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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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3年10月1日至11月18日，鲁迅大病一场。直到1936年病危之际，他 在写给母亲鲁瑞的家信中依然耿耿于怀：“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 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 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
1924年5月25日’鲁迅携妻子朱安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居。 同年6月11日，鲁迅在日记中隐晦地提到兄弟二人反目决裂以至于大打 出手的真实原因：“下午往八道湾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 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 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出。”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为“宴之敖”，意思是被家里 的日本女人驱逐的人。
1925年1月24日，鲁迅写作《风筝》，其中反思了对于“我的小兄弟”的“精 神的虐杀”：“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 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同年3月16日，鲁迅写作的《牺牲谟》发表，对于专要别人牺牲的“利己主 义者”予以嘲讽。6月29日，鲁迅写作《颓败线的颤动》；表现一个通过出卖肉体 养育女儿的老妓女，被女儿一家逐出家门的屈辱悲愤。11月3日，鲁迅以周作 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经历为素材，写作短篇小说《兄弟》，揭示了所谓“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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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怡”的不可靠。1927年4月3日，鲁迅在《铸剑》中用“宴之敖”命名小说中以绝 对包办姿态替别人复仇的黑衣人。
四、周作人的不懈攻击
1923年7月25日，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的“自序”里，再一次重复了绝交 信中的话语：“我平常喜欢寻求友人谈话，现在也就寻求想象的友人，请他们 听我无聊赖的闲谈。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是我还在寻 求^这是生人的弱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
到了 1924年6月，也就是兄弟二人大打出手之后，周作人写作《“破脚 骨”》。据当时寄住在八道湾的绍兴同乡章廷谦（川岛〉介绍，这篇文章是在暗 示鲁迅是个“无赖子”：“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 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 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⑦
在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同为《语丝》周刊精神领袖的鲁迅和周作人， 虽然没有恢复兄弟情感，却有过站在以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为首的“法日派”一 边并肩战斗并且配合默契的话语传奇。由昔日的《新青年》同人胡适、陶孟和、 高一涵以及陆续从欧美各国归来的北京大学教授王世杰、陈源、徐志摩、周鲠 生、李四光、高仁山、陈翰笙等人松散形成的“英美派”，成为周氏兄弟及其追 随者竭力攻击的目标对象。然而，随着鲁迅与许广平双双南下以及鲁迅的一 再左转，周作人对于同胞兄长所表现出的却偏偏就是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 恶毒攻击，与鲁迅婚外同居的许广平，更被他贬称为“妾”和“姨太太”。
1930年3月，周作人在《中年》中写道：“譬如少年时代是浪漫的，中年是理 智的时代，到了老年差不多可以说是待死堂的生活罢。然而中国凡事是颠倒 错乱的，往往少年老成，摆出道学家超人志士的模样，中年以来重新来秋行春 令，大讲其恋爱等等，这样地跟着青年跑，或者可以免于落伍之讥，实在犹如 将昼作夜，‘拽直照原’，只落得不见日光而见月亮，未始没有好些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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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 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 可笑，觉得这动物未免有点变质了。我想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 应该要求诚实，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⑧
1933年3月4曰，周作人又在致江绍原信中写道：“观蔡公近数年‘言行’， 深感到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即如‘鲁’公之高升为普罗首领，近又闻将刊行 《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⑨
这里的“蔡公”，指的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蔡元培。“普罗”即无产 阶级，是英语朽01过3论6的音译。所谓“高升为普罗首领”，指的是鲁迅充当了中 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情书集》就是即将由李小峰的北新书局以上海青光 书局的名义出版发行的《两地书》。在周作人看来，鲁迅出版《两地书》是“几乎 丧失理性”的一种表现。
与此同时，48岁的周作人自己，却偏偏像鲁迅一样以青光书局的名义编 辑出版了一本《周作人书信》，并且在1933年4月17日写给李小峰的“序信”中 再一次攻击鲁迅道：“没有办法，这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这又不是 宣言书，别无什么新鲜话可讲。反正只是几封给朋友的信；现在不过附在这集 里再给未知的朋友们看看罢了。……兼好法师尝说人们活过了四十岁，便将 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行年五 十，不免为兼好所诃，只是深愿尚不忘记老丑，并不以老丑卖钱耳。”
1935年7月，周作人在《谈文》中表示说：“我们常见智识阶级的权威平日 超人似地发表高尚的教训，或是提倡新的或是拥护旧的道德，听了着实叫人 敬服，可是不久就有些浪漫的事实出现，证明言行不一致，于是信誉扫地，一 塌糊涂，我们见了破口大骂，本可不必，而且也颇冤枉，这实是违反人性的教 育习惯之罪，这些都只是牺牲耳。”
同年8月，他又在《责任》中写道：“中国不患思想界之缺权威’而患权威之 行不顾言，高卧温泉旅馆者指挥农工与陪姨太太者引导青年，同一可笑也。” 1936年3月28日，周作人在《蒿庵闲话》中写道：“我对于文人向来用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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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纯粹的艺术家，立身谨重而文章放荡固然很好，若是立身也有点放荡， 亦以为无甚妨碍，至于以教训为事的权威们我觉得必须先检查其言行，假如 这里有了问题，那么其纸糊冠也就戴不成了。”
1936年10月18日，周作人在《家之上下四旁》中写道：“父母少壮时能够自 己照顾，而且他们那时还要照顾子女呢，所以不成什么问题。成问题的是在老 年，这不但是衣食等等，重要的还是老年的孤独。儿子阔了有名了，往往在书 桌上留下一部《百孝图说》，给老人家消遣，自己率领宠妾到洋场官场里为国 民谋幸福去了。”
上述话语中的“高卧温泉旅馆者指挥农工”、“智识阶级的权威”、“思想界 的权威”、“纸糊冠”等，都是鲁迅与年青一代的成仿吾、高长虹等人进行论战 时留下的典故。稍知文坛故事的人，都明白周作人影射攻击的是他自己的大 哥鲁迅。
最为不堪的是，在鲁迅去世之后，周作人的此类攻击依然持续不断。1944 年10月，周作人在《记杜逢辰君的事》中写道：“一个人过了中年，人生苦甜大 略受过，这以后如不是老成转为少年，重复想纳妾再做人家，他的生活大概渐 趋于为人的，……”同年12月，他在《十堂笔谈》中写道：“但是，说老当益壮，已 经到了相当的年纪，却从新纳妾成彖，固然是不成话，就是跟着青年跑，说时 髦话；也可以不必。”
直到1963年1月20日，晚年周作人还在日记中加写了一段跋语：“余与信 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情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兄弟皆多妻，遂多 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即 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尔。”
在对鲁迅的婚外情爱展开不懈攻击的同时，周作人对于鲁迅一再左转的 政治选择，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坛斗争，也一直采取含沙射影的攻击态度。1931 年12月13日，周作人在《志摩纪念》中借题发挥道：“我们平常看书看杂志报 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谎，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社会琐闻，不是 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其实大家也各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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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知识阶级的人挑 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屡见不鲜的事， ……假如是文以载道派的艺术家，以教训指导我们大众自任，以先知哲人自 任的，我们在同样谦恭地接受他的艺术以前，先要切实地检察他的生活，若是 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须得谨防上他的当。现今中国的先知有几个禁得起 这种检察的呢，这我可不得而知了。”
1935年4月，周作人在《〈蛙〉的教训》中写道：“有些本来能够写写小说戏 曲的，当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 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写不出来，这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 很可怕的教训。”
1936年7月31日，周作人在《老人的胡闹》中写道：“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 失，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 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虽曰不自爱惜羽毛，也原是个人的自由，但他既然戴 了老丑的鬼脸踱出戏台来，则自亦难禁有人看了欲呕耳。这里可注意的是，老 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 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趋时，一样 的可笑。……即我国的老人们亦宜以此为鉴，随时自加检点者也。”
1936年11月30日，周作人在《论骂人的文章》中，针对逝世不久的鲁迅以 及整个左翼文坛，另有更加恶毒的攻击：“鄙人记性不佳，文献匮乏，愧未能详 征博引，考其源流，但就所知说来，这个运动大约是始于成仿吾的诗坛之防御 战，……随后又听见‘剿’的口号，‘剿’的对面自然还有‘抚’，虽然这个名称没 有显明的听说过。这样，官骂便以一种新的姿态第二次出现于舞台上了。…… 相持不下，终究有个了局，如何了法其机密不能详知，大抵看《水浒传》可以知 道一点，如及时雨之率众推戴玉麒麟，归根结蒂仍是一种抚法，又是一种降 法，不过是极高妙的一种罢了。”
1944年12月，周作人在《文坛之外》中还有意思基本相同的一段话：“我有 一种意见想起来与时代很有点不兼容，这便是我的二不主义，即是一不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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喽罗，二不想做头目。……因为文坛上很是奇怪，他有时不肯让你不怎么样， 譬如不许可不做喽罗，这还是可以了解的，但是还有时候并不许可不做头目。 ……剿如不成则改用抚，抚如不行则改用请。单只不过不肯做喽罗的人这样 也就没有话了，被人请去做个小头目也还没啥，这一场争斗成了和棋，可以就 此了结。假如头目也不愿意做，那么不能这样就算，招抚不成之后又继以攻 剿，周而复始，大有四日两头发疟子之概矣。”
五、血浓于水的藕断丝连
在几乎所有的文坛斗争中，鲁迅一直是主动进攻并且战无不胜的优胜 者，只有在与同胞兄弟周作人互不点名的话语较量中，他才委曲求全地采取 了保守退让的态势。
随着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和《人间世》的相继创刊，周作人式的“以自我 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的“性灵小品”，一时间成为南北文坛的主旋律。强调 文艺作品的战斗性的左翼文人；是无论如何容不得这种“性灵小品”的。于是， 鲁迅在1933年8月27日奋笔写作《小品文的危机》，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周作人、 林语堂等人：“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 谓‘极期’（！^化化）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 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 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 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 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一年之后的1935年4月14日，鲁迅又在《“京派”与“海派”》中，更加明确地 批判周作人说：“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