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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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维经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在中国翻译杨明斋陪同下来到中国，　计划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并组建革命组织。11月20日，维经斯基　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在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会谈。这是孙中山和他的年轻　妻子兼英文秘书宋庆龄，第一次与苏维埃俄国及共产国际进行直接接触。不　过，维经斯基连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当时选择的合作对象，首先是最具实　力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维经斯基会见孙中山，主要是想通过他去认识广东方　面的实力派军阀陈炯明，在他眼里，孙中山只是一位不切实际的梦想家。
共产国际内部最早提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是化名“马林”　的亨德立克斯“约瑟夫斯内夫利特丨马里。马林本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名　成员，1913年赴荷属爪哇岛从事革命活动，于1914年5月组建印尼共产党的前　身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从1916年开始，他指导东印度社会民主工党与当地　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教联盟实现“党内合作”。1920年，马林出席共产国际第　二次代表大会并且当选为执委会委员。1921年6月，他从莫斯科来到上海，直　接领导组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即中国共产党。
1921年12月10日，马林化名“西蒙博士”，根据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　于广泛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决议一“在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应联合资　产阶级民主派共同进行反帝运动，以争取更广大的劳动群众”一在张太雷、陈　友仁（尤金^陈）和李禄超的陪同下，辗转来到孙中山设在广西桂林的大本营。由　于双方都擅长英语，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主要是用英语进行的。在宋庆龄参加　的一次会谈中，马林提出的两点建议为孙中山接受：第一点是国民党要改组成　为一个联盟性质的政党，能够团结一切社会阶层（特别是工农〉的进步力量。第　二点是建立一支由革命党领导并忠于党的思想的新军并创办军官学校，在政治　上和军事上为这支新军培养军官。革命不要再依靠任何一个军阀。
1922年1月10日，马林根据他在桂林与孙中山会谈的内容，起草了《中国　的复兴和同俄国的关系》备忘录，希望在此基础上同孙中山达成组建统一战　线的协议。马林的建议虽然受到陈独秀等人的抵制，回到莫斯科后却赢得了　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1922年8月12日，马林以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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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与新任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一同来到北京，越飞在北京主持与中　国政府的建交谈判，马林赴上海指导国共合作。
在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的同时，越飞极力讨好有“爱国将军”之称的实力　派军阀吴佩孚，甚至打算以2000万美元担保贷款为代价收买吴佩孚及北京政　府。此举遭到1922年12月30日宣告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　政府与中国政府的一致否决。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为打破僵局，只好把希　望寄托于因遭受陈炯明部队的驱逐而回到上海的孙中山及其国民党。
1923年1月17日，越飞带着妻儿和秘书抵达上海。第二天，在孙中山、宋庆　龄位于上海莫里哀路29号的寓所里，孙中山与越飞进行第一轮会谈。1月26　日，会谈双方签署《孙文越飞宣言》。其中的第一项条款先由孙中山表态：“共　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接着是越飞的表态：“中　国最要紧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　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　国援助为依赖也。”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及由此而　来的在苏联共产国际指导之下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由此确立。
二、前往苏联的宋庆龄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在段祺瑞执政府为他提供的北京铁　狮子胡同11号行馆（今张自忠路23号）去世。作为孙中山的战友与伴侣，宋庆　龄自此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坚决奉行者和维护者。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率先在上海发起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清党”运动。　4月22日，宋庆龄同吴玉章、孙科、何香凝、董必武、林伯渠、徐谦、谭平山、顾孟　余、经亨颐、于树德、恽代英、彭泽民、毛泽东等40人，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候补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名义，联合发表《讨蒋通　电》：“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堕于蒋介石　之手，唯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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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局面下，从欧洲经苏联回国的前广东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成为武汉国民　政府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然而，汪精卫随后所采取的，却是与蒋介石南京政　府颇为一致的“分共”政策。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20　次会议，正式宣布“分共”决定。宋庆龄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而是在前一天以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公开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　的声明》：“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　是违背丫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　加。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　……当俄国还在沙皇铁蹄之下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倡导中国的土地革命　了。难道他是外国阴谋的工具吗？　”
7月17日，宋庆龄乘英籍太古轮船公司的航船，秘密离开武汉返回上海。　为了争取宋庆龄的支持，正在追求宋美龄的蒋介石，不仅一再发出函电邀请　宋庆龄参加南京政府，而且于7月25日派遣全权代表何应钦专程面谒，陈述　“欢迎其到宁之意”，被宋庆龄坚决拒绝。与此同时，远在莫斯科的苏联最高　当局也把宋庆龄圈定为极力争取的重点对象。8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　局在莫斯科开会，同意“拨给宋庆龄和叶甫根尼丨陈1万卢布用作赴苏联的旅　费”。②
8月22日，宋庆龄在上海《申报》公开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由于三　大政策使各种力量相互结合，国民党才能结束十年来广东的混乱局面，创建　了并供应了革命军队，大举北伐，……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　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　三大政策。”声明中还热情赞扬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　大的动力”。
当天凌晨3点30分，宋庆龄假扮成贫穷妇女，与美国记者雷娜「普罗梅乘　坐苏联总领事馆派来的汽车前往吴淞口，在那里乘坐苏联货船离开上海。同　行的有陈友仁、吴之椿以及10名苏联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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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宋庆龄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苏联驻中国　大使加拉罕、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以及新闻记者的热烈欢迎。宋庆龄在车站发　表书面声明说：“孙中山去世了，……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访问莫斯科，　所以我这次是代表他。……我们确信在未来的斗争年月中，苏联人民必须继续　给予我们援助。”
然而，宋庆龄的“苏联人民必须继续给予我们援助”的“确信”，并没有得到　苏联政府的积极回应。直到1981年1月12日，她才在写给传记作者爱泼斯坦的　书信中，披露了自己当年的困境：“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　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　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　革命小组……
1927年9月16日，雷娜在写给丈夫的书信中透露了大致相同的信息：离开　上海前，这些中国人充满期待，以为苏联人会资助他们成立一个流亡政府。“他　们拜访重要人物，我猜想，遇到的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温馨气氛。……现在清　楚了一再清楚不过^基金问题可不像在上海时所宣传的那么简单。我不　知道我们还会遇到什么……”
此前一天即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中国委员会　的经费中拨出4000美元作派遣费用，……叶甫根尼^陈、宋庆龄和邓演达在苏　联逗留期间的全部接待工作由叶努基泽同志负责”。④
早在汪精卫“分共”之前，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　政治部主任等多项重要职务，一度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邓演达，由于没有　得到来自苏联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充分承认和大力支持，在不能够利用　手中的权力及军队有所作为的情况下，只好留下一份《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　们》的书面声明，化装成检查电线的铁路工人秘密离开。他沿着铁路线从武汉　经郑州转陕西潼关；在那里赶上苏联顾问铁罗尼的车队并于8月15日抵达莫斯　科。两天后，邓演达作为苏联红军司令部的客人应邀在欢迎大会上作《中国革　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的长篇报告，把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原因概括为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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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第一，“左派的最大缺陷，就是由始至终无一个主要的具体的政纲”；　第二，“左派始终未曾准备和决心与右派决斗”；　第三，“太讲究上层的外交工作而不注意下层的充实工作”；　第四，“不努力于革命的武装力量的组织，……我们在过去犯了　一个疯　症，就是‘在老虎头上捉虱子’，就是说拉拢封建地主的军队去做土地革　命！！！“
作为结论，邓演达指出：“中国革命现在诚然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　的时期的历史意义是：劳苦的工农及城市的贫苦无产者，已经确实认识他们　一直到现在的联盟者的背叛，确实认识到一切倚恃等待都是怯懦的失败；只　有拿着在自己手里头的组织去和他们的敌人奋斗、战争，结果才能得着地狱　的出口，得着自由之路。”
关于自己的政治选择，邓演达解释说：“一九二七年六月底，因为整个的　武汉中央决心背叛革命，自己所担任的工作根据，一概被动摇破坏，因此唯一　的出路是做‘党的革命’。“
在苏联期间，斯大林一度要把邓演达扶植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以　建立新一轮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邓演达却以自己不是中共党员为由予以　拒绝，从而失去了斯大林的好感。
11月1日，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联名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　会的名义，公开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　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　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本委员会特本此意旨与全党同志之　希望，临时组织此行动委员会，……并临时行使革命之机能。”
执笔撰写“宣言”的邓演达，还没有真正“行动”起来，就变成中共留苏人　员的“敌人”。他应中山大学邀请，到该校作《中国的政治状况及今后的出路》　的报告，认为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巳完全被“封建的地主、投机的政客、病态的　教授、大资本阶级、买办官僚……所把持”，“我们应该形成新的力量，寻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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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道路”。为此，他公开表示：中国革命者应该分析他们自己的处境并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中华民族要　自求解放，共产国际只能提供友谊上的赞助，断不能将中国解放的任务，完全　听由共产国际摆布。
这样一来，邓演达不仅得罪了苏联当局，还引起在场的中共党员的强烈反　对，他们用开闭电灯和脚踏地板的方式表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邓演达很快　离开莫斯科到德国柏林从事政治及学术活动。
三、共产国际与宋庆龄
1927年12月11日，在驻广州苏联领事馆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张太雷、　苏兆征、叶挺、叶剑英、聂荣臻、周文雍等人领导发动广州起义。这次起义以张发　奎第四军的参谋长兼教导团长叶剑英及特务营营长梁炳枢掌握的正规军，以及　苏兆征等人领导的工人赤卫队为主力，很快占领了广州市区。起义军在攻克广　州市公安局大院后，宣告成立广州苏维埃政权“广州公社”，主席苏兆征〔张太雷　代理〉、人民外交兼内务委员黄平、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杨殷、劳动委员周文雍、　土地委员彭湃（赵自选代理〉、司法陈郁、经济何来、海陆军张太