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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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公园召集上述同人就陈独秀来信进行讨论，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上午　风。收《新青年》七卷六号二册，……下午至厂甸买杂志，往大学，又至公园赴　适之约，共议《新青年》八卷事，共十二人，七时散。
然而，陈独秀还没有看到北京同人的反馈意见，就独断专行地与群益书　社彻底决裂。在7卷6号即“劳动节纪念号”的封面上，自1卷1号起一直没有变　动的“上海群益书社印行”突然消失，只保留了“中华民国邮务局特准挂号认　为新闻纸”的竖排字样。接下来的8卷1号的封面上，用“上海新青年社印行”取　代了原来的“上海群益1？社印行”。关于此事，汪原放回忆说：
只记得陈仲翁认为《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　日出版）虽然比平时的页数要多得多，群益也实在不应该加价。但群益方面　说，本期又有辞版，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用纸也多得多，如果不加价，亏本　太多。
我的大叔两边跑，两边劝，无法调停，终于决裂，《新青年》独立了。
记得我的大叔说过：“仲甫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　了　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　无法再拉拢了。”
新青年社从群益书社分裂出来独立经营的启动资金，主要是自4卷1号　“复活”之后逐步积累的公共财产：每一期的编辑费连同北京地区的发行费，　以及由部分同人出资经营的《每周评论》周刊的盈余资金。随着新青年社在上　海正式成立，兼社长与主编于一身的陈独秀更加率性而为。8卷1号的第一篇　文章就是他自己的《谈政治》，其中点名批评了胡适的“不谈政治”。用胡适晚　年的话说：陈独秀离开北京南下上海之后“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新　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个‘编辑’的职务，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在上海陈氏又　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一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自第七　期以后，那个以鼓吹‘文艺复兴’和‘文学革命’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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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杂志可以发表文
章了。”⑩
五、《新青年》同人的利益分化
《甲寅》时代的李大钊，是章士钊“调和立国论”的奉行者。他在《新青年》　同人团队中所扮演的依然是相对宽容的调和角色，或者说是比较接近于蔡元　培的兼容并包精神的一个角色。1919年初，他在致胡适信中写道：“适之吾兄　先生：听说《新青年》同人中，也多不愿我们做《新中国》。既是同人不很赞成，　外面又有种种传说，不办也好。我的意思，你与《新青年》有不可分的关系，以　后我们就决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革新　奋斗。……我们大可以仿照日本‘黎明会’，他们会里的人，主张不必相同，可　是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我们《新青年》的团结，何妨如此呢？刚才有　人来谈此事，我觉得外面人讲什么，尚可不管，《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　顾。不知先生以为何如？　”⑩
《新中国杂志》的创刊时间是1919年5月，终刊时间是1920年8月，直接参　与创刊工作的胡适在创刊号中发表了译自契诃夫的小说《一件美术品》，以及　与陶孟和合译的《国际联盟组织法》。李大钊所说的“你与《新青年》有不可分　的关系”，充分肯定了胡适在《新青年》同人中不可替代的领袖地位。正是为了　维护〃《新青年》的团结”，胡适很快脱离了《新中国杂志》。
1919年9月16日，因散发传单被捕的陈独秀，在胡适等安徽同乡的积极营　救下出狱，随后便南下上海。对于失去经济来源的陈独秀（仲甫〉，胡适给予了　慷慨资助。10月11日，汪孟邹在致胡适信写道：“适之吾兄：九号讯已照悉一　切。划付仲甫五十元或照办，但中秋节后财政棘手已极，干枯异常。今日巳与　仲甫接洽，商后一星期日即行照付，他云可以，略后无妨。望勿为念可也。
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回上海之后，《新青年》杂志的政治色彩越来　越明显，陈独秀与北京同人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尽管如此，胡适依然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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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社中最为重要的大股东。1920年8月2日，陈独秀在致胡适信中写道：“八　卷一号文稿，我巳张罗略齐；兄想必很忙，此期不做文章还可以，二号报要强　迫你做一篇精彩的文章才好。我近来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　义一一原有的老子学说，印度空观，欧洲形而上学及无政府主义^底总汇，　世界无比，《新青年》以后应该对此病根下总攻击。这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　学的司令，非请吾兄担任不中。吾兄在南京的讲义，务请恳切商之南京师，特　别通融，给新青年社出版。可否乞即速示知。”
一个月后，陈独秀又在没有落款日期的另一封信中写道：“适之兄：我对　于孟和兄来信的事，无可无不可。‘新青年社’股款，你能否筹百元寄来？八卷　二号报准十月一日出版，你在南京的演讲，倘十月一日以前不能出版，讲稿要　寄来，先在《新青年》上登出。”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在致周作人信中写道：“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　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　寄来付印。”？
事实上，无论是胡适、周作人还是鲁迅，都没有把自己的著作交给新青年　社出版发行。胡适的《尝试集》和《胡适文存》先由北大出版部初版，然后交给　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再版。1920年8月，周作人经罗家伦之手在新潮社出版翻　译小说集《点滴》。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直到1923年8月才由新潮社初　版，连出版经费都是他自己垫付的。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把《呐喊》交给新青年　社。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显然是他们都不再看好新青年社的“金字招牌”，不愿　意把已经无偿奉献过一次的作品再次奉献。关于这一点，鲁迅1921年7月31日　写给周作人的书信可资证明：“好在《晨报》之款并不急，前回雉鸡烧烤费，也　已经花去，现在我辈文章既可卖钱，则赋还之机会多多矣。”@
1920年12月初，陈独秀致信胡适，抬头写着九位同人的名字“守常、玄　同、适之、孟和、一涵、慰慈、豫才、启明、抚五”。这是陈独秀第一次把鲁迅即　周豫才（树人〉的名字与《新青年》其他同人并列在一起：“弟日内须赴广州，　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人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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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俊三人。弟在此月用编辑部薪水百元，到粤后如有收人，此款即归望道　先生用，因为编辑事很多，望道境遇又不佳，不支薪水似乎不好。望道先生已　移住编辑部，以后来稿请寄编辑部陈望道先生收不误。四号报已出版，五号　报收稿在即，甚盼一涵、孟和、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来〖因为你们三位久无文
章来了〉。
胡适收信后，在信纸上写下两句批语：“请阅后在自己名字上打一个圈　子，并请转给没有圈子的人。适。昨日知《新青年》已不准邮寄。适。”然后把　信件交给其他同人传阅。
12月14日，陶孟和致信胡适：“《儒林外史》收到，谢谢。《新青年》既然不准　寄，就此停版如何？最好日内开会讨论一番，再定如何进行。”
随后的事实充分证明，胡适、陶孟和从欧美国家学习来的公幵透明的民　主议事程序，偏偏导致了《新青年》同人的彻底决裂，从中可以看出以“启蒙”　自居的《新青年》同人，既不十分“民主”也不十分“科学”的历史局限性。
六、“金字招牌”的内部争夺
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赴广东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临行之前在写给胡适、高一涵的来信中表白说：“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　都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　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　容，以后仍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　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　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　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很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很盼望诸君宜注意　此事。余言候到粤再谈。弟独秀十六夜。
这封信于1920年12月27日寄到与胡适一家同住在钟鼓寺14号的高一涵　手中。胡适见信后于1921年1月2日给陈独秀回信；提出三个办法：其一，听《新
《新青年》杂志的“复活”与终结I
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　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其　二，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　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　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　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　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其三，孟和说，《新青年》　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　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陈独秀收到胡适回信后，分别致信李大钊、陶孟和表达自己的愤怒情绪。　1921年1月11日，钱玄同把陈独秀来信转寄鲁迅、周作人兄弟，并且附上了自　己的意见：
顷得守常两信，附来信札三件，兹寄上，阅后，请直接寄还守常为荷。　初不料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照此看来，恐怕事势上不能不走　到老洛伯所主张的地位。
我对于此事绝不愿为左右袒。若问我的良心，则以为适之所主张者较为　近是。（但适之反对谈“宝雪维几”，这层我不敢以为然。〉①我们做了中国百　姓，是不配骂政府的；中国的社会决计不会比政府好。②现在社会上该攻击的　东西正多得很。③中国的该办人和皇帝一样的该杀。④要改良中国政治，须先　改良中国社会。⑤徐博士固然是王老七的令弟，但若使“五四运动”的“主人　翁”来做总统，也未必高明，因为他们的原质是一样的。……马克思啊，“宝雪　维几”啊，“安那其”啊，“德谟克拉西”啊，中国人一概都讲不上。好好坐在书房　里，请几位洋教习来教教他们“做人之道”是正经。等到略略有些“人”气了，再　来开始推翻政府，才是正办。以上所说，是我的意见。但也不愿就和仲甫去说。　姑且和两兄言之。……至于仲甫疑心适之受了贤人系的运动，甚至谓北大已　入贤掌之中，这是他神经过敏之？可以存而不论。（所谓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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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学两界人和事
的议论，大概就是邵力子、叶楚伧、陈望道等人的议论。〕试作一三段式曰：　研究系不谈共产；　胡适之和北京大学亦不谈共产；　故胡适之和北京大学是投降了研究系。　这话通吗？②
“老洛伯”即胡适，他在《新青年》4卷4号用白话文翻译过苏格兰女诗人八’　站7的诗歌《老洛伯》。“宝雪维几”是布尔什维克的另一种音译。“贤人系”　即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研究系。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此前在《改　造》（原名《解放与改造》）月刊宣传过社会主义，后来又对社会主义加以反对　和抵制，从而受到陈独秀等人的严厉批评。在《新青年》8卷4号中就有陈独秀　摘编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一组文章。
1921年1月20日，鲁迅按照钱玄同的要求致信李大钊。正在与陈独秀一起　从事建党活动的李大钊，收到鲁迅来信后于当天致信胡适：“适之兄：信已传　到我手。我因为昨天想到你那里去，好带给你看，故未传给他人。不意那位办　《北京晓报》的方先生到辛白先生处邀我去谈，所以未得到你那里去。前天见　了玄同，他说此事只好照你那第一条办法，但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我们要共　同给仲甫写一信，去辩明此事。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　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　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点醋意，真正讨嫌！起明、豫材的意见，　也大致赞成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