己出丑。”
“可那些话多冒犯人！”
“而且，”帕蒂说，“我想他可能确实喜欢粗壮的大腿。我看多半就是这么回事：他喜欢石器时代的审美。你知道啦，就是肥胖。他如此醉心远古艺术，真让人感动，还有些令人心碎呢。”
“但你难道不觉得被冒犯吗，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
“我可没有真的觉得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
“难以置信！”沃尔特说，脸都涨红了，“你不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吗？”
“这个嘛，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
“但是，你之所以能来明尼苏达大学，就是因为你拿了运动员奖学金，换作五年前，这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你能来这里就是因为有女权主义的联邦法律。你能在这里就是因为有《教育修正案第九条》。”
“但第九条说的不过是基本的公平而已，”帕蒂说，“如果有一半学生是女性，那么她们就应该得到一半的体育拨款。”
“这就是女权主义！”
“不，这是基本的公平。因为，比如说，安·梅耶斯，你听说过她吗？她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熊队的明星球员，刚刚和NBA签了约。这太荒唐了。她只有五英尺六英寸高，还是个女孩。她永远没机会上场的。与女人相比，男人天生就是更出色的运动员，且将永远如此。这也是为什么看男子篮球的观众要比看女子篮球的多上一百倍——在体育上男人能做的事远远超过女人。想否认这点是愚蠢的。”
“可是如果你想当医生，而他们不让你进医学院，因为他们更愿意录取男学生呢？”
“那当然也不公平，不过我没想当医生。”
“那你想做什么呢？”
因为她妈妈一直不懈地鼓励女儿们要有了不起的事业，也因为在帕蒂看来，她妈妈不是个合格的家长，或许正是这种欠缺，使帕蒂想做个家庭主妇，做个出色的妈妈。“我想住在一栋漂亮的老房子里，生两个孩子，”帕蒂说，“我想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妈妈。”
“你也想同时有自己的事业吗？”
“抚养孩子就是我的事业。”
他皱皱眉，又点点头。
“你看到了，”她说，“我不是个有趣的人。我不像你其他朋友那么有趣。”
“你大大地错了，”他说，“你是个非常有趣的人。”
“哦，你这么说，真是太好心了，可我觉得这不怎么讲得通。”
“我认为是你太小看自己了。”
“恐怕你对我的看法不够客观，”帕蒂说，“我打赌你连一件能证明我有趣的事都举不出来。”
“好吧，首先，你有体育才能。”沃尔特说。
“运球、运球，的确有趣。”
“还有你思考问题的方式，”他说，“你觉得那个讨厌的教授让你感动，让你心碎。”
“但你不同意我这个看法！”
“你谈论你家人的方式，你讲述关于他们的故事的方式。还有你远离他们，在这里开创属于自己的生活。所有这些都非常有趣。”
帕蒂之前从未和如此明显地爱着她的男人相处过。当然，他们当时真正谈论的其实是沃尔特将手放在帕蒂身上的欲望。随着和他一起共度的时间越来越多，她越来越意识到，尽管她不够好——而且也许正是因为她不够好，因为她有着近乎病态的好胜心并且容易被不健康的事物吸引——她确实是个相当有趣的人。而沃尔特在热切地坚持着这点的同时，也无疑使他自己在帕蒂眼中变得有趣了起来。
“如果你这么认同女权主义，”她说，“那为什么你最要好的朋友是理查德呢？他对女性不是不怎么尊重吗？”
沃尔特脸色一沉。“的确如此，如果我有姐妹，我一定不会让她和理查德碰面。”
“为什么？”帕蒂问道，“因为他不会善待她？他对女人不好吗？”
“他并非有意那样做。他喜欢女人。只不过他很快就会厌烦。”
“因为我们女人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因为我们只不过是物品而已？”
“他没有这么政治化，”沃尔特说，“他赞同男女平等。但对他来讲，那更像是一种瘾，或者说是他的种种瘾之一。你知道，他父亲是个大酒鬼，而理查德不喝酒。但其实这和在狂欢之后将酒柜中的酒全部倒入下水道是一回事。这就是他对待他觉得厌倦了的女孩的方式。”
“听上去很可怕。”
“是的，我尤其不喜欢他这一点。”
“可你依然和他做朋友，尽管你是个女权主义者。”
“你不能仅仅因为朋友不够完美，就不忠于他们。”
“那当然，可你得努力帮他们改善。你得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
“你就是这么对待伊丽莎的吗？”
“好吧，你说得有理。”
两人再次说上话时，沃尔特终于用电影加晚餐的约会模式邀请了她。结果电影还是免费的（这就是沃尔特的典型作风），是一部名叫《雅典恶魔》的希腊语黑白片。他们坐在艺术系的电影院里，周围都是空座位，等着影片开始时，帕蒂聊起了她的暑假计划。她打算和凯茜一起住在凯茜父母在郊区的房子里，继续她的物理治疗，并为下赛季复出作准备。出乎意料的是，在空荡荡的电影院，沃尔特突然问她愿不愿意住理查德的房间，因为他正要搬去纽约。
“理查德要搬走了？”
“是的，”沃尔特说，“纽约是一切有意思的音乐的诞生地，他和赫雷拉想重组他们的乐队，试着在纽约发展。而我的房子还有三个月的租期。”
“哇，”帕蒂小心地调整着她的表情，“我可以住他的房间。”
“如果你住进去，那就不再是他的房间了，”沃尔特说，“那将是你的房间。那里离体育馆很近，我想这总比你从伊迪纳搭车要方便得多。”
“那么你是在邀请我和你同住喽？”
沃尔特脸红了，避开了她的眼睛。“显然你会有你自己的房间。不过，当然了，如果你想一起吃晚饭或者一起玩，那就再好不过了。我想你可以信任我，我会尊重你的私人空间，但当你想要有人陪伴的时候，我也会在那里。”
帕蒂盯着他的脸，努力想理解他的意图。她感到：（一）被冒犯；（二）听到理查德要搬走了，很难过。她几乎要建议沃尔特最好先吻她，如果他想要邀请她和他同住的话。但是，被冒犯的感觉如此强烈，以至那一刻她不怎么想被亲吻。就在这时，电影院的灯暗了下去。
自述人记得，《雅典恶魔》讲的是一名戴着牛角框眼镜的温和的雅典会计，一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看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报纸头版，文章标题为“雅典恶魔在逃”。街上的雅典人立刻开始对他指指点点，追赶他，就在他快要被逮捕的节骨眼上，一伙恐怖分子，也可能是罪犯，救了他，他们误以为他就是他们的恶魔头领。这伙人有个大胆的计划，像是去炸掉帕特农神庙之类的，主人公一再解释说他只是个温和的会计，不是什么恶魔，可这伙人如此迫切地需要他的帮助，而城中的其他人又如此狂热地想要把他杀死，最终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他摘掉眼镜，摇身变成他们无所畏惧的领袖——雅典恶魔！他说：“好吧，伙计们，咱们要这么干。”
看着电影，帕蒂在那个会计身上看到沃尔特的影子，想象着他也像剧中人那样摘掉眼镜。后来，当他们在韦肖餐厅吃晚饭时，沃尔特将这部电影理解为一则寓言，认为它暗喻了战后希腊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向帕蒂解释说，美国需要在东南欧找到北约伙伴，所以长期支持那里的政治压迫。那个会计，他说，其实只是个普通人，可以代表任何一个最终接受自己的使命、加入到反对右翼压迫的激烈斗争中的人。
帕蒂在喝酒。“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说法，”她说，“在我看来，电影讲的是主人公之前从未真正活过，因为他过于负责任，过于怯懦，对自身的潜能一无所知。直到他被误解成雅典恶魔。虽然在那之后，他只活了几天，但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