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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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在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压力之下，“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托洛茨
基分子”都被清除出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领袖阿纳斯塔斯·卢
多因“左倾”被枪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奠基人之一、1944年从苏联流亡归来、并
在那儿抛掉了昔日幻想的拉扎尔·冯多，就在英国军事委员会的眼皮下被活活打死；
政治局委员穆斯塔法·格日尼希由于和“资产阶级”团体共同组建统一反法西斯战
线而被绞死。
由于战争的原因，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实际上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个分支组
织。同其他东欧国家秘密组织受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控制一样，阿尔巴尼亚的
秘密“侦察局’也受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严格监督。霍查越来越被来自他的对手
佐泽一方的威胁所困扰。因为佳泽任内务部长，领导“侦察局”，并颇受铁托的赏
识。1947 年5月，佐泽对九名有反南思想的人民议会成员进行了公审，所有人均以
“破坏活动”的罪名被判处长期监禁。在1947 年8月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的会议上，南共还同时作为阿共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四个月后，斯大林曾对吉拉斯
说过：“你们应当吞掉阿尔巴尼亚，而且越快越好！”
1948年的苏一南冲突，帮助了霍查从住泽手中的夺权行动。当苏联顾问离开贝
尔格莱德的同时，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军官们就来到了地拉那。铁托与莫斯科反目之
后，霍查立刻将全部南斯拉夫工作人员驱逐出境，并立即向自己的对手发难。佐泽
竭力自救，并企图用向苏联表忠的方式脱离危险，但一切于事无补。他和他的支持
者都被抓了起来，而内务部的交椅也被亲苏的梅赫梅特·梅胡夺去。梅胡接手以后，
在苏联国家安全部顾问的帮助下，对所属人员进行了清洗并改组了“侦察局”。经
过“侦察局”五个月的审问和拷打，佐泽和他的支持者“供出”了详细内容。1949
年3 月，梅胡来到莫斯科，与苏联共同讨论了两个月后将要开始的、对“科奇”佐
泽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公审的准备进程。佐泽供认，战争期间，他被英美谍报机关
招募；他还供认，英国军事委员会首脑曾在1943年对他说，铁托是英国间谍，他参
与了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阴谋的制订。1949年7 月，佐泽以这些臆造的罪名被
判处死刑。
对佐泽的公审，拉开了苏联国家安全部在东欧大部分国家组织的系列公审的序
幕，当然，公审的对象是那些现实的和虚拟的铁托同情者。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
铁托都以伟大的异端者与托洛茨基同时驰名。但与托洛茨基不同的是，在与苏联国
家安全部斗争五年之后，他不仅毫发未损，甚至还成了胜利者。
第十章 冷战·斯大林时代
（1945－195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中，美国开始被
称为“主要对手”。40年过去了，当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伦敦充当间谍头目时，这种
说法仍在流行。战前英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主要目标，但战后它在世界舞台
上的影响削弱了，1945年以后便退到了第二位。
在二战期间、英国人和美国人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欧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事之
中，因而俄国情报工作遇到的阻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小（苏联人断言：从那时起
英美就已热衷于搞冷战）。战争一结束，莫斯科总部就遇到了新问题。说来也怪，
英美情报机构的成员大批复员了。1945年9 月，杜鲁门总统决定整顿美国战略情报
局，这使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失去了大批渗透到“主要对手”内部机密岗位上的谍
报人员。1947年中央情报局成立后，苏联的情报工作只得从零开始，而且打人中央
情报局要比打人战略情报局难得多。 英国战后也整顿了情报部和特别行动机构，
“整”走了彼得一斯莫利特和詹姆斯·克拉格曼，他们都曾是这两个机构的高级官
员。斯莫利特再次化名为斯莫尔克，回到日内瓦干起他记者的老本行。而克拉格曼
复员后恢复了他军人、共产党员的身份。后又成为一名编写党史的官民。英国大批
情报人员复员，使苏联失去了在军情五处的唯—一名间谍和在情报处的两名间谍。
经过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批准，安东尼·布兰特也离开了军情五处。他战时的两
位上司，安纳托里·戈尔斯基和鲍里斯·克罗托夫（从1944年夏天起）曾在报告中
不断提到，每月提供上千份文件使他身心紧张，疲惫不堪。战争结束前夕莫斯科断
定，让布兰特在情报五处继续留任要冒很大的风险。国外处处长菲京，1945年秋在
布兰特的个人档案中写道：“该情报人员在战争期间承担了异常艰巨的工作，以致
蝉精竭虑，应该让他休养5—10年。”
1945年10月，布兰特离开军情五处，以名画收藏家的身份回到艺术界，之后又
成为库尔托德学院的院长（自1947年）。在这种紧张的双重生活中他却表现非凡。
布兰特曾对自己的同事罗伯逊上校说过：“向俄国人提供军情五处人员姓名使我感
到很愉快。”
菲京似乎有意让利奥·朗接手布兰特的秘密使命。战争期间布兰特是他的上司。
但朗从隶属国防部的军情十四处调到了英国监督委员会，去了德国，成为主管侦察
的第二把手。1946年，布兰特推荐他到五处去任职，但选拔委员会看中了比他略胜
一筹的另一个候选人。此后朗便摆脱了这类使命，并表示不愿同莫斯科总部建立固
定联系。总部对朗拒绝合作的解释是：一方面，布兰特不能做他的上司，另一方面
是朗家庭生活的变故。朗娶了一个共产党员作妻子，这次婚姻后来失败了。现在他
再次结婚并且被家庭所累。 在总部断断续续交给布兰特完成的一些任务中，包括2
－3次德国之行，目的就是从朗那里取回情报。
像大多数在战争中招幕的情报人员一样，克恩克罗斯也退役了。同菲尔比不同，
从1943年他离开布列奇利园；到百老汇大街的情报机构参谋总部工作之后，就没能
同从事机密工作的同事建立起联系。情报机构政治侦察的头目戴维·弗特曼（曾经
在二战最后一年领导过克恩克罗斯）认为，克恩克罗斯为人乖僻，又好惹事生非。
但是克思克罗斯并没有像布兰特那样在苏联侦察工作中退居二线。战后他又回到了
财政部并继续每月向上司鲍利斯·克罗托夫提供情报，“五杰”中的另外两名，盖
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林则曾在另外一个权威机构——白厅一一英国政府中担
任要职。1946年，伯吉斯成为盖克托·马克纳尔的助手，此人当时是战后工党贝戈
政府的外交部长。同时，麦克林也恢复了自己作为驻美大使馆一名诚实的年轻外交
官的清白名声。虽然如此，苏联向英美情报机关的渗透仍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由于
战略情报局的大整顿，总部在华盛顿实际上已没有身居高位的情报来源，而特别行
动机构被撤消、布兰特离开军情五处、克恩克罗斯离开情报处，使总部在伦敦也只
剩下一名出色的情报人员——金·菲尔比。他也许是“五杰”中最棒的一员，或许
也是克格勃历史上最有天才的一名间谍。金·菲尔比是在情报处工作的情报人员中，
唯—一名在战后因工作出色而获得奖励的间谍。 除了在英、美情报机构中失去了主要情报人员外，战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还
经历了两起在北美发生的间谍叛逃事件，及一次发生在土耳其的叛逃企图。1945年
10月，伊丽莎白·边特丽开始向联邦调查局提供有关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行
动的情报。她的叛逃，使联邦调查局第一次仔细研究了切姆伯斯提供的有关战前苏
联间谍活动的证据。尽管对边特丽和切姆伯斯指控的大多数情报人员，都没有收集
到足以把他们送上法庭的确凿证据，但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来说，他们已变得毫
无意义。1949年，菲尔比来到了华盛顿，这使得莫斯科总部开始安下心来，因为在
此之前，莫斯科一直担心联邦调查局会搜集到足够的证据，并对边特丽小组提起宠
大的诉讼。被边特丽和切姆伯斯出卖的4 名主要情报人员中只有涉及埃尔德热·希
斯的案子被受理。他离开美国国务院后，于1947年初成为卡纳基基金会主席，1950
年，他因被指控犯有伪证罪被判处5 年监禁。加利·德克斯特·怀特离开了美国财
政部，1945年成为国际基金会主席。他向国会主管监督反美活动的委员会提供佐证
之后不久，于1948年夏天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曾任多诺万将军私人助手的敦坎·恰
普林·利和佛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助手的洛奇林·卡里则先后移居海外。
同伊丽莎白·边特丽一样，1945年9 月伊戈尔·古琴科在渥太华的叛逃同样是
对苏联情报工作的严重打击。9月5日晚，他曾去过《握太华日报》编辑部和司法部，
被告之次日凌晨行动。但第二天没有任何人出面帮忙，古琴科带着妻子孩子在邻居
家度过了整个晚上。直到半夜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人破门闯人他的公寓，警方才
赶来救援。1935年上任的加拿大首相麦肯齐·金格对可能发生在自己国家首都的间
谍活动，比富兰克林总统还要掉以轻心。事发之初他简直不相信会如此。即便最后
被说服，他仍为苏联在战争期间针对自己的盟国搞间谍活动深感惊奇。他在日记中
写道：
“我边口述文稿边想着离这里仅隔几幢房子的苏联大使——那就是阴谋的策源
地。大战期间加拿大竭尽所能帮助俄国人，巩固加俄友谊，而俄国人竟一直把对我
国进行间谍活动作为他们的工作之—……令人震惊的是，这与身居政府、工业部门
要职的人之间竟有如此多的联系。”
除供出在加拿大的苏军情报总局间谍网外，古琴科还提供了苏联密码系统的资
料、有关埃尔德热·希斯和加利·德克斯特·怀特间谍活动的补充情报、以及有关
阿兰·南·梅伊的情况，这些情况在1946年把阿兰送上了法庭。他还对一个化名为
埃利的英国情报人员表示怀疑，但这人一直没被发现。直到1981年，戈尔季耶夫斯
基被获准查阅克格勃有关埃利的个人档案时才弄清，这人便是列奥·朗。
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叛逃未遂事件使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行动遭受重
大损失， 其程度不亚于伊丽莎白。边特丽的叛变在美国带来的损失。1945年8月27
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土耳其活动的二号头目，以副领事身份为掩护的康斯坦
丁·沃尔科夫提出要面见英国副领事佩奇。佩奇没有答复他。9月4日沃尔科夫登门
拜访， 要求为自己及妻子提供政治避难。 这次他的愿望实现了， 并得到5万英镑
（相当于1990年的100万英镑） ，作为回报，他供认了在总部国外局英国部工作时
曾搜集重要的个人档案、文件及其他情报。他断言，二战期间苏联主要间谍中，有
两名在英国外交部，还有7 人在英情报机关任职，而且，其中一名在伦敦英国反间
谍部门担任头目。沃尔科夫坚决要求不要通过无线电、而通过外交信使向伦敦报告
他的变节行为，因为早在两年半以前，伦敦同英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的无线电密码
就被破译了。
9月 19日，菲尔比从伊斯坦布尔来的外交邮件中得知沃尔科夫的所作所为，并
为此感到十分惊恐，因为邮件中提到了“反间谍组织中的某个领导”，也许真的言
中了，就是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写道：“那天晚上，我工作到很晚，形势需要
刻不容缓采取非常行动。”毫无疑问，“刻不容缓”的行动指的就是同鲍利斯·克
罗托夫的会面。这是菲尔比一生经历的最危险的时刻。因为沃尔科夫的叛逃很可能
获得成功，否则的话，古琴科就不会在两星期前在渥太华叛逃得手。显然，沃尔科
夫再走运一点就会挖出菲尔比，给这位“五杰”之一以沉重打击。不幸的是，驻伊
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正在休假，而临时代办先生鄙视间谍活动。没有把此事通知情
报处的地方头目西里尔·梅奇里，而此人一定会懂得沃尔科夫的重要性并会帮他达
到西方。
与菲尔比会面后不久，9 月19日，克罗托夫向总部汇报了沃尔科夫的企图。一
天后，土耳其驻苏领事馆就给两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专家”签发号护照，两
人以外交信使身份赴土。9 月22日，伦敦的苏联情报机构决定，沃尔科夫事件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