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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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与不愿意公开真实身份的鲁迅直接通信的动因，就在于他对于　《狂人日记》的热烈崇拜。在此之前的《新潮》1卷4号中，傅斯年已经发表落款　时间为1919年3月10日的《一段疯话》，从而成为在现代文学史上公开肯定鲁　迅小说的第一人：“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　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　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　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　能，不管大家愿不愿意，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　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我们　应当敬从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　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
傅斯年与同学康白情、俞平伯，此前曾经一起听过周作人讲授的《欧洲文　学史》课程。在《新潮》1卷5号中，傅斯年对于周氏兄弟所表现出的是全方位的　积极响应。他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写道：
《每周评论》的第十一号里，有仲密先生的一篇《思想革命》，我看了很受　感动，觉得他所说的都是我心里的话。……至于我所谓新旧未定家，就是唐俟　先生所谓“理想经验双全家，理想经验未定家”。这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他们既　不会耕命发挥自己的主义，也决不会拼命反对别人的主义^只会看风使　舵。……由此看来，白话文介壳的发展，顺着时势的迁流，几年以内总会有点　小成绩，可以无疑了。
然而白话文学内心的命运却很有问题。白话文学的内心应当是，人生的　深切而又光明的表现，向上生活的兴奋剂（近来看见《新青年》五卷六号里一　篇文章，叫做《人的文学》，我真佩服到极点了。我所谓白话文学内心，就以他　所说的人道主义为本〕。这真难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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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所谈的文学革命，当然不专就艺术一方面论^若是就艺术一　方面而论，原不必费此神力^当然更要注重主义一方面。文学革命第一声　炮放去，其中就有一种声浪说道：灭信仰，造信仰；灭道德，造道德；灭生活，造　生活。所以据我看来，胡适之先生的《易卜生主义》、周启孟先生的《人的文学》　和《文学革命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是文学革命的宣言书。……
总而言之，真正的中华民国必须建设在新思想的上面。新思想必须放在　新文学的里面。……只取抬高人生的文学，凡抬高人生以外的文学，都是应该　排斥的文学。
这篇文章中的“仲密先生”和“周启孟先生”，就是《思想革命》、《人的文　学》的作者周作人。“唐俟先生”就是鲁迅。在这一期的《新潮》中，傅斯年还把　周作人发表在《每周评论》的新诗《背枪的人》、《京奉车中》予以转载，并且专　门以“记者”名义写下“附记”：“我们应该制造主义和艺术一贯的诗，不宜常常　在新体裁里放进旧灵魂……所以现在把《每周评论》里的这两首诗选入，作个　榜样。”
在同一期刊物的《随感录》中，傅斯年还挺身而出替隐身化名从事写作活　动的周氏兄弟冲锋陷阵说：
《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我固　不能说他们的文章就是逼真托尔斯泰、尼采的调头，北欧中欧式的文学，然而　实在是《新青年》里一位健者。至于有人不能领略他的意思和文辞，是当然不　必怪。果然我今天在上海一家报的什么“泼克”上，看见骂他的新教训，说“他　头脑不清楚，可怜！　”……
像这位署名“记者”的新教训真是驴唇不对马嘴：若是把他原来的两次骂　人画，一次骂废汉字的是狗心，一次骂某君崇拜外国偶像，而且“轻佻”、“狂　妄”……等等，和鲁迅先生对他作进步的美术家的要求一则随感录（见《新青　年》六卷一号八唐俟先生批评他的一则随感录（见《新青年》六卷二号〉，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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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这一段新教训，就真好看了。只可惜我们《新潮》没有这些闲钱。鲁迅先生　对他作进步的美术家的要求，碰了　一鼻灰；唐俟先生对他那画里说的读罗马　字时，全是外国狗叫不以为然，他就说“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可　怜〉。他这心理原好分析，一则是不愿长进，不愿作有思想的讽刺画，只要作无　理性的骂人画；二则是^或者^维持他们贵“泼克”骂人的专利；三则是　不肯服气（就是他们贵报所说的“怙恶”；）。但是负气还有什么效果呢？他既然　没有什么道理说，我现在当然也没有什么道理驳^况且我是局外人。
然而我觉得唐、鲁两位先生也不免多事。……画春宫的以为春宫是美术；　打脸谱的以为脸谱是美术，由他以为美术去就是了。
“泼克”是英语？11&的音译，是英国民间传说中喜欢恶作剧的小妖精的名　字。1919年1月5日，沈泊尘在《时事新报》的《泼克》星期图画增刊中，发表攻击　谩骂钱玄同的六幅讽刺画，其中有这样的文字说明：“某新学家主张废弃汉　字”；“然习罗马文又苦于格格不入，乃叩诸医生问焉”；“医生请以罗马犬心易　其心”；“其新学家易心后试读罗马拼音，人聆之则居然罗马犬吠也！　”
针对沈泊尘的人身攻击，署名“鲁迅”的《随感录四十三》和署名唐俟的　《随感录四十六》先后给予反击。笔者曾经在《周氏兄弟与〈新青年》一文中，　专门就此事进行过考证，其结论是：署名“鲁迅”的《随感录四十三》其实是周　作人的作品；署名唐俟的《随感录四十六》才是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的作　品。有趣的是，以“局外人”身份在《新潮》1卷5号中为周氏兄弟冲锋陷阵的傅　斯年，到了若干年之后反而变成周作人笔下的一名小丑。
四、从新潮社到北新书局
1919年12月16日，傅斯年、俞平伯等人离开北京，经上海赴欧洲留学。随　后，罗家伦、徐彦之、张申府等人也先后离京或出国。从2卷1号起《新潮》再也　没有按月出版。继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人之后接手新潮社的正负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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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已经在《新青年》杂志中功成名就的北大教授周作人。
1920年10月28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往大学，四时至公园赴新　潮社常会，六时散。得新刊月报一份。”在这极其平淡的一行字中，所潜藏的是　周氏兄弟后半生的经济命脉。
在随后出版的《新潮》2卷5号中，刊登有孟寿椿以记者名义发表的《本社　纪事》，其中介绍了这次“新潮社常会”的来龙去脉：
本社最初仅发行新潮杂志一种，自经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全体社员议决　（见二卷二号纪事〕，即积极为扩充成一学会之预备。发行丛书，筹备基金，均　有成效。于是在京全体社员于本年八月十五日，开会议决正式改成学会，并备　函通知各地社员。^
自经八月里的大会议决恢复编辑部干事部旧制后，当即通函京内外社　员，请即照章选举主任编辑及主任干事各一人。截止十月二十八日止，寄回的　选举票快都齐了　；适值社员徐子俊、张申府两君将有欧洲之行，周作人君新加　入本社，于是在京全体社员假中央公园开会’欢送张、徐两君，欢迎周君，并开　选举票。结果，周作人君当选为主任编辑，孟寿椿君当选为主任干事。嗣由周　君推定编辑四人，孟君推定干事六人。并将全体职员姓名列左：　编辑部主任编辑　周作人　编辑　毛准顾颉刚陈达材孙伏园　干事部主任干事　孟寿椿
干事　王星汉孙伏园高尚德宗锡均李荣第郭绍虞
这篇纪事的末尾，是“社务之经过及此后进行之方针”：“本社的杂志已出　两卷、丛书已出了四种〈第一种《科学方法论》；第二种《迷信与心理》，第三种　《点滴》，第四种《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以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及学术上的贡　献而论，也还有可观。杂志第一卷是已再版过的了　；第一种丛书《科学方法　论》，现正再版中。我们既受社会这样的奖励，当然要本着本社固定的旨趣，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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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奋斗下去。我们今后进行的方针，说是：‘注全力于社务之扩充及基金之筹　备，以完成由杂志改为学会之精神。’”
到了　1935年3月2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颇为动情　地介绍了新潮社的最后结局：“　‘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　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新　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　吹大擂的预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留给国内的社员的，是一　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和七千部《点滴》。创作衰歇了，为人生的文学自然也　衰歇了。
查《新潮》目录，1922年3月出版的最后一期即3卷2号是所谓的“一九二　〇年名著介绍特号”。由于蔡元培的《孑民先生言行录》上下两册和周作人翻　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点滴》上下两册大量积压，周作人接手编务的新潮社　在账面上出现负资产，从而导致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只能以自费印　刷的方式延期在新潮社出版。但是，从长远来看，正是由于这两部书籍的大　量积压为周作人的两名得力助手李荣弟（小峰〉和孙伏园，通过处理积压书　籍展现经营才干并实现原始积累，提供了绝佳机遇。据顾颉刚回忆，由李小　峰、孙伏园联合创办的北新书局的第一笔资金，就来自于此：“我参加了《新　潮》的发起和编辑工作。创刊时，主编是傅斯年。1919年底，傅斯年出国留学，　由罗家伦主编。第二年，罗出国，由我接编。我办了三期，因为北洋军阀政府　不发学校经费，学校便不能再给补贴，经费不足；再加上印了不少《新潮丛　书》一时卖不出去，积压了资金，才办不下去，停了刊。先后参加过《新潮》编　辑工作的还有孙伏园、俞平伯、周作人、康白情、何思源等。《新潮》停刊后，当　时主管行政财务的干事李小峰，把《新潮丛书》摆在家门口的地摊上卖，大概　卖了不少钱。后来他开了一家书店，取北京大学和《新潮》杂志的前一个字，　叫‘北新书店’。〃？
周作人主持新潮社的主要贡献，是继《新潮》杂志停刊后选编的一套“文　艺丛书”。其中的第一本是冰心的诗集《春水》。第二本是鲁迅译自盲诗人爱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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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诃的童话剧《桃色的云》。第三本是鲁迅的小说集《呐喊》。第四本是（：？女士　翻译的法国童话集《纺轮的故事》。第五本是孙福熙的散文集《山野掇拾》。第　六本是李小峰翻译的丹麦童话集《两条腿》。第七本是周作人译的诗歌小品集　《陀螺》。第八本是冯文炳的小说集《竹林的故事》。第九本是李金发的诗集《微　雨》。这九本书后来都由北新书局经销，日益壮大的北新书局也因此成为周氏　兄弟版税收人的主要来源。
傅斯年出国留学之前始终没有与鲁迅见过面。按照鲁迅日记的记载，两　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是1927年2月8日，也就是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的第21　天。傅斯年第一次拜访鲁迅之后的第三天即2月10日，鲁迅“被任为文学系主　任兼教务主任，开第一次教务会议”，学生辈的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傅斯　年成了鲁迅的直接上司。
鲁迅与傅斯年的合作并不愉快。1927年3月1日，顾颉刚在日记中谈到傅　斯年来信请他到中山大学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且在信，表示　说：“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顾颉刚对此表现出的是各行其是、息事宁　人的态度：“我性长于研究，他性长于创作，各适其适，不相过问可已。
3月5日和13日，鲁迅两次邀傅斯年吃饭；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得到缓　解。傅斯年在3月下旬致电顾颉刚：“彼已去阻，弟或亦去校，派兄去京坐办书，　月薪三百，函详。”意思是说鲁迅反对聘顾颉刚出任历史系教授，傅斯年为此　事提出辞职。由于邮局罢工，顾颉刚没有及时收到这封信，只好于4月15日赶　赴广东。“孟真告鲁迅后，鲁迅立时辞职，其党徒粘贴匿名揭贴，诬我为研究系，　孟真亦辞职。纷乱一星期，尚未解决。幸鲁迅党徒不多，中大学生开会结果，主　张三人皆留。”⑩
鲁迅日记中傅斯年与他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